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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反多数难题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真难题。它是串起美国宪法理论的主题，是沟通民主国家宪法对话的议题，最终也是我们这个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在未来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司法审查是一项值得追求的制度，也意识到司法审查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反多数难题。正是这一诘问不断地告诉法官，他们并非口含天宪的超级立法者。宪法不仅属于法院，也属于人民。
读书识小及献疑一二
散 木
《外国友人忆鲁迅》等回忆鲁迅的书，史料价值不菲，有的方面可以补充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即使吉光片羽也好。不过由于岁月的销蚀，当事人的回忆难免失真，这就需要比照各方面的材料给予澄清，以免使读者不假思索地把失真或经由回忆“放大”了的鲁迅当作是真实的鲁迅。如果我们还不能判别回忆的真实度如何，那么还是在心中存些疑问为好。
一、“鲁迅”的来历。在鲁迅晚年与其有过交往的日本人木村重（时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物学部部长）在《在上海的鲁迅》一文中记述其与鲁迅关于“鲁迅”笔名由来的谈话。“鲁”山东人称谓也，“迅”乃疾驰、激励之意，而鲁迅为浙江人，何以用此名？答由俄国人名而来，乃取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俄语发音如何我不知晓，若彼时鲁迅以其“多余人”的精神人格回视自己的“历史的中间物”地位，这可能确是一种诠释。不过鲁迅的自述是，《新青年》编辑部“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所以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便以母亲的姓，又“承迅行而来”发明了“鲁迅”这一笔名。“迅行”是他留学日本期间所用的笔名（《文化偏至论》），与“令飞”一样皆含踔厉奋发之意。
二、兄弟失和的原因之一？日本神学博士清水安三曾在北京从事宗教活动，同时为日文《北京周报》担任采访工作，也向鲁迅约过稿。清水写有《我怀念鲁迅》，文中称周作人以其女若子（清水误记为周作人之子）的死怪罪于山本医生的误诊，遂在《顺天时报》刊发广告攻讦之，乃引起鲁迅的愤怒，是为兄弟失和原因之一。而事情经过是，周若子1929年11月20日以盲肠炎被山本医生误诊为胃病，旋经德国医院手术后并发腹膜炎不起，年仅15岁。周作人悲哀之余写了《若子的死》，痛陈自己曾为女作家石评梅被山本医生误诊而死“奔走调解”，不料自己的女儿也因其失于人情和医德（拖延病人的病情、庸劣的医术等）而被贻误。周作人还在《世界日报》上刊出《就山本医院误诊杀人致北平市卫生局呈文》，要求给予处分。若子的死是医疗事故，死者家属出于哀伤怨怼医院也属常情。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梁启超被割错了腰子，梁为维护西医的声誉（当时是将之等同于“科学”看待的），并不追究。其实山本医生也治好过若子先前的腥红热（周作人有篇文章《若子的病》记其事）以及周作人的肋膜炎（查《鲁迅日记》）。鲁迅与其母亲看病也多在山本医院。若子的死是兄弟失和以后的事，其时兄弟两人已经不再往来，连带子侄辈也无交往。顺带提一句，《鲁迅日记》中有两个“山本夫人”，一为北京之山本夫人，一为上海之山本夫人（山本初枝）。
三、鲁迅在厦门大学的轶闻。日本“改造社”驻华特派员原胜是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的近邻，他有一篇《紧邻鲁迅先生》，其中记鲁迅谈厦门时的故事。有个传说是说鲁迅与厦门大学尊孔的校长林文庆斗法，一次国学研究院开会，林欲削减经费预算，鲁迅反对，两人火气上来，林说“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掏出两个银角拍在桌子上，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乃不欢而散。这是后人的附会。后来庄泽宣、罗常培都有回忆，庄泽宣说：鲁迅离校前校方为之饯行，是在鼓浪屿“海洞春”，“酒过三巡，两方都借着三分酒意来发牢骚。不知怎地，校长先生忽然乘醉说道：‘厦大是一个私立大学，谁出的钱，谁便可以说话’。鲁迅先生也借着醉意，在袋里取出一个铜板来，幽默的回答说：‘我捐给厦大一个铜板，我要说话’！”（1938年6月《宇宙风》）罗常培说：饯行时有些个资本家在座，校长遂说“某某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作董事”，“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上一拍，说：‘我捐两毛钱也可以作董事吗’？”（194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原胜笔下则是一次教授宴会，有富豪出场捐赠，校长乃恭维其为“中国的唯一伟人”，鲁迅愤然，说：“中国有两个伟人，另一个是我，证据是我也捐赠了，这是我出的钱，接住。”席间哗然，校长尴尬中没有接受鲁迅的“捐赠”。鲁迅对原胜说：与百万富豪拥有和他捐赠相比，我也按比例拿出月薪中这笔钱为捐赠，意义是相同的。此后鲁迅即辞职了。如果不是原胜看过罗先生的文章，那么他的回忆就是可信的。其时鲁迅就曾向许广平抱怨过厦大一些人的市侩相：“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两地书》）鲁迅对此不屑之，于是“专取闭关主义”不睬之，后来忍无可忍，遂有此“捐赠”的发作。
