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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于哈佛）
三
中译《蒯因著作集》共六大卷，以《从刺激到科学》结束。奎因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已是87岁高龄。这使我感慨万分：奎因的学术生命很长，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令我崇敬和钦佩不已：奎因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哲学家。
我国学界有一种现象，许多学者的学术生命似乎会逐渐衰竭甚至会突然中止。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固然可以解释像金岳霖等老一辈学者，但是在今天却很难说通。我们经常看到的表述是“诱惑”和“浮躁”，它们似乎说明了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对此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和追求。没有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奎因那样长久的学术生命。没有对学术正确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不可能取得奎因那样的成就。
什么是奎因的生活方式一个美国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哈佛大学教授在退休的时候有一个仪式：学校会有一些老师来听他的一堂课。这个仪式比较正式，参加者衣冠楚楚。由于奎因是著名教授，因此在他1978年退休的仪式上来了许多人，包括哈佛大学的一些领导和知名人士。那个教授对我说：“你知道奎因讲什么吗他讲解上一堂课布置的逻辑习题！”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外界干扰，不为他人所动。如果说这个故事体现了奎因在课堂上的情况，那么他的著作集则反映出他在课堂以外的情况。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少数一两篇非学术研究的文章也是与学术相关的。
奎因是纯粹的哲学家。说他纯粹，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只限于逻辑和哲学。他的声誉是凭借他在逻辑和哲学上的成就，而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而且，他的成就是哲学这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哲学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比如一个人无论是自诩为物理学家还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绩的，而且他的成绩一定是得到承认的。但是不少以哲学家自居或被称为哲学家的名人却得不到哲学界的认同。原因主要就在于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不属于或者主要不属于哲学领域。我常说，不要以为身在哲学所或哲学系，谈论的就一定是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有自身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既是学术的，也是专业的。专业决定了文字论述的范围，学术则要求文字的论述是研究性的东西。很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觉得这不过是对哲学理解的不同，他们总认为或希望哲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功用，对社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样的认识往往直接导致哲学在学术和专业上的削弱，而这样的希望常常会赋予哲学不恰当的社会功能。奎因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都会使外行人感兴趣”，他也看不出为什么外行人应该关注他“在哲学中所关注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哲学家们从专业意义来说并非特别适合”，“引起灵感和进行诱导”。我们应当努力促进社会平等，但是哲学家们“也并非特别适合于”这样做。他甚至明确地说：“智慧才是那种可能满足这些始终是迫切需要的东西：sophia（智慧）才是必要的，philosophia（哲学）并非必要”。这不仅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只有在满足温饱以后才来研究形而上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层次（其他层次与第一哲学）的区别，还是奎因关于专业的区别，都说明哲学有自己特殊的范围，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我不知道是奎因的这种看法导致他自己成为一位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由于他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才有了这样一种看法。但是我赞同他的观点，而且我相信，他的学术成就与他这种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用奎因的话说，这种哲学的特征就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逻辑，“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性质”。奎因是哲学家，也是逻辑学家，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现代逻辑的大量使用使分析哲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同时使哲学讨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这使许多人抱怨、质疑、批评、甚至反对分析哲学。但是奎因对这样一种哲学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在他看来，我们在哲学名义下所探讨的东西，有许多就是被我们看作是知识体系中“最技术性部分的那种东西”。奎因哲学以思想深刻和分析敏锐著称，许多著作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但是，理解他的著作的困难不在于语言方面，而主要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技术性，而且是很强的技术性。在他讨论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字书写流畅漂亮，特别是，他始终运用现代逻辑来探讨那些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的质疑，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著名假说，他做出的“真即去引号”的解释，他建立的“没有同一就没有实体”、“是乃是变元的值”等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充满了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和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如今这些理论成果已成为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和常识，但是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奎因哲学的实质是什么，他的追求又是什么。
我国学者接受西方哲学已有很长的时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许多内容，人们似乎也很容易接受，比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但是唯独对分析哲学，人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那么愿意接受。在我看来，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地说则有两个：一个在于对逻辑的理解，另一个在于对哲学的理解。缺乏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因而缺乏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缺陷，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没有认识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因而认识不到运用逻辑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对哲学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如何理解哲学，应该如何研究哲学，这其实也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问题。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变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若以人们可以普遍地谈论哲学为目标，那么在逻辑方面的高要求就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然而，真是到了人人都可以谈论哲学的时候，大概也就不会出什么哲学家，更不会产生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了。因此我同意奎因的观点，哲学家关心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关心的，哲学也并不是普遍需要的；而且哲学问题的讨论本来就是技术性的。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讨论哲学的方法上不断出现进步，哲学能够发展起来吗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奎因，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奎因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柏拉图，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柏拉图吗可能会有不少人说“能够”，可我的问题是：凭什么难道我们自己会比柏拉图更聪明吗是凭我们会用电脑了吗
