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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笔者在搜罗拜伦传记过程中，还曾购得一部台湾版《拜伦小传》。这部署“（日）小林旭日原著，戎耐婷编译”，台湾先见出版公司列入“风云人物系列”之十于1993年6月出版的传记，与大陆陈译本相比，印制质量是很好的，但除了没有钟敬文“中译本序”和戈宝权“丛书总序”外，惟一的“原创”内容就是有一篇介绍拜伦生平创作的短“序”而没有采用鹤见的原序，正文则与陈译本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这是什么原因，两个本子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就不便妄猜了。
最革命的面孔——叶利斯特拉托娃（A。A。Eлисистратва）《拜伦》，周其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这部传记根据叶氏1956年俄文版译出。据周夫人倪翰芳在中译本后记中介绍，这是周其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可见当时是最新资料）的译品，而且经过再三校订，已于六十年代初由出版社审校完毕，只是由于“文革”爆发而尘封，最终在译者逝世三年后的1985年出版。
叶氏《拜伦》其实也可说是学术姿态最鲜明的一种，严格说这是一部拜伦生活与创作的评传。它不像一般传记那样讲求文学性，追求生动有致的细节甚至戏剧性的情节，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拜伦思想、性格发展轮廓的追溯和勾勒上，通过对诗人生活创作中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作者的结论。全书分析多于叙述，论证繁复，资料翔实（如在介绍拜伦关注路德运动时，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这场工人运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常常结合俄苏文学历史和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论证（如别林斯基的论述、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等），这是其他西方同类传记所无法具备的优势特色和独家专利。叶氏对西方拜伦研究界的一些传统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著名的“东方”及“东方故事诗”等概念，叶氏并不认同。她认为，拜伦自己并未使用此类概念，且此类概念与英国传统意义也有差异，为此叶氏用“1813至1815年的‘反叛叙事诗’”来指称“东方故事诗”。作者还认为此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能算是典型形象（她甚至还避免使用“拜伦式英雄”的概念）。此外，本书对拜伦戏剧（具体说尤其是对他的历史悲剧）有一定篇幅的分析，这也是其他拜伦传记所欠缺的。
当然，革命性无疑仍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色。作者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加上传主本身的叛逆性和对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使得阶级性、斗争性等社会学概念在本书中获得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学术话语在文本分析中应该拥有的位置。本书把拜伦的带有叛逆性的作为统统上升为与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将拜伦在意大利、希腊的活动全部归入自觉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当然并不符合拜伦的思想认识实际。为了突出社会主题，叶氏很少涉及诗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回避了拜伦那些容易为人所诟病的人格缺陷，如几乎所有其他拜伦传记都要大量渲染的同性恋、乱伦、性格暴戾等毛病，书中基本不提。而情感世界尤其是爱情生活在诗人生活与创作中的比例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刻意回避，本书连诗人的爱情诗也无法切入研究了，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不足，它由此而带给读者的印象是拜伦几乎是个纯粹的政治讽刺诗人。不过话说回来，也正因如此，本书与其他几部来自西方的传记风格迥异，尤其是人民性（叶氏称公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其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固然产生了难以弥补的学术审美性的缺失，但在体现当时苏联学界的主体性、学术趣味和价值标准体系上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长期以来西方中心思想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的无意识的背景下，其原创性、独立性的言说尤显珍贵。而且这种研究路数在当时也是符合长期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中国学界的期待视野的。
其实，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一分册（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3年版）中，叶氏即承担了其中“拜伦”部分的撰写（见缪灵珠等译《英国文学史（1789～1832）》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从结构、内容、观点等方面比照，叶氏专著基本上只是对前者的充实（十九万余字，比文学史中的专章长了一倍）和学术格式上的规范，而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最精致的面孔——马尚德（Leslie A。Marchand）《拜伦》，台北名人出版社出版，林丽雪译，梁实秋主编“名人伟人传记全集”之50集