四、鲁迅在广州“隐藏”在哪里？日本作家和记者山上正义（林守仁）与鲁迅交往不浅，他在《谈鲁迅》《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等回忆文章中说：广州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四一五”之后，鲁迅“逃跑似的摆脱了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室，在接近市内贫民窟的小巷中几乎像地下室一样的一间小房间里隐藏起来。”按鲁迅在广州，由“寓宾兴旅馆”到“移入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再到迁入白云楼26号二楼与许寿裳、许广平三人同住，都在事变前，其后并未搬迁。如其4月26日给孙伏园信说：“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上月租定”，即3月16日三人看屋付了10元钱的白云楼。“清共”后，鲁迅除赴紧急会议、捐钱给被捕学生、辞职（“气得连晚饭也未进一口”。见许广平回忆）之外，还说过“我不大出门。”（5月15日致川岛信）倒是也有人说他“逃走”了，（《工商报》）但逃到哪里去了呢？“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而已集·革“首领”》）以楼向面南，就是“九蒸九晒于二楼之上也哉”。（9月19日致川岛信）这“楼上”还是白云楼，并非是山上所描绘。鲁迅也把它叫作“一间洋房”（6月12日致川岛信），“在二楼上近来又编好了一部《唐宋传奇集》。”（19日信）其实不止一部书，还有《野草》《朝花夕拾》《而已集》以及《小约翰》，那是“愤怒出诗人”的时节。
山上正义在广州与鲁迅多次接触，有时是在创造社门市部等处，他曾回忆说：“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他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这和许广平看到的“白云楼的对岸，土屋的店楼上似乎是工会的住所被查抄了，接着看到文件和人被带走了”（《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恰好不同。白云楼是“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许寿裳）的大洋房，山上1928年的回忆（《谈鲁迅》）和他1936年的回忆《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是不一致的。
五、鲁迅在中山大学的任课。关于鲁迅在中山大学的任课，一些书籍或者不确或者语焉不详，如他的教职，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说：“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第132页）其实，鲁迅在中大的职务是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钟贡勋，《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的一点补充》，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钟是中大学生，他在文章中强调：“鲁迅是我们教务主任（不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不是国文系）”），而关于鲁迅所任课程，《鲁迅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在“鲁迅的教学生活”一表中，开列其在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为“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则只是说“鲁迅在中大，除了担任教务主任外，还担任了些功课，‘汉文学史纲要’这个课目是在厦门大学开始讲授的，这个课目为新编的，独具风格的，但可惜的是厦门只教过开头的几段就停止了，而中大也不过教过那么短的时间，也就是限于厦门的一部分就遇到四月十五日拘捕学生，致学业不能继续，从此也没有机会再教这门功课，因着别的工作关系，也未继续写完《汉文学史纲要》”；钟贡勋文还说：鲁迅是“开了‘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三课。”后来鲁迅辞职，“这三课选修同学都并入孟真师‘古代文学史’内，又增授一小时”；傅斯年在中大则是开了五门课：尚书、陶诗、心理学、古代文学史等。
傅斯年时为文科主任兼历史系主任（钟文说“不是文学院长”。傅后来又兼了鲁迅遗下的中文系主任以及语历所所长。但人们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傅是以文学院长又兼两系之主任的），也是在1927年3月间，傅访鲁迅于白云楼，言及顾颉刚将来，鲁迅顿时勃然大怒：“他来，我就走。”（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再经广州“四一五”的“清共”，鲁迅遂于21日辞职，中大校方挽留数次无效。
