秘密”。“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一章的内容旨在从社会文化的领域“复原”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原貌，揭示这一地区的社会运行机制。
山东运河区域位于山东西部，其文化类型以齐鲁文化为母体，同时又受到燕赵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在运河贯通之前，山东较少有异质文化的渗入”，但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以书院为例，唐朝山东首先设立了李公书院，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山东书院落后于江南，但在元代运河开通之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山东书院也迅速发展起来。运河书院具有明显官学化的特点，其主要内容也以考课为主，表明了这一地区精英主流文化的繁荣。
应该说，一个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新与繁荣归因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作者对民间信仰的考察与分析充分注意到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论著分别考察了金龙四大王、天妃信仰以及关羽信仰等三种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中的形成与传播。从作者的论述来看，这几种信仰都得益于运河而传播，是运河将那些原本不属于这一地域的信仰与当地社会结合起来。在这三种信仰“本土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间的互动：“金龙四大王是由官府率先提倡和竭力营造而成为神，然后普及到民间；天妃信仰则反之，它首先产生、流行于民间，然后得到官方的认可，才渐渐传播开来。”这两种信仰在山东运河区域形成与传播的途径阐释了地方社会自主性与自我保护的努力以及国家意识的无处不在。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互动的过程中接受着外力的推动与自身的变化。
民间信仰的习俗之所以被不断传承，本质的原因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生活是非制度化的，所以其不易被垄断。但生活习俗也会随社会发展而改变，运河的贯通导致了人们原本“织穑为生”、“尚俭崇朴”、“循规蹈矩”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民竞刀锥”、“靡然向奢”、“违礼越制”习俗与观念。对于这种变化，作者将社会变迁与人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实现了对山东运河区域人们社会生活习俗变迁问题的探讨，深刻揭示了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内涵。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王云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26。00元）
梁宗岱的完美主义诗译
刘志侠
稍为涉猎过翻译的人都知道，译诗难度最高，形到意及，只可偶得，更多时候需要越俎代庖，重组句子，重排韵律，有时甚至触动到内容，某些地方等于重新创作。
即使诗的作者自译亦难逃同样的命运，精通德、法语的大诗人里尔克讲述过一次创作经验。1924年，他撰诗祝贺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f－mannsthal；1874…1929）五十寿辰，从法文e d′abondance（“丰收角”，传统吉祥装饰物，羊角塞满花草、水果和麦穗，象征丰收）得到灵感，顺利完成一首德文诗。可是搁笔后，法文原词继续在脑海挥之不去，于是以法文重写一遍，原以为翻译过来便行，结果所得的诗句不仅不同，连主题都改变了。
译诗之难，可见一斑。然而诗歌特有的音乐节奏和美观格式，具有散文无法企及的魅力。因此很多人都不畏棘途，勇敢地上路。在中国翻译史上，梁宗岱（1903…1983）是其中一位先行者。如果说翻译家有成名作，那么梁宗岱的成名作就是法国诗人梵乐希（Paul Valéry，1872～1945，通译瓦雷里）的《水仙辞》，这是他在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游学法国时所译。当时西诗中译仍在萌芽阶段，有人硬译、直译，结果中文西化，如读天书；有人意译，文字流畅，但常常背离作者原意。处于两者之间的佳作难得一见。《水仙辞》此时出现，令人耳目一新。译者对原作如此心融神会，笔墨如此淋漓尽致，译到好处时，中法文浑然一体，令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位学习法文不过两三年的二十四岁青年之手。译文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文坛轰动。自此之后，梁宗岱乐此不疲。不过，数十年没有停笔，所得译诗却不多。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译不厌精，以“千锤百炼”来形容毫不过分。
1937年《文学杂志》一卷二期发表了梁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三十三首，最后两句译文是：
我底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视，
既然天上的太阳也不免瑕疵。编者朱光潜先生在后面加上一段“编者附注”：