马尚德（1900～1999，又译作马肯德），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拜伦学者之一，权威的十二卷本《拜伦书信日记全集》总编。1970年，作者在三卷本《拜伦传》（1957）基础上推出一卷本拜伦传记《拜伦：一幅肖像》（Byron：A Potrait），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一方面是对三卷本传记的提炼缩写，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原书有些不够准确和清晰的地方作了调整、修改和补充。因此之故，在此基础上编译过来的中文版《拜伦》（未标明出版年份）是对马氏缩写本的再提炼，堪称名副其实的“精致”之作。
本书堪称精致的另一原因（同时也是本书另一大特色）是附录了近六十幅与拜伦生活、创作有关的资料图片，包括拜伦及家人、情人、朋友等的画像，拜伦庄园、手迹、墓碑等的照片。这给读者以丰富的感官印象。而与原作相比，中译本还结合传记内容在全书各处插入了十余幅插图，这些插图线条简单夸张，构思颇具漫画意味。如在介绍拜伦的剑桥读书生活时，书中就插入一幅拜伦牵着狗熊在校园散步的滑稽插图。我们从其他传记中都曾读到过拜伦为了表达对大学生活的不满而扬言要让他的宠物狗熊考牛津、剑桥的奖学金的故事，此图与之对应，既表现了拜伦的叛逆情绪，也形象地揭示了青年拜伦在大学时期生活的荒唐和混乱。
马尚德对拜伦人生轨迹的描述往往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处理。如对于拜伦1809年在获得上议院席位并出版《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之后为什么急于出国，很多拜伦传记似乎认为其中不存在什么值得追究的问题。然而，本书作者却认为：“他急着要离开英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因为，“他写给翰生先生（拜伦的监护人）的信中提到他并不是因为出版了那本讽刺诗，怕得罪人而要赶快逃出英国，‘但是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永远不想再回到英国来住。为什么——这是一个谜……’”（名人版，第40～41页）虽然本书未能揭开这个谜，但提出问题本身即已表明了作者的敏锐眼光和问题意识。本书对拜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焕发出来的崇高精神的关注，特别是对他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斗争实践活动的描述，在所有几个中译本传记中比例是最大的。作者通过较多篇幅的细致介绍，表现出了对这位拿剑的诗人的敬仰之情。遗憾的是在解释其动机时，作者难免仍落入了“个人英雄主义”说的窠臼。作者这样解释说：“拜伦向往做这些危险的工作，是另外有其原因的——他一方面想达到他早年崇拜英雄的想法；另一方面则感伤自己年华老去，不再吸引人，而渴望像他早年所崇拜的男女，很完美地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名人版第152～153页）难说拜伦没有这种心理，但如果无视拜伦天生的同情心、反叛精神及对意大利希腊等历史与现实的了解所激发的斗争欲望和勇气在拜伦最后岁月中的意义，则其解释将肯定是片面的。
本书中译本有一处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第74页有这么一段话：“这女子名叫克莱·克莉爱，她之所以会仰慕拜伦，是因为要向她的母亲示威。她的母亲玛丽·高文和诗人雪莱私奔，起初她也暗恋着雪莱，并引起母亲不安，如今她为了‘自谋发展’而找上拜伦。”如所周知，拜伦出国前，确有一女子主动向拜伦示好，并成为诗人在英国的最后一个情人。此女名Claire Clairmont（通译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本书译作克莱·克莉爱）。雪莱情人玛丽·高文（“高文”又译葛德文）是哲学家葛德文与第一任妻子所生，克莱尔则是葛德文第二任妻子改嫁葛氏前所生，因而玛丽与克莱尔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诚然葛德文一家几口人的关系因为户主的几次婚姻而有些错综复杂，但其他几种拜伦中文传记、马尚德传记原文及有关雪莱的传记等对这些女性的关系都是有一致而准确的介绍的。所以该中译本如此失误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它使得拜伦这张颇为“精致”的中国面孔出现了一丝瑕疵。或许这就是“编译”的代价？
最正宗的面孔——伊丽莎白·朗福特（Elizabeth Longford）《拜伦传》，杜若洲译，台北中华日报社出版部“传记文学丛书之十一”，1979年6月出版
莫洛亚的传记权威可信，叶氏作品长于社会分析和资料印证，也极具独特参考价值，鹤见的拜伦传记声情并茂，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有特殊影响。总之这些中译传记都有它们的价值和特色。但很长时期里，我们读不到来自诗人同胞所写的传记，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如果说拜伦的生前好友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的《拜伦传》因为产生时间早、资料不全、缺乏沉淀和分析等原因，以及由于将诗人生平介绍和作品混在一起而显得有点庞杂，因而导致中国译者不愿意花功夫译介给国人的话，那么英国当代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名传记作家朗福特（1906～2002）的《拜伦传》（1976）就算得上是一道正宗而较时鲜的英国本土产品了。
