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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基里洛夫与纳乌莫夫之间不无呼应关系，二人却有根本区别：基里洛夫是关于自己的自杀思想的实行者；纳乌莫夫则仅仅是在鼓吹自杀而已，结果别人死了，而他活了下来。这与安娜与基里洛夫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从安娜到基里洛夫再到纳乌莫夫，可以说离“古典”越来越远，离“现代”越来越近。创造他们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跋绥夫，正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文学或俄罗斯思想的不同时期。当纳乌莫夫被问到自己为何不自杀时，回答：“我活着是因为我的思想比我本人更加强大！”并且说：“人有权利把思想推演到荒谬的程度，推演到残酷的程度、暴虐的程度，随便怎么样都可以！……有能力便去做，对您来说，这是唯一的法则！”这番话，也像是在形容阿尔志跋绥夫此前所写另一部小说《萨宁》里的萨宁。萨宁与纳乌莫夫都是毫无担当的人。不过萨宁更其恣意妄为，纳乌莫夫则只是个思想或言论上的萨宁。萨宁与犹太青年索洛韦伊奇克的一番交谈，可以视为整部《绝境》的雏形。当索洛韦伊奇克问：“可是难道不能为未来生活吗？哪怕是为了以后人间会有黄金时代……”萨宁断然回答：“黄金时代永远也不会有。”这时的他，简直就是纳乌莫夫的前身。萨宁宣称：“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任何人都不可能永生。只有那些在自己生活中已经看到快乐的人应该活下去。而痛苦的人死掉更好。”索洛韦伊奇克信念被摧毁了，自杀而死，就像《绝境》中的人物一样。对于萨宁和纳乌莫夫来说，既有的一切道德规范和思想模式均已丧失价值，无须继续遵从；他们称得上是“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出现之前所出现的“新人”。二十世纪迄今，此类“新人”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
《绝境》开篇就将书中一系列人物的自杀归咎于纳乌莫夫：“这个阴郁者的身影或许已经成了生活的负担，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诸多事件的演进中，他举足轻重。”然而又说：“而当你环视周围，便不能不发现，人类的任何意志都无济于事，既不能丝毫增加生活中已有的内容，对于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所萌生的东西也毫无助益，无论早晚，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然会导致难以逃脱的结局。”其间矛盾之处，最可留意。小说中第一个自杀的是少尉克拉乌杰，对他来说，“没有痛苦，但也毫无意义：开始新生活毫无意义，衣着毫无意义，吃喝毫无意义，说话毫无意义，思考毫无意义……并非厌倦了一切，而仅仅是因为——毫无意义。”他明确宣布：“我活不下去了，但不是因为他（指纳乌莫夫）所讲的东西……”这提示我们，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未必真的具有启示意义或终极意义。奇日一度是纳乌莫夫坚定的反对者，称得上是全书中对于未来的希望系于一身的人物，最终却也难免自寻绝路。所留遗言：“很好，我有信仰，我相信生活是美妙和壮丽的，但它并不属于我！……我的一切都完结了：我再也无法从此地逃脱，我既没有奋斗的力气，也没有抗争的欲望。……随便吧，让你们去活吧，但愿你们幸福，但愿自由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前景为你们敞开！……但我沉沦了！”可能更接近于作者自己对于“世纪末”或“黄金时代”之前的把握。也就是说，那些自杀者更属于这个年代“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相比之下，无论萨宁还是纳乌莫夫，毕竟还在赋予人生和世界以某种意义，无论这意义是“享乐”，还是“死”。《绝境》里剩下的活人，除纳乌莫夫外，还有一位“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老医生阿尔诺利基，“本质上比纳乌莫夫更糟”。当奇日问：“那您为什么不去自杀呢？”他回答：“我什么要自杀呢？我早就已经死了！”
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阿尔志跋绥夫并不是思想家，只是对于所处时代敏感到了病态程度，并把自己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而已。回过头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关于“人类存在的秘密”的话——这是有关俄罗斯思想最本质的概括，也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可以把从《萨宁》到《绝境》所描写的一切，理解为是对于人类“为什么活着”的“坚定信念”的追索过程。在这一点上，阿尔志跋绥夫与其他俄罗斯作家并无二致，只是更趋极端罢了。显然，他无意或无法为此提供答案，他笔下的所有人物，谁都不是楷模。
（《绝境》，阿尔志跋绥夫著，王榭堂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43．50元）
