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大酒店。伍队长见他初步就范，趁热打铁地又向他规定了几条：第一，在他和罗依这个案子没有结束调查之前，他作为当事人不能离开北京；第二，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暂时不能和外界联络，包括对自己的家人，都暂时不要把昨晚的事和他现在的住址透露出去。这两点，潘小伟当时都同意了。
到了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让刘保华以平安旅行社的名义代潘小伟开房间，酒店的总服务台说普通的标准间全满了，要住只能住大套间。刘保华问潘小伟住大套间每天要180美元，行不行。潘小伟说无所谓，于是就订了套间。
到底是有钱人！
那天早上我去了公安医院，去看看小薛。我去的时候小薛正和医生交涉着要出院。一直在公安医院住院的老焦也在，老焦先是帮着医生劝小薛，后来又帮着小薛劝医生，在医生同意小薛出院之后老焦竟又得寸进尺地也要求出院，被医生训了一顿。老焦是太关心这把小提琴了。他见我去了，拉住我絮絮叨叨，说这案子他最熟悉情况，应当出去帮帮忙。他一会儿抱怨医院现在只知道赚公家的医疗费，有点毛病就让住院，住院一天光病床费就收十二块钱；一会儿又抱怨领导不让他参加这案子的工作是对公安战线“宝贵财富”的漠视，以此又断定这案子肯定要走他过去已经走过的弯路。
在刑警队里，也就是历队长老焦还看得上，李队长还有刘保华这些人他根本看不起。当年李向华跟老焦措过档，是给老焦打下手。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做徒弟的后来居上了，老焦心里不服也没用。我要是老焦我就不这样，徒弟出息了，是师傅的光彩。老焦这人特认真，也是心眼儿小了点，再就是有点一根筋。住院以后又有点像祥林嫂，一点事情没完没了翻来覆去磨叨个没完。
我跟老焦说你别着急，这案子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到了关键时刻再来请你出山不迟。老焦也笑了，说还是你这丫头最会说话，你说的话最让人爱听。
你知道吗，老焦一直想认我当他干女儿。
那天上午我陪薛手回到队里，队里的人都出去了。伍队长带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李队长带纪春雷去公安医院审问罗依，办公室里就我和薛宇两个人。我们俩就坐下来闲聊了一会儿。薛宇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第一次就觉得特没劲儿。他用鼻子使劲闻自己，说总觉得沾了一身来苏水的味儿。我问他头还疼不疼，他说怎么不疼你摸我这儿，我用手去摸他的头，摸出一个隐隐的大包，我问需不需要给他揉揉。他说需要当然需要，就是不忍心麻烦我，而且不希望我觉得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娇气。我说那算了，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我反过身子不理他。薛宇说我怎么就摸不透你，老焦说你嘴甜，我怎么就没这感觉，有时我觉得你都不像个女孩子，你的心太硬，太冷。我承认我是对薛宇比较冷淡。我是故意比较冷淡。因为薛宇对我太热情了，我不喜欢这样。
海岩：身边总围着一堆男人的女人都不明白，女人最悲惨的，其实是寂寞。
吕月月：可是男人一热情过分就总让我想起大学里那几个没皮没脸的男生。如果薛宇庄重一点，矜持一点，我反倒觉得他可贵。也许是让大学里那几个男生闹的，我似乎意识到我喜欢成熟持重性格内向的男性。那时候甚至我想也许我应当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我的朋友。
海岩：你说的这个大一点，大概是大多少岁呢？你认为男女之间差几岁为合适呢？
吕月月：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几岁，我都能接受。
海岩：大十几岁很正常。中国解放以前，农村里喜欢早婚。但中国的早婚和印度的早婚正相反，中国是女大男小，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嫁一个十二三岁甚至更小的小丈夫，这不过是男家花钱买一个干活的劳动力而已，是农业社会的害人的陋习。
青春旺盛的大姑娘整天哄着一个不熟人事的小孩子，你想想哪有女人的满足感？等到男孩长大成丁，女的已经柳谢花残了。以我的看法，男女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期和衰退期并不是同步的，所以科学地说，结婚应该男大女小，差个十岁左右也是合适的。
吕月月：薛字比我大不到三岁，可我总感觉他好像和我同岁，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不稳重，说话冲、爱发议论、好争论、好表现，这点我不喜欢。
海岩：薛字说你太硬太冷，你怎么说呢？
吕月月：我听不惯他这样教导我评论我。我说你这孩子是脑震荡的后遗症吧。
我要怎么样才不冷不硬呢。
海岩：这不等于吵起来了？
吕月月：没事，反正屋里没人，人多的时候我一般很给他面子，他很要面子。
后来伍队长来电话了，是从亚洲大酒店来的，他说让我和薛宇中午吃完饭马上到他家去，他有事要找我们说。
中午我和薛宇一起去了队长家，骑车去的，路上薛宇间我过两天我过生日希望他送我什么生日礼物。我说随便，送不送都行。薛宇说他不想送实用的东西，人不能一点浪漫都没有，应该送有纪念意义的。送个生日卡上面写上自己的一首小诗怎么样？我说行，不过别把浪漫写得太肉麻太小儿科了。薛宇说你这人真没劲老打击我情绪。
