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第二部分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译。— 译者）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始终感觉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企图在中国站稳脚跟，甚至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均遭失败。和欧洲的往来仅局限于出口瓷器、丝绸、棉花和茶叶。
与中国相比，欧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里登陆，七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哈维尔得以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当的成功；人们甚至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基督教世纪”。这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地方诸侯不断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欧洲传教士的动向。在这些无数的争战中，德川家康最终于1600年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国家，让天皇授予他有继承权的幕府职位。幕府是一种类似政府首脑和最高统帅融为一体的职务，实际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刚刚就任伊始，德川就开始清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被驱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基督教信仰几乎在日本绝迹。
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外国人从此禁止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彻底封闭了这个国家。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日本就这样经历了250年之久的内部和平和经济繁荣。然而，日本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导致了两国切断了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联系，达数百年之久。
第二部分
朕即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一句话，像路易十四这句话这么有名。他于1643年，刚刚五岁，就登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执政达72年之久。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曾统治过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在孩提时期他还不能亲自统治；而是由监国马扎然红衣主教代他理政。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随即召见国务委员会，并声明：“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对各位说：从现在起，我的事务由我自己处理。我需要的时候，各位可以用你们的建议为我服务。”一位神职人员提出，红衣主教马扎然死后，他将向谁请示教务，路易回答：“当然向我，大
主教先生！”
由于路易十四想在他的帝国中独断专行，所以他首先在身旁聚集了一批对他绝对顺从的人。一些以为有权得到高级职务的贵族，被他巧妙地解除了权力：他们公开的身份是皇帝的顾问，所以必须住在宫中他的身边 — 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顾问过什么。
同样在国内，他也不把权力交给贵族，而是在每一个辖区，都安置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亲信官员。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违反了自己的义务，他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撤掉。
所有的捐税和关税全部进入国库，如何使用这些钱，完全由国王决定。他还给自己颁布法律的权利；甚至连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握有国家的全部和绝对的权力，也是用“专制主义”方法统治国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所以也被称为“太阳王”。至于说本章标题上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我们无法证明；但他完全有可能说这样的话。
太阳王让人在凡尔赛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花费了大约250到300亿欧圆 — 对当时的状况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宫中有4000人随时为国王服务。从早上的穿衣到晚上的脱衣，总之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演戏，他是戏中的主角，其他人则是配角。和建造宫殿一样，他在宫中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要花去很多很多的钱。此外，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支“常备军”，和平时期住在兵营中，也需要大批经费。
筹集这些必要的经费，是大臣科尔培尔的任务。他有自己的理财学说，认为，国际贸易就是一场战争。为了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尽可能多出口，少进口。对这种经济政策最合适的生产方式，就是早期的工业企业，即手工工场。他用低息贷款和免税等优惠政策给予促进。在手工工场中，各道工序配合协调，成百的专业和辅助工人，高质量地大量生产出服装、地毯、家具、车辆等等各种产品，几乎就像现代的流水生产线。为了尽快卖出这些产品，他扩建和新建了很多道路、运河和港口。为了低价售出这些产品，他降低了出口关税；而外国的商品，由于进口关税的提高，大多数法国人都因其过于昂贵而无法问津。这种经济政策，人们称为“重商主义”。他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充盈国库，但却丝毫不顾及本国人民的疾苦。
1698年，一名顾问向国王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沦为乞丐，只是依赖乞讨才能得以生存；而其余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以上却无力通过赏赐去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几乎遭遇同样的命运。还有十分之四的人，其中十分之三也是状况极度不妙，经常遭到司法案件的干扰。据我的印象，人们在法国对下层人民给予过少的关怀，和太少的扶持。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就成了王国中最堕落和最困苦的阶层，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数量巨大，为国家做出过真正有益的贡献，又是国家最重要的阶层，是他们通过劳动、经商和纳税，养育了国王和整个帝国。”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所留下的国家，从外表上看虽然还是那么辉煌，内部却是困难重重。国家财政面临崩溃，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对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王侯却是伟大的榜样。他们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执政风格，他的政策，人人都想成为一个小太阳王。和在法国一样，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同样遭受苦难。特别是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压榨。他们要付捐税，要为修建巨大的宫殿、修道院和市政厅，付出劳务。当我们今天欣赏那些华丽雄伟的建筑时，不应该忘记他们。
第二部分
英国的榜样