拜伦的五副中国面孔
倪正芳
文章如此命题似乎有套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的大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书名之嫌，但这“纯属巧合”。
话说自从拜伦生前好友、爱尔兰作家穆尔1832年为诗人作传以来，一百多年里，拜伦的传记可谓层出不穷。这也正常。因为传主毕竟是一位曾经名声显赫、影响与拿破仑比肩、生活创作及社会实践都特立独行的大诗人。而考据材料的增加，观照方式的转向，写作技术的更新，读者阅读情趣的改变，都赋予新传记写作以充足的理由。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口味未必与世界同步，胃口也似乎并不贪多求全，因而我们看到，中国引进的比较完整的拜伦传记是很有节制的，含台湾地区在内，迄今主要也只有区区五种，它们的引进及中译本面貌还因时代背景或民族伦理或译者审美方面的原因而多少打上了一些中国烙印，并使得它们各自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而这正是我们对拜伦的这些中国面孔略加端详（按原作出版年代为序）的兴趣所在。
最权威的面孔——莫洛亚（M。André Maurios）《拜伦传》，裘小龙、王人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作家传记丛书”之一，1985年1月版
莫洛亚（1885～1967）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从事英国研究的杰出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他的创作中又以传记最具特色，他被誉为传记文学这一体裁的创始人。人们普遍认为，《拜伦传》（1930）是莫洛亚所创立的文学传记体裁的第一个实际范例，他在其中倾注的心血也最多。这部书既有可读性，又具可信性，其中译本已成为中国拜伦研究界必不可少的权威工具书。
客观地看，这部传记确实内容丰富可信。全书近二十八万字，是所有中译本拜伦传记中篇幅最长的。为写此书，作者沿着诗人一生的行踪，从其伦敦的出生地到纽斯台德故居到欧洲的瑞士、意大利、希腊等地，一路考察发掘，由此可见其所下的“田野调查”功夫非同一般。书中立论也是较为客观笃实的，并不因为作者对传主的尊崇而在书中刻意回避掩饰什么、拔高夸大什么，并进而对拜伦的对立面贬抑、毁损什么。如在叙述到拜伦夫妻关系的破裂时，作者虽然对拜伦妻子安娜贝拉的工于心计和过于理性不满，但也没有回避拜伦性格的乖张、感情生活的不检点等给妻子带来的痛苦。对拜伦放纵情欲的事实，书中也有适度而正面的揭露。作者甚至没有否认诗人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和与剑桥男生爱莱斯敦的不正常关系。作者本意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为诗人恢复名誉，但他却没有因此而违背客观忠实性的传记写作原则，我们相信，如此写作，作者必定经受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抉择过程。但正因如此，作者写出了一部难以超越的“信史”，为此即使付出心灵上的一番煎熬也是值得的。丹麦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后期在他的名著《十九世界文学主流》中也曾大篇幅地介绍拜伦的生平创作（此部分内容曾由侍桁以《拜伦评传》为名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公司于1948年出版，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册也包含了同样内容，亦由侍桁译出。该册新译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由徐式谷等译），但他对拜伦的成就、影响和人格方面都有过分美誉之嫌，他更不愿意承认拜伦的乱伦、同性恋问题。实际上这只会让读者对作者结论的权威性打问号。
在莫洛亚看来，传记既要有历史的忠实性，也要有文学的生动性。他有意把自己的传记作品写得像小说一样曲折生动，令人读来爱不释手。因此，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本书有详有略，有叙有议，裁减适度，重点突出，结构均衡，对与传主有关的人物的命运、重大敏感事件的来龙去脉，均交待周详。本书还披露了大量有关拜伦的生活细节如他的运动游戏、娱乐休闲等。他练拳击，打板球，横渡赫勒斯滂海峡，声称让狗熊考奖学金，为爱犬写墓志铭……让我们看到在战士、诗人和浪子之外的另一个具有顽强生命意志、坚定精神毅力、优雅生活情趣的贵族拜伦，因而同时也是更为真实的作为“人”的拜伦。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莫洛亚《拜伦传》对拜伦诗歌创作未作深入的学术理论层面的分析，可能是其不够深刻的表现。而这就有点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书刚刚翻译过来时人们嫌它对拜伦作品思想性的分析“显得很不够”，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发掘也缺乏深度”（裘小龙：《拜伦传·译者前言》）一样，是对二十世纪初筚路蓝缕进行传记文学创作探索实践的作者过于苛求了。而且，人物传记的任务毕竟与学术研究专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由于传主与雪莱的关系，正如莫洛亚《拜伦传》大量涉及拜伦与雪莱的交往及他们在思想、创作上的相互影响一样，作者最早的传记作品《雪莱传》中也有不少两诗人交往方面的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最沧桑的面孔——鹤见祜辅《拜伦传》，陈秋帆译，湖南文艺出版社“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1995年9月新1版