朗福特写过《维多利亚女王传》《威灵顿公爵传》等传记作品。在写出《拜伦的希腊》（1975）的基础上，朗福特创作的这部《拜伦传》虽然篇幅不长（中译本约十三万字），但由于本书创作时间相对较晚，且作者兼有文化与地域之利，所以本书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的。
比如作者介绍到，1864年英国曾给一些名人故居颁挂蓝色纪念牌匾，拜伦在伦敦霍尔斯街（Holies Street）的故居当时也享受到此荣誉，但事易时移，如今不仅牌匾不见了，就是拜伦故居也被拆除，除拜伦铜像至今犹存外，原地矗立起来的是一家壮观的百货公司。看来，保护传统文化和发展经济的矛盾并不只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啊。作者还介绍，1938年，拜伦棺柩曾如何被打开查看；1969年，拜伦如何终于为西敏寺所接受，在“诗人角”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等等，这些都是身处诗人祖国的传记作家提供给我们的零距离报道和贴身权威信息。
朗福特没有回避诗人与奥古斯塔的情人关系，但也没有在道德伦理层面作过多的纠缠，只是作客观的平实的叙述。对于同性恋问题，作者持同样的态度和写法，但她对剑桥男生约翰·艾德勒斯登（John Edleston）在拜伦心中“激发起一种‘激烈但是却纯洁的爱与热情’”的叙述，却比鹤见传记中关于“赛沙组诗”的“谜”一样创作动机的观点要明确。这自然与作者身处二十世纪后期时代发展、观念开放、社会对性生活价值取向趋于宽容的背景有关。
作者虽为女性，但她对拜伦妻子安娜贝拉显然并不同情，甚至还有相当的反感。这可从传记中对安娜贝拉如何接近拜伦、欲擒故纵的拒绝拜伦求婚、拜伦几乎放弃后她又主动写信联系（她捏造了一个拜伦的情敌刺激他）、最后受到暗示的拜伦第二次求婚，安娜贝拉终于首肯等等细节描写上可以看出。无怪乎作者在讲到拜伦被迫与妻子分居与流亡国外一事上的关联时说，本来，“他是天生的猎人，但是在这件婚姻里，他却成了被追逐的猎物。”（中华日报版，第94页）作者以此突出了安娜贝拉工于心计、理性至上、控制欲强等与拜伦性情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虽然语气客观，但读者的倾向性已经显露无遗。
在几个中译本中，朗福特本是惟一一部提到“希腊群岛”（中译名《哀希腊》）一诗的。《哀希腊》是《唐璜》第三章中的一首插曲，在诗中拜伦感叹希腊古今盛衰的巨大反差，对昔日英雄辈出、今日却臣服在异族压迫下的希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拜伦又正是牺牲在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所有这些，让二十世纪整整上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对这位诗人及其《哀希腊》产生了极大的兴味。可以说，《哀希腊》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是其他外国诗歌无法比拟的。因此，朗福特的这一内容（详见中华日报版第31～32页），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和审美期待。
本书还是惟一一部提到拜伦创作吸血鬼小说一事的中译拜伦传记。原来，拜伦1816年旅居瑞士日内瓦时，与雪莱及其后来的夫人玛丽（当时雪莱未与前妻艾哈丽特离婚，故实只能算是情人关系）、玛丽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克莱尔（拜伦在英国的最后一位情人）等人为邻。拜伦等四人在一次雨夜闲谈之际，商定各写一篇鬼怪的故事。但最终完成的只有玛丽，她写出了《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m Prometheus），这部著名的哥特小说后来还被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另两位当事人雪莱和克莱尔都退出了，拜伦则写了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后来被波利多利所窃用而写成了‘吸血鬼’。”（中华日报版，第107页）1819年出版的这部《吸血鬼》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哥特式小说。不过，本书没有说明的是，出版商为了谋求销量，还“窃用”了拜伦的名字，作品最早是以拜伦的名义在一种杂志上发表这部拜伦创意、波氏本人执笔的哥特式小说的。无论如何，波氏客观上替拜伦在哥特小说创作史上争得了一席地位，这也该算是他对自己曾经的雇主的一份报答吧。
尽管这五种传记各有特色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相比西方拜伦传记研究的丰富资源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中国拜伦传记译本如果仍然满足于仅有的五副面孔就显得单薄和迟滞了。或许不久以后再谈此类话题时，我们如果再要沿袭现在的命名思路，就需要将越来越可观的拜伦中译本唤作“拜伦的诸副中国面孔”了。我们期待吧！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读后
刘世南
由鄢烈山先生作序的《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但能令读者增加很多历史知识，而且针砭时弊，足以警惕人心。为了使此书更臻完善，我想提出几点意见和作者商榷。
第72页：“可惜王安石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于是凡是赞同他，同时也是他认为有能力的，不论处于哪一层次，都要破格提拔，韩绛、吕惠卿、苏辙等的升迁可以佐证。”
据我所知，苏辙并非王安石一派，他和其兄苏轼一样，是反对新法的。《宋史》卷三三九苏辙本传：“（辙）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王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苏辙反对。但青苗法还是推行了，中外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表示反对，“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