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
“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
“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
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
“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
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察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
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手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
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侵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丢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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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向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字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
“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
他又说：“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再有多大的事，还有我陪你。”
我抱着他的胳膊，点点头。这是我对薛宇从未有过的感激。
他无声地笑了，轻轻地摸我的脸，长长地笑。
后来他就这样一直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低声聊天。我们都很回避几天前发生的不快，也没有再去谈这个已经破碎难收的案子。但是我们说到了队长，我对他说，一个人一生碰上一个好领导真是有幸，你应该好好地跟着伍队长干！薛宇点点头，说咱nJ一起好好干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边，轻轻地磨擦着，说：
“你知道吗月月，我是太喜欢咱们的工作了。咱们现在虽然没有钱，以后也不会有钱，但我觉得我们很充实。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能比它更让人体会到智慧、忘我、责任和神秘，更给人神圣感和英雄感。说实在的，现在咱们队里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在这儿没前途，都琢磨着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觉得难过，我孤独得想哭，我觉得我生不逢时！”
我和薛字相识已久，可我并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结合得这么难舍难分。我虽然对这份工作没热爱到这种程度，但我确实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动。
我后悔过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讥笑过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机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对薛宇说也许再过十年，你也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队长！
薛宇问：“你很崇拜伍队长吗？”
我想想，说：“也许吧，因为他确实能干，而且对手下的人讲义气，也公平。”
薛宇说：“那明天伍冬冬过生日，我们晚上一起去伍队长家好不好。”
我很高兴，说：“冬冬过生日了吗，那当然去。我明天去买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该赖我说话不算话了。”
薛宇说：“不过明天伍队长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说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适了。”
我说：“没事，我后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失去一趟医院，看看老焦，我答应他大女儿一定去看他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对始终坐在门外的我妈表示歉意，向她告辞。
薛字走后，我妈坐在我床边看我脸色，说：“现在想吃东西了吧。”
我说：“啊，有点饿。”
妈的目光柔和极了，“月月，我看薛宇这孩子不错，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对你又是这么好，你还挑什么？”
我不好意思，也确实不想和妈谈这个话题，可妈坚持说下去：
“他们家也是高级干部，他爸爸现在是副局级……”
我喷着我妈：“妈，我最讨厌你这样势利。”
我妈不急，说：“我势利？当年我一个根红苗壮的北京知青，主动下嫁给你那个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个年头你知道得有什么样的勇气！这么多年了，我跟着你们老吕家沾了半点势利吗？我只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后来回了北京的同学现在有多少都当了专家、领导，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还在那个小县城里守寡当临时工。月月你可没资格数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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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我妈眼圈红了，我也红了，我抱着我妈：“妈，我跟您一样，要是真爱上一个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妈摇头，擦泪，说：“那可不行，我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守着你爸，我对得起他。可我得让老吕家的匪根儿有个了断，得让吕家的后代扬眉吐气地做人，他们吕家的罪孽到我们这辈儿也赎到头了，从你开始，也该苦尽甜来了。”
我说：“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当了人民警察了吗，说明现在出身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了。”
妈说：“可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总得有个好的依靠。小薛你觉得好不好，咱就不说他的家，你觉着他本人，靠得住吗？”