我们到队长家时，队长正在给儿子做饭呢。照例做了足够吃两天的饭菜。伍冬冬见了我和小薛挺高兴，拿出学校发给他的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向我们炫耀。笔记本是他在学校文艺表演中获奖的奖品，看上去漂亮但一眼就知道是很便宜的那种。
伍冬冬问我上次答应他的事忘记没有。我还真忘了，我说我答应你什么了。冬冬说答应送我一把大人拉的小提琴啊。他爸爸在一边马上申斥，“嘿，你现在怎么学着和人要东西啦？”
伍冬冬争辩说：“你早答应买的，一直说话不算话，月月阿姨要是给我买了，咱们可以把钱给她嘛。”
我对冬冬说：“对，我答应过你，而且保证说话算话，可这几天一直没空上街，不信问你爸。”
队长说：“你别给他买啊，别惯他这毛病。”
队长又问薛字头上的伤怎样，要紧不要紧。薛宇因为刚才和我小有口角，所以情绪不高，说没关系，就是让那小兔崽子打了一个蒙。
队长让我们在客厅里等着，他仍然在厨房里收拾，一边谆谆嘱咐儿子晚上热饭的时候一定要等开了锅再端下来吃。冬冬说知道，队长又叮嘱热完饭想着关煤气。
冬冬有些不耐烦，说我知道，队长说知道什么，上次就没关，差点把我熏死。我在客厅听着，觉得为人父母真不容易。
等侍候伍冬冬吃完午饭上学去了，队长才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潘小伟已经挪到亚洲大酒店去了， 现在住在904房间。”队长说。“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一，是保护他；第二，是做他的工作，争取他能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小提琴的情况。你们俩的差事很简单，从今天下午开始，小薛，要以亚洲大酒店客房服务员的身份，到潘小伟住的楼层去工作。月月，以平安旅行社导游小姐的身份，陪同潘小伟观光游览，既保护他的安全，又掌握他的行动。你们明白了吗？”
薛宇说：“明白了。”
我说：“不明白。”
我问：“叫我陪他没问题，但有些事要事先给我一个处理的原则才行。比如他要是和外人接触怎么办，他要是给香港或其它什么地方挂电话怎么办，他要一个人出去怎么办，我管不管？要管，怎么个管法，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呢还是把他铐起来？”
队长说：“月月，你别跟那些老侦察员学油了，在咱们队里有句老话——谁能把领导给难住，谁就有本事。你也想来这套是不是？告诉你，干咱们这行，什么事都得自己动脑筋，提问题谁不会，碰上情况你自己去想办法，别让我教你！”
我说：“我哪儿敢难为领导呀，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今天我不拿你当领导，你就算我老师吧，你告诉我要是出了那些情况怎么处理才妥当。”
队长这才得意了，说：“这些问题你们在刑警学院上大学老师没教你们吧。哼，我不是说的，那些讲师教授净是纸上谈兵，没几个真搞过案子，理论能编一套一套的，光侦察两个字的定义，就能讲一节课。可要真让他们操作一个具体的侦察过程，就算能搞下来，也得是冤假错案。”
我笑着吹捧：“要不说想要有真本事还得拜您为师呢。”
队长说：“你放心，我今天上午已经和亚洲大酒店的保卫部布置好了。潘小伟房间里的电话，酒店已经做了处理，只能打进来，不能打出去。你别忘了，他的钱包可还在我们手里，他现在身无分文，连打投币电话都没法打。他要是和什么人接触，你即便当时没法制止，也一定要掌握他接触的是什么人，年龄、相貌、性别、装束，怎么和他接触的，等等，你得清楚。他要是想一个人出去，那不行，就明告诉他不行，不安全。我想他现在不敢不听我们的。”
薛宇在一边冷冷地说：“潘小伟英俊少年，是个小白脸。你别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别让人家给腐蚀了就行。”
薛字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因为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听到过很多关于我的这类刺耳的话。所以我特敏感，我忍不住抢白他，我说劳您这句话提醒，看来我这回还真得犯一回错误，你就等着瞧吧。
吕月月：咱们每天这么闲聊您觉得有意思吗？您是不是特别想早点知道这把小提琴的结局？
海岩：不，一件事的结局固然很重要，但真正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常常体现在事情的过程上，结局有时反而不那 么重要。
吕月月：那天中午我和薛守在队长家领了任务之后，回到办公室准备了一下，我回家，啊，也就是回我妈临时住的那个地方换了件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去发廊匆匆做了做头，就去了亚洲大酒店。我得收拾得像导游小姐模样。
海岩：你这种女孩用不着特别打扮，不打扮也很夺目。
吕月月：我的好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两年到夜总会工作以后买的，我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很穷，上大学后我妈每月给我寄 100块钱，一个月的吃喝、买书、零花、买衣服统统全得在这里边开销。上班以后稍稍宽松些，但要买好衣服肯定不行。干警察能有几个钱？
海岩：我觉得你很会打扮，分寸感好。