六、与宫崎夫妇的谈话等。增田涉的《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中记载，宫崎龙介（宫崎滔天之弟宫崎弥藏的儿子。增田涉误记为宫崎滔天之子了）和女诗人柳原烨子（笔名柳原白莲）夫妇由内山介绍与鲁迅、郁达夫相识。1931年6月2日，内山在功德林设宴（后来鲁迅以《无题二首》书赠宫崎夫妇），席间鲁迅“不断说中国不好”，女诗人遂问道：“那么，你是抱怨自己出生在中国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答：“不，我以为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还是出生在中国好”，说时他眼睛湿润了。增田涉由此“感到这句话里看到了他真正的面貌。”增田涉回忆这段感人的场面，有一个背景交待：宫崎夫妇是国民党政府邀请访华的（柳原是日本皇室的伯爵），而鲁迅正在遭受国民党的迫害，所以他席间屡屡抨击中国的黑暗政治，他给二人的旧体诗内容也是抨击国民党攘权盗国的。增田涉称道鲁迅对黑暗势力的决绝，还说鲁迅的一位“老友”、其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要见他，鲁迅拒绝了，因为他知道对方想不让他继续写那些抨击性的文章。所谓“老友”是谁？而其时的“行政院长”向由蒋介石兼任。这一疑问只好待考了。
七、关于鲁迅寄赠《北平笺谱》。鲁迅与郑振铎先后编印有“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前者六册，收彩色水印画笺332幅，乃由郑在北平收集，寄给在上海的鲁迅选定，从五百余幅中删落为三百余幅（内山记为合诗笺四百种，不确），于1933年12月由北平荣宝斋印制，原来预定只印50部分赠友人，后因开印数太少，印家有难色，乃拟印百部，鲁迅以为“总不会没人要”，后来印家决定扩印出版（先后印了二百部），鲁迅闻讯“甚喜”。他给郑振铎信中说：“《北平谱》极希望能够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荣宝斋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鲁迅编是书得二十部。1934年1月22日，郑振铎由北平携来一部给他，2月23日又收到郑寄来的18部。除自存之外，鲁迅后来分别赠送给了蔡元培、山本夫人、内山、坪井、增田涉、台静农、施乐君（也就是斯诺吧）夫妇、佐藤春夫、许寿裳、内山夫人、陈铁耕（鲁迅6月6日致其信中说：“因为这部书印得不多，所以我于邮寄时须小心一点”）、徐诗荃（系购得鲁迅所得再版本四部中的两部）、杨霁云（购得一部）等。内山的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寄赠该书给国外公藏，有英、法、俄、日各国图书馆，却无德、意两国，因为系“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郑先生的《访笺杂记》未记分赠事，查《鲁迅日记》，果然分别于1934年3月1日寄赠苏联木刻家协会、5日寄赠纽约及巴黎图书馆（鲁迅3月10日给郑的信中说：“寄法美图书馆的两部，前日寄出，而税关说这不是书籍，是印刷品，每部抽税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10月8日寄赠日本上野图书馆各一部，只是还多了一个美国。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郑的信中说：“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正在筹划怎样应付也。”2月9日的信中，鲁迅又说：“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但似乎鲁迅后来并未向英国寄出。
八、须藤与《死》。鲁迅遗嘱似的文章《死》作于1936年9月5日，距其逝世尚有月余，鲁迅文章中述及此文由来，其诱因为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到的“死”，以及鲁迅由此而想到的佛教所说的“轮回”。当时为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及他与鲁迅开的一个玩笑：日本古时武士习惯，每年元旦修改自己的遗嘱，这是因为其生死未卜的生存境况之故，须藤以为“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武士那种习惯，是颇必要的”，鲁迅回答：“对我来说，到那时，平生言论和主张已足够留在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无必要吧。”鲁迅于生死是“随便党”，一生言论和主张光明磊落、决绝执着，谈不到“修改”，但大概也是想到过须藤的“玩笑”和“欧洲人临死时”的“仪式”（人我之“宽恕”），鲁迅遂作反讽般的“遗嘱”之《死》——贵人如“盛宫保”可以有“遗嘱”（这仍然是讥刺邵洵美呢），那么“我也留下一张罢”，于私（身后）之外，七条“遗嘱”末二条可以被视为于公的（也就是“政治遗嘱”），那是出自鲁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不过这在今天人们眼里倒是有些讨嫌了。
九、有这样一幅版画？鲁迅上海故居摆设的几幅木刻版画，如参观者李欧梵先生所述，为“会客室挂画三幅：油画《读呐喊》、剪纸和木刻《太阳照在贫民窟上》；二楼鲁迅的卧室里北墙挂日本友人秋田义画的油画《海婴生后十六日》，镜台上放着三幅木刻：苏联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德国两幅——《入浴》和《夏娃与蛇》。”（《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且不说李先生对鲁迅在其卧室内会“放着三张以女人为主题的木刻，其中两幅描绘的还是裸体的女人”的诧异，却说“裸体的女人”是指两幅德国版画，另一幅《拜拜诺娃》我是从赵家璧先生《编辑忆旧》的插页中看到的：一个正在下楼梯的女子，头系帽子、身披长裙、执伞歪头视人，有些风情万种的样子。池田幸子的女友河野樱于鲁迅逝世前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她回忆那幅木刻却是“苏联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