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当时，在著名的“自由大宪章”中就已规定，国王只有在诸侯、主教和男爵们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增加税收。一个由上层贵族组成的会议负责监督。这个会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在国王所有重要决策中进行咨询。十四世纪以来，有身份的市民和地方骑士也参加了会议，后来就成了由两部分组成的议会：贵族和主教组成“上院”，地方骑士和市民组成了“下院”。
到了十七世纪初，所有的国王和女王都同议会进行了合作，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矛盾。但到了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所选择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统治。他为此还援引了著名学者的论据，说在国家中只能有一个人决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统治者只对上帝负责。但议会和人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几年之后，矛盾日益尖锐，到1642年，终于发展成为内战。议会的军队由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率领，他是一个极端的清教徒，自称是“上帝的卫士”。在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的军队大获全胜。于是，他把所有不愿跟随他，主张和国王和谈的人赶出了议会。然后，残缺不全的议会把国王送上法庭，判处了死刑。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英国变成了共和国，克伦威尔成了政府首脑。他很少关注议会的权利，于1653年宣布自己为终身的“护国主”，他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军事独裁。他的执政风格，几乎和被处死的国王没有什么两样。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任，由于十分无能，一年之后就被撤换。何况大多数英国人早已厌烦了克伦威尔式的共和国；他们希望再有一个国王，但必须同时有一个强大的议会。
1660年5月，查理二世成为英国新国王，他必须事先宣誓尊重议会的权利。但没有过多少时间就清晰地表明，他同样在追求专制主义的统治。而且同天主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任命官员时也偏向天主教势力。议会为了抵制这种倾向，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官方职务。议会的议员们，还想走的更远，试图消除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的可能性。这时正好来了一个机会，查理的女儿玛丽亚同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冯·奥兰治三世联姻。议会要求他们在反天主教的斗争中出力，为此可以得到英国的王位。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于1668年率领大军在英国登陆，国王只好逃亡法国，他的军队无条件投降。于是，威廉和玛丽亚兵不刃血进入了伦敦。但在他们登基之前，必须签署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权利宣言”。其中确定了英国议会和市民应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权利：法律只有在议会通过后才能颁布或废除；议会选举必须自由和不受干扰地进行；议会的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享有豁免权，即没有议会的特殊允许，议员不受刑事追究；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在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规军队；独立的司法机构负责维护法律的执行；任何人不经法庭判决不能被处死和被关押。1689年的这些基本权利的确定是具有革命性的；被英国人称为“光荣革命”的运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效仿法国榜样的时候，英国议会就已经争得了主动权，朝着现代国家立宪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第二部分
用武力走向现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中，欧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走进历史：俄国。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以后，俄国的神职人员，宣布自己是惟一真正的 — 即“正统”的基督徒。他们把莫斯科宣布为“第三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离开来。莫斯科的大公爵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1547年，享有“
雷帝”称号的伊万四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他用铁腕进行统治，削去了贵族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直接指挥的警察，向贵族施加暴政并大开杀戒，其他反对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伊万用残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执政体系，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他的个人财产。
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在俄国，教会和国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需要一个保护者，作为回报给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个宗教领袖在写给伊万四世的一封信中说：“虔诚的沙皇，您知道，正统基督信仰的所有国度，都已共同过渡到您的帝国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没落，而第三个就竖立在这里，第四个是不会再有的。” 沙皇在上帝和教会的帮助下将去征服异教徒的国度。俄国的教会人士承认沙皇具有无限的领导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从权力上看，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在伊万进行的很多战争中一样，教会也在压迫农民的政策中和沙皇并肩战斗；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农民依附于自己。于是农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终于1649年变成了农奴。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权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随意性之下，在极度困苦中度日。即使当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开始改革这个落后的国家时，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彼得一世的意图，是让俄国向西方开放，并向西方学习。为此，他于1697…1698年进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带着250名随从，匿名周游了西欧。他想对各种国体和经济社会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是在各国宫廷中，他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会面以后，汉诺威大选侯夫人写道：“尽管他有一些天赋的优秀品格，但他的农民习气仍嫌多了一些。”
确实，宫廷生活并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关注技术和经济，他去听有关机械的理论课程，拜访实验室里的学者，观看他们如何作业。据说为了学习造船，他还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国和荷兰造船厂作为木匠劳动了十个月之久。他的这些不寻常的行动，给很多诗人和音乐家以创作灵感，例如艾伯特·洛尔青就据此写出了歌剧《沙皇与木匠》。
沙皇带着新的知识并招聘了各行各业约1000名专家返回了俄国。很快，俄国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长胡须，脱下传统的服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