吕月月：以前我根本不会化妆，可以说是到夜总会以后才慢慢学会的。在夜总会那种地方上班，妆要化得稍微重一点，不能太淡了，否则老板觉得你无精打采。
那天我也简单化了点淡妆，很淡，可薛字看了就说又不是办喜事，干什么涂脂抹粉的。我说你闭上眼别看我。薛字又改口，说讲实在话你稍微一化妆，那些电影明星全没戏了。（笑）
我们那天是下午四点多钟一起去亚洲大酒店的。薛手让等候在门口的一位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悄悄从酒店的职工出入口进入饭店。我从正门进去，直接上了九楼，按响了904号房门。
开门的是刘保华。他冲我点了一下头，放我进去。这是一个很豪华的套房，刘保华让我坐在外屋的沙发上休息，并且帮我倒茶，他小声说月月你今天可真漂亮。
我问他队长来了吗？他用手指指里屋，我这才注意到里屋有人正在交谈。队长、副队长和处长他们三个人都来了，正在里面和潘小伟谈话。刘保华进去，附在队长耳边说月月来了。队长点点头，叫我和刘保华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们就在外边等。
里边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用力去听，从口音上听当然是潘小伟的声音。他在说小提琴的事情。
“小提琴的事我很早是听我家的一个菲佣讲起的，她讲是我大哥在一个做古董生意的黄老板手上买的，那黄老板最初开价五万美元，最后以一万美元成交，卖给我大哥的。这些事情菲佣从哪里知道的我不清楚。”
接下去是处长的声音：“据我们知道，这把小提琴的价值至少在百万美元以上，做古董生意的人不会不清楚吧，一万美元怎么舍得割爱。”
潘小伟说：“我只知道这把琴是黄先生从一个大陆人手上买下的，可能很便宜的，他们做古董商的我相信应该明白这东西的来路不是很合法，这琴是没办法公开标价去卖的！弄不好警察是要来查他的。黄先生和我大哥很熟，是老朋友了。以前好像欠过我大哥的情分，所以很便宜就把它卖给大哥了。我大哥胆大，一般人有钱也不敢买这种黑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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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队长这时候开口问了一句：“这琴你大哥买了，他是不是就再拿出去卖呢？”
潘小伟说：“我不管他的事的。”停顿片刻，又说，“他手下一个马仔说好像他把琴送到泰国去拍卖过。可我大哥木肯透露我们家族的身份，所以没有卖掉。人家花这么多钱，又不知道卖主是谁，一般不肯担这个风险的。当然也可能是大哥开价太高了。我不大懂收藏，我觉得有了钱应该做别的事情。”
李向华问他：“开价多少你知道吗？”
潘小伟说：“我不知的，我大哥不和我谈这些事。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就不许我知道这些事，他也不准我大哥教我这种事情。”
伍队长问：“现在这把琴还在你们家吗？”
潘小伟对伍队长他们这种连珠炮似的刨根问底似乎有点反感，闷了一会儿，没好气地说：“我没见过这把琴，我不知呀。”
里屋沉默了片刻，处长开口，他说：“潘先生一直是在台湾和美国念书，今年大学刚毕业是吧。据我们了解，潘先生无论在台湾、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是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违法活动。我们是很赞赏潘先生这种立身处世的生活的态度的。”
潘小伟这时插了一句：“谢谢老先生夸奖。”我们处长有五十多岁了，显老。
处长见潘情绪有缓和，就又往深里说下去：“潘先生虽然一直在国外生活，但毕竟是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我相信潘先生是有一份爱国热情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潘先生能够不计个人和家庭得失，积极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件失踪的国宝，中国政府也会记住潘先生对祖国的这份贡献和爱心的。”
处长虽然说的全是大道理，可对潘小伟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鼓动的作用。潘小伟犹豫片刻，终于说：“小提琴，可能，在我大哥手里。我爸爸去世后，家里现在是我大哥掌门。这样的事情是他说了算。”
李向华说：“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多做说服工作，说服你大哥交回这把提琴。”
潘小伟没有搭李向华的腔，沉默不语。处长显然是不想再度谈僵，适时补充说：“我们可以按照当初潘家买这把提琴的价格给你们做出补偿，不让你们吃亏。”
潘小伟说：“你们应该知道的，以我大哥的脾气，再拿一万美金买回去，恐怕……他会觉得太便宜了。”
潘小伟这样一说，处长的话有点不客气了，“你大哥应该知道的，你们手里的这把琴，是中国政府通缉追缴的国有财产！这把琴拉出的调子，可是带着火药味儿啊！”
处长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挺轻松的，其实话说得很重。里屋一下子像被这句话打哑了，没人再吭声，气氛显然已经非常僵了。刘保华原先在看客房里摆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