末行原文为Suns of the world may stain when heaven'ssun staineth。译文省前半，如将后二句译为：
我底爱却并不因此向他白眼．
人间太阳会失色，天日还常暗。
似与原文较合。
编者拽作者的后腿，实属罕见。但他们两人是文学上的挚友，一见面便争论不休，这次不过从幕后转到台前而已。杂志出版后，有人打抱不平，认为梁译道出原诗含意，而朱译连“达”也未做到。
三十多年后，1963年5月至1964年3月，香港《文汇报·文艺》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题，分三十二期一口气连载了梁氏的一百五十四首全译。这两句译文，梁氏已经改为：
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
天上的太阳有瑕疵，何况人间！
在他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序言中，我们看到梁宗岱自订的译诗三原则：
1．严格选题：“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
2．深入理解：“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
3．译不厌精：“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
梁宗岱苦心孤诣去攀登译诗高峰，加上他天生的诗人气质，最后达到的境界是留在山脚下望山兴叹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的作品当年得到广大读者垂青，至今仍广泛流传，未来一定也不会被忘记。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6卷，刘志侠校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153。00元）
卿谋“三哭”
裴 伟
苏州才子唐伯虎（1470～1523），曾留下“三笑”佳话，而在150年后当地另一位才子有“三哭”的掌故，鲜为人知。
钱锺书《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收钱锺书1937年作的《石遗先生挽诗》：几副卿谋泪，悬河决溜时。百身难命赎，一老不天遗。竹垞弘通学，桐江瘦淡诗，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作者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以汤卿谋黄仲则为戒、卿谋湘中草卷六闲余笔话云人生不可不储三副痛泪……（第23页）
同书1938年《泪》中有诗句：“卿谋几副蓄平生，对此茫茫不自禁”。（第25页）
余英时先生在悼念钱锺书的文章中评：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
令钱先生动情的“汤卿谋”，到底何朝、何地人？
新发现的柳亚子先生写于民国肇造的一则书话《汤卿谋“闲余笔话”》，专门提及汤其人其事，特别谈及其与苏州文学家尤侗（1618～1704，字展成）的关系：“卿谋，吴中才士，与尤展成为性命交，一时瑜亮，无忝齐名，生当明季，时局日非，而两人又落魄不拘，辄发为文章，凄馨哀艳。别有一本《闲余笔话》，为卿谋小品，风味雅近《世说新语》，盖晋宋间人玉麈尾之余沈也。中杂展成语，成于卿谋夭折以后，不胜黄公酒垆、山阳邻笛之感，益足征两人交情之纯挚矣！卿谋闻威宗殉，悲不自禁，大临一哭，卒以哀死，而展成应胡清鸿博之试，感福临知遇之恩，至于倦倦不能自己。出处殊途，衷怀遂判。不知班、荆地下将何以为情也。《闲余笔话》刻于展成《西堂全集》，再刻于吴江沈氏《昭代丛书》别集，近东瀛有印本。1912年3月17日”（郭长海、金菊贞：《柳亚子文集补编》，第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查《明诗纪事》（清代陈田辑撰）第六册辛卷二十八、页三四六三有“汤卿谋简介”——“汤传楹，字子辅，更字卿谋，吴人。诸生，有《湘中草》六卷”，及其按语：“卿谋早擅才华，诗多绮语，亦有隽语，惜年仅二十五而夭折，未见其止”。《纪事》选汤诗4首，其中《新婚》一律为绮语：“日影和烟上画廊，双鬓悄立整罗裳。传来絮语欺鹦鹉，睡足脂痕晕海棠。扣领含羞留待束，搴帷匿笑不成妆。守宫的的争衾艳，未许人前理绣床”。
钱仲联教授主编《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版）“尤侗”条，《湘中草》六卷悉附《尤太史西堂全集》之后。
《湘中草》作者立场如此“特殊”，其著当然未能收入《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丛刊目录》载：《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种六十一卷附《湘中草》六卷，清康熙间刻本，集部，第129～130册。
由此看来，汤卿谋（1620～1644）真性情中人，他有时也忧国忧民，写诗寄愤，但大多数时间里，他向往的是风花雪夜的安乐：“风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韵士美人，犹为亲近”。住处在苏州城“馆娃里”，几间老屋，一院花木，他起名荒荒斋，写了一篇《荒荒斋记》，说明究竟——“然而室荒于外，腹荒于内，知我者，谓我荒斋中人；不知我者，亦谓我荒斋中人。既而叹曰，以荒士居荒斋，固其所也，何害。遂名之荒荒斋”。
在《闲余笔话》中，汤卿谋自说他的“哭话”：人生不可不具备三副眼泪：哭国家大局之不可为；哭文章不遇知己；哭才子不偶佳人。还谈到“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衰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未免有情，感均顽艳矣。然以情之最恶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
