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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变异与变化》，徐大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3。00元）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
聂永华
记得几年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中的两句歌词家喻户晓：“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者，天下人心向背，爱憎臧否也。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这实际上是生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衍化于秦汉以后的“民本”思想的通俗表述。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似乎成了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尺度，民众权利主体资格和政治诉求的终极凭借。它给统治者带上了一副“紧箍咒”，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利益的“保护伞”。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两周时期，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探索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衍变的历程，追问其间的微言大义，从而为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提供借鉴，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保国著《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积极努力。著者以“忧天下，探世变”的拳拳之诚，踏上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清流探源的艰辛历程。作者认为，从萌芽到转型，两周民本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构成一个明晰的单元，故而全书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从商周政权的转移谈民本思想的萌芽，从春秋民人地位的提高谈孔子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战国政治空间的开放谈民本思想的百花齐放，从封建集权的确立谈民本思想的工具化改造。这样做，就清晰地展现了民本思想在两周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完整的印象。
关注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探讨两周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本书着力所在。而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两周民本思想犹如一颗宝石，只有拂去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长期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才会熠熠生辉。全书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按照时代顺序，将两周民本思想置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源辨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新出土的帛书、简牍中，由文献的爬罗剔抉，从而阐幽显微，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
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于此著者提出了一些富于新意的独到见解。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作者认为，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考察民本思想的兴起，以《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典籍为据，客观而全面地显示时代思潮概貌。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著者对战国儒、墨、道、法诸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著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礼赞。著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著者设《民本思想的转型及其与集权政治的整合》一章，通过对“霸道”的胜利和战国中后期“势利主义思潮”的分析，探讨“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所改造整合的过程，认为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民本思想也逐渐向集权靠拢。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据笔者所知，在著者的学术规划中，一部《中国民本思想史》正在筹划中，其中将有更为深入而精到的探究，笔者期待这一巨著早日面世。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可谓一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全书以两周时期民本思想渊源为线索，既有民本思想的生成与衍变，又有学者的论说和治者的实践。显然，著者在以两周民本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庞大学术计划的开篇之作时，不是着意在写一部民本史，也不仅仅满足于把历史现象和事实准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在此基础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心态，运用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原理，对民本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衍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全书提供给读者的既有知识，又有思想，还有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未尽之言。
还要提及的是，全书虽然资料引证丰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行文清新流畅，呈现出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王保国著，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0。00元）
探讨山东运河社会变迁的动力
吴 欣
近年来，有关区域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早年学界对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微观”研究是否具有“宏观”通史意义的疑惑渐次逝去，因为区域史研究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人们在可操作层面上加以了细致的阐释，而且它使得以抽象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本土化，并因之成为一种新的学术价值观。但现在的问题是，区域史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对区域的特性或典型性进行概括与归纳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是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的剪切并不具有真正学术创新的价值，只有挖掘出地域本身的发展脉络与内在动力才能使区域史研究更具研究意义。王云著《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就是在运河与山东的空间交叉点上，在明清两代，向我们提供了山东段运河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也揭示了运河区域社会的内在发展脉络。
明清时期，自永乐朝重浚会通河后，运河作为疏通南北的通道，其作用较前朝更加重要，而运河流经山东近千里，这就使得山东在运河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学界此前对这一地区研究大都只限于宏观性的描述或理论性的说明，而《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一书的研究主旨在于探讨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形成这种变迁的历史动力。论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运河的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二是商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三是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
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五百多年发展史的考察，描绘出了这一地区从荒僻到繁荣再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轨迹。在这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过程中，借助丰富的民间文献资料，作者系统的揭示了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动力性问题，即运河的疏通以及国家漕运政策给这一地区以强大的外力，在这种外力的推动下，社会自身原有的经济与文化积淀被充分激活。社会内部的产业结构、人们的生活观念、社会习俗都发生了部分改变。由于过多的借助外力，使得这一地区并未形成自身的发展优势，伴随着运河淤塞与国家漕运的衰落，曾经的繁荣也随之而去。从功能的角度看，论著本身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区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经验，而且对如何实现自身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个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势必有其异于他者的人文、自然环境、制度政策、生存契机等等。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运河的疏通，可以说其命运与运河的兴衰紧紧相连。而这种兴衰又首先是以运河市场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从总体看，作者借鉴了美国学者施坚雅“区系级序”的理论，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者的论述并未止于此，而是给予这个网络以更加细致化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被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将明清时期的运河区域与之前该地区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是市场网络在明清时期存在的现实，更应该明了是什么在元明易帜后导致了市场网络的形成？例如，在中心市镇的叙述中，作者谈到了南阳镇，这个在元代以前仅有12人的小村，在元至顺二年开通的会通河上成为一个水闸所在地，到明朝中期已经发展成为镇，到清代，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往来的漕船、商船频繁，贸易兴旺，逐渐成为四方客商的中转站，时有“小济宁”之称。在作者对一个个处于具体级序的城镇进行的历史性描述中，网络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结构，而成为有着鲜活内容的实体。
其次，市场网络是不断变化的，作者关于商帮问题的引入就深刻地揭示出运河山东区域市场网络得以巩固的外在原因。“一方面市场网络的形成为各地商帮搭建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平台，另一方面，商帮的活动又使这一新兴的市场网络得以巩固，二者共同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目前有关商帮的研究成果很多，作者将各商帮集中在运河山东区域各级商业城镇中进行比较分类研究，在他们势力消长的过程中，在与当地社会的冲突与融合中，揭示了这一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在脉络。
最后，市场网络的经济功能还在于它逐渐引发了运河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促使这一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为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显然，运河流经的鲁西地区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型经济，手工业不太发达，明清时期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巩固促进了这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仅以竹木加工业为例，山东历来不产竹子，但明清时期北上的漕船带来的大量竹子大多被卖到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丰富的竹源促成了临清等地竹器加工业的繁荣。除此之外，诸如烧造业、酿造业、皮革加工业、丝织业等等也在发达的市场网络中兴盛发展，并随着市场网络的解体而趋于萧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带来了运河地区经济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对研究者而言，透过对各种文化类型、特征的研究，更能理性的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社会运行法则与内在秩序的“秘密”。“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一章的内容旨在从社会文化的领域“复原”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