我扭捏着说：“薛宇，我觉得人还是不错。”
妈说：“人不错，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妈来做主，就替你走了？”
我撒娇：“妈，你急什么，我饿死了，明天再说吧。”
妈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可明天没能再说。那个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后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庆幸又睡了一个回笼觉。这一觉睡得我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一觉醒来仿佛什么都是新的，心情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都没有发生过。
上午十点钟我才起床，站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刷牙。晴朗无比的天空被拥挤的屋顶和槐树的华盖划成一块碧蓝色的多边形。太阳艳艳的，暖得恰到好处，风力一二级，轻轻柔柔。我妈在屋里高声问我上午还出去不出去，我满嘴牙膏沫说当然出去，先去医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厦买小提琴。我妈问我是否回来吃午饭，我说当然回来，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妈说那就还吃面条吧，你吃炸酱的还吃打卤的？我说当然都吃，一样一碗，我妈说你的BP机响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说当然当然，你查查是谁姓什么。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样故意嗽得外卿外卿响。漱亮口我就开始洗脸，我洗脸一向认真，也慢，慢洗得干净。我正洗着我妈已经看完我的BP机，在屋子里大声传达给我：
“一个6一个C，是男的，姓潘！”
第十八浅谈话
吕月月：我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回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竟像追赶末班车似的冲向街头的这个电话亭，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但在听到他的声音时仍觉似梦。在拨电话前我确实犹豫过是否要先向队里报告一下，但手指一触到电话的键钮，哆哆喷嚏按下去的，却仍是这个刚刚呼叫我的号码。我想也许他是用一个公用电话在呼叫我，不能久等；我想他呼我一定是想跟我道一声别吧。他应该明白警方已布下罗网，如果我迟迟不回电话，他不会毫无戒备地久等！
我拨通了电话。听得出果然是个街边的公用电话，我按捺着剧烈的心跳，竭力平心静气地问：
“访问谁呼……”
“是我，月月。”
我心慌得无法出声。
“是我，月月。”
“你，你在哪儿？”
“离你不远。”
“你在哪儿？”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着问他在哪儿。他准以为我也和我的同事一样，正在处心积虑地探寻着他的方位；他准以为我们会像哥伦比亚警察追捕大毒袅埃斯柯瓦尔那样，正开动各种仪器等待天空中出现他的声音。我料想他这几天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必是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可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平稳，不带一丝急迫和焦虑，他说的话和他的口气都沉着得令人吃惊！
“月月，我要见你。”
“什么，你要见我？”
“对，我要见你！那天我们的话没有说完！”
“你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见我？”
“随你。”
他居然让我说地方，他居然让我定地方，他不会是要自首投诚吧？他的无畏和镇定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一种莫名的征服，我立刻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我也以对等的沉着和木设防的姿态，说了一个看上去极为随意极为顺路的地点。
（）
“我今天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就在那医院的门口吧。”
我说了那医院的地址，提醒他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知道那地方的。我告诉他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在城里算得上非常幽静的街心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将将成林的小树
事后我想，潘小伟如果有经验，如果有戒心，他应该拒绝这个地点，因为那树林里通常没人，四周易于埋伏，他一旦被围就找不到掩护，也无法脱身。可他毫不犹豫地说：
“好的！”
“你这就去吗？”我不能不怀疑地盯问一句。
“当然。”不过，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式的条件；
“月月，我当然希望你只是一个人去。”
我反问：“你也是一个人吗？”
他说：“当然，我向你发誓只有我一个人。”
“你不会是要我也发誓吧？”
“随你，你要我死，也可以。”
我说：“好…我也发誓。”
挂上电话以后，我足足地犹豫了几分钟，那是极痛苦的片刻，最后，我还是拨了队里的电话号码。队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六七声，没人接，我又拨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占线。不知为什么听着那嘟嘟的盲音，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拨队里电话时我心里乱极了，好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刺痛！我觉得我正在对一个我喜欢的也信任我的人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诱骗。如果这电话拨通了也许会使我抱愧一生，会使我一辈子灵魂不安！
我在电话亭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没再继续拨电话，鬼差神使地走出电话亭，叫住了一辆“面的”。
我一步跨出电话亭时同样全身都在震颤，因为这一步也许就标志着背叛，背叛了我自己的事业和同伴的鲜血，以及队长的爱护和母亲的期望，也许这一步就标志着我将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有一瞬间我甚至异想天开，我能不能说服潘小伟投案自首呢？可如果他为了我而真的向警方自首受缚坐进监狱的话，我又能拿什么去回报他？
大概命运已经注定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无论我去见他，洒一掬离别之泪，道一声好自为之，纵他逃生而去，还是不去见他，报之于我的上司，设伏于相约之地，拿他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