湖南文艺版的《拜伦传》是较为通用的译本。其实，鹤见事占辅的《拜伦传》写于1935年，而早在1943年，陈秋帆先生（署陈秋子，钟敬文先生夫人）即已将其译出交桂林远方书店出版。1946年上海新知书店又再版一次。1981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以《明月中天：拜伦传》为题将其列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修订后重版了这部书（近十五万字）。1995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后，2000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世界名人名家名传”丛书还出版了李军译新版《拜伦传》（与《歌德传》合出）。所以，鹤见事占辅的这部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中文译本中惟一有多个版本、多次印刷的一部，也是发行时间最长的一部，称其为最具沧桑感的一部中译拜伦传记，当不为过。
鹤见裙辅（1885～1973）是日本现代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这本《拜伦传》主要参考了莫洛亚的《拜伦传》，并酌采了托马斯·穆尔等人有关拜伦的传记，而且篇幅也不长，有人因而称其为莫氏《拜伦传》的“缩写本”。其实本书也颇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同时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社会斗争过程中还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首先，传记突出了拜伦作为追求个性自由、反叛精神强烈的斗士兼诗人的形象，这是传记作者本人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共鸣所致。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特定的呼唤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异族侵略的历史背景下，拜伦同情被压迫民族、支持异域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尚作为无疑使国人感到亲切和鼓舞。这是这部《拜伦传》能够在中国比较及时地译出并于抗战期间再版的主要原因。这一意义，钟敬文先生的《译本序》说得很清楚：“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伦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钟敬文：《明月中天：拜伦传》译本序，第11页，第15页）而这与1902年梁启超通过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把拜伦及其诗歌介绍给国人的动机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鹤见以极其抒情的笔触摹写以激情著称的浪漫主义诗人，可谓适得其所、相得益彰。全书文笔生动，叙事有致，字里行间热情洋溢，推崇褒扬的倾向性非常鲜明。诗一样的语言，格言般的评说，使得本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译本中最有抒情味的一种。曾有论者提出本书的资产阶级传记作者的“趣味”和“偏见”问题（可参见易闻实《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附湖南文艺版《拜伦传》），认为鹤见津津乐道于拜伦的“随身骑士”、爱情纠葛等，而没有较多地介绍意大利革命者、拜伦对暴动工人的支持演讲等。其实，与几种已移译的西方拜伦传记相比，即使用我们正统的观点看，鹤见的创作都是比较得体的。他不仅对拜伦的革命行为评价颇高，而且对已基本没有异议的拜伦私生活的放荡等问题，也是巧妙地以待解之“谜”的形式予以暗示或回避。如著名的“赛沙（Thyrza）组诗”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诗人兼传记作家约翰·尼科尔（John Nichol）在其《拜伦传》中就指出赛沙是暗指一位男性，莫洛亚的传记里也透露出拜伦与爱莱斯敦的不正常关系，且拜伦的书信和某些创作让人很容易产生赛沙就是爱莱斯敦的联想，但在鹤见书中则只是将这些归为“谜”，从而含含糊糊地交待过去：“（‘赛沙组诗’）都是哀艳凄断、感人心脾之作……是为谁而写的呢？到今天还隐藏在神秘之中。”（湖南文艺版，第97页）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笔者在搜罗拜伦传记过程中，还曾购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