尤展成为他写的小传里，与上文有出入，说的是：“人生不可不储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尤侗：《西堂杂俎·汤卿谋小传》（卷上），第144页）
汤卿谋之哭，在江南影响巨大。如反映贺双卿文学活动的文献《西青散记》有：汤卿谋曰：“……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赵）凤岐……曰：“……吾则以一副痛泪哭失节之佳人。”段玉函曰：“佳人失节，思之亦必自哭；不自哭者，安得闲泪哭之？”（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二，第28－29页）
清末民初湖南龙阳有位诗人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自署忏绮斋，又自号眉伽、一厂居士等，光绪举人，曾被张之洞聘主书院经史讲席。“马关条约”签订后，上书请罢和议，反对割辽东、台湾，“揖盗于门内”。曾两赴台湾助刘永福抗战。庚子事变时，督江楚转运，此后在桂、滇、粤历任道台。辛亥革命爆发逃居上海，后去北京，与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后，被任为代理印铸局长。袁帝制失败，易顺鼎纵情于歌楼妓馆。
易顺鼎专门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他继承汤、尤的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强调“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联系易之行藏，与晚明卿谋等人一样——将“沦落不偶佳人”与“天下大事不可为、文章不遇识者”并列，但卒章显其志，在《哭庵记》中强调：“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
其实晚清举人顺鼎以母亡哭，未免矫情，何如晚明卿谋真诚坦率，乃真正的性情中人！
始诸饮食
段 炼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及家族制度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颇有趣味：
除父亲外，身教言传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外祖母张老太太……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
这一细节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让我想到幼年时，祖母也曾有过类似的教诲。不过，和张老太太的观点不同，祖母特别强调米饭的重要性。她经常在餐桌边说，无论在外边应酬，还是饭前吃过零食，抑或正餐时因吃菜太多不想吃饭……总之，一定要多少吃些米饭，“盖在（已吃过的东西）上面”——在她看来，只有这样，才真正“经饱”（耐饿）。
这两种“始诸饮食”的家庭教育，虽然在肉和饭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同样证实了何炳棣的感慨：“请问：有哪一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餐桌上的差异？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载《中国青铜时代》）中，通过阴阳五行之说，对中国古代的餐饭制度和饮食习惯的秩序进行了一番描述。他认为，从广义上说，“饮食”可分为“饮”（水）与“食”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论语》等先秦典籍中，能读到许多与此相关的句子。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又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这些描写证实了张光直的结论：“一餐饭最低限度应包括一些谷类食物（以粟为主）和一些水。”
如果沿着这一基本饮食结构往上走，走到“士大夫甚至王公的餐饭”，张光直认为，就需要在“食”与“饮”之外，再加上第三个范畴，即“菜肴”。这就是说，从狭义上看，“食”又可细分为“食、饭”（土）与“膳、羹”（火）两个部分，即饭或谷类食物与作为菜肴的肉类与蔬菜（即现代话的“菜”）。这一中国饮食方式的结构本质，从晚周直到今天一直未变。
显而易见，就菜肴部分而言，相对于蔬菜，肉食在中国的饮食体系中无疑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上所不必需的奢侈品”——这也正是张老太太对最后一块红烧肉情有独钟的根本原因。所以，张光直说：“在饭菜之间，饭较菜更高级（按，此处张说疑有误，似应为更低级），更基本。”
因此，中国人餐桌上饭与菜的搭配关系，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张力。从高端看，菜肉较饭食更加高贵，因此最后的红烧肉是由苦到甜的隐喻；从低端看，饭食较菜肉更加朴实，所以最后的米饭成了基本生活保障的象征。对此，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在各处都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饭’与‘菜’之间的对照。多半的穷人主要吃米（如果吃得到的话）或其他谷类食物为主食，而吃菜吃得很少。菜只是配饭的……但即使是富家的小孩，如果他们肯多吃饭也是会被称赞的。”
正是这种餐桌上的实用理性与灵活机制，使得中国的父母既遏制了小孩对菜肴的尽情享受（如吾乡方言所说：“菜是咽饭的”），也实现了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