（《蒯因著作集》，6卷本，涂纪亮、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8。00元）
凯恩斯的背影
黄成明
凯恩斯已经去世六十年了，在他去世时，哈耶克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这个世界没有他将变得更糟糕。”这个评价真是意味深长，到底哈耶克是说凯恩斯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更好，还是说凯恩斯身后由于对其不同理解而使世界更混乱，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数学与伦理学
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不到十岁就学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第一册，学会了解二次方程，并业余计算股票的价值，在顶尖的伊顿公学就学期间，凯恩斯在所有的重要数学竞赛中都独占鳌头，以至于在第三年被禁止参加习题竞赛。但伊顿著名的古典学者拉斯莫尔希望“这个讲究精确性的科学将不会干涸他对更具激励性和人性的主题给予深厚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关于‘安提戈涅’的小短文不像出自要专事数学的人。”（《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拉斯莫尔对这个学生的体察无疑是细致入微的。在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后，就开始向父亲表示他实在不想专攻数学，甚至告诉父亲，他认为数学是“最糟糕的学科”，他对它“厌烦至极”，凯恩斯对数学的厌恶与其说是兴趣的转向，倒不如说是他在思想成长中发现数学并不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问题后开始的新探索。在剑桥大学里，他选修了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1905年开始钻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最终将数学彻底地抛弃到一边。凯恩斯认为数学在检验思路时有用，但他绝不用数学来思考问题。他一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数学的推理总要依靠某些假定，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假定，一切都是自然呈现，因此，凯恩斯坚称，成功的经济学推理的基础是直觉与辩论能力，直觉可以选择出好的理论模式，辩论则可以说服人接受这种理论模式。
在凯恩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和之后都主导着我们之间的讨论话题，恐怕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早在就学剑桥的第二学期，他就去听了摩尔的伦理学课程。在数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从摩尔那里看到了解决的曙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伦理学的研究中去。在1906年1月17日给好友斯特拉彻的信中，他激动地提到：“啊！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现在，在一切问题上——甚至在次要特质方面我都完全赞同摩尔的观点……我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因而我在一瞬间对一切事情都看得相当清楚了。但是因为整个事情取决于以某种特定方式对宇宙的直观认识——所以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改变信仰，否则改变整个世界是断无希望的，而这在当前尚很难办到。”（《凯恩斯传》，R·F·哈罗德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第131页）在年轻的凯恩斯心中，信仰与直觉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凯恩斯已经在马歇尔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经济学，但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道德哲学，在1905年11月23日致函斯特拉彻时，他写道：“马歇尔一直缠着我要我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并在我的论文上写上赞赏的评语以促成这一目标。你认为这有干头吗我很怀疑。”（第135页）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对伦理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经济学思想。无独有偶，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才转向研究经济学，凯恩斯并没有接受其导师马歇尔的研究传统，反倒无意之中回到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
不可定义的概率
提到凯恩斯的重要著作，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但或许《概率论》才是最能代表凯恩斯思想原创性的著作。1904年，他在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这篇凯恩斯思想历程中承前启后的文章，源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已经包含了后来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这篇论文中，他反驳了摩尔的概率理论，摩尔对概率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凯恩斯认为概率是凭直觉来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提到的“直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观臆断，而是对事物本质的直接体悟。在190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概率’是不可定义的，我们不需要对它太过忧虑；它所具有的特性与我们许多最必要和最根本的概念有着相同之处。”（第145页）1914年以前，凯恩斯只对经济学有着断断续续的兴趣，他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上，不过他并不是从数学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1910年，凯恩斯决心完成《概率论》一书，并在当年夏天完成了《概率论》第一章，1912年，他完成了《概率论》一书中的大部分工作，这本书在1913年就已经付印，但到1921年才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充分表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反对将概率与频率等同起来，频率理论采用的是归纳法，根据这一理论，频率是事后发生结果的统计总结，而凯恩斯认为，频率可以作为概率推断证据的一部分，但并非概率本身，他主张把概率作为逻辑和演绎推理来理解，概率与信念度有关，与事后结果无关。《概率论》中的最基本命题是概率是不可定义的，由此得到的一个等价命题是，许多概率是不可计算的，书中全部论述都是在上述命题基础上阐发的。对概率的讨论涉及到一个本质问题：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是否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凯恩斯引入了“理性”这个概念，概率的不可定义并不意味着概率的不可知，理性能对概率有所推断，但凯恩斯也强调，对未来的期望可以是理性的，但往往也会有失望相伴，因为未来是未知的。
《概率论》出版以后赢得了许多赞誉，罗素认为“此书从总体上来说再怎么高的评价也不算过分”。然而，这本书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于拉姆齐。拉姆齐是个在哲学、数学中都表现出过人天分的青年，虽然当时他不过是剑桥三一学院的一个本科生。他在1921年10月的《剑桥杂志》中批评凯恩斯将知觉过程与概率关系混在一起，拉姆齐不认为客观概率能自动被人所感知，比如我们如何感知到天花痊愈的概率是四分之三拉姆齐承认概率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将对概率的主观信度看作打赌的比率，人们可以通过打赌的输赢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主观概率，最终与客观概率相一致。拉姆齐对概率的认识看上去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在当时与凯恩斯的辩论中，拉姆齐似乎是获胜的一方。
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概率已经是客观注定的，其余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有限次数的实验调整我们的主观信念来找到这个客观概率。在拉姆齐眼中，概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相互分离的，因此概率可以被精确计算，通过学习，主观概率最终可以和客观概率达到一致，然而，拉姆齐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归纳法能否引导我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