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爆炸的时候，桂温和炸药之间还有格雷罗的身躯和飞机厕所的门隔着。虽然两者都不是什么有效的屏障，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两者合在一起就能对最初的爆炸力起缓冲作用。
就在这一刹那间，飞机外壳炸裂了，接着是爆炸性的减压，引起了第二次爆炸。
炸药爆炸的气流当时还是冲击了桂温，把她朝后摔去，使她受了重伤，流血不止，但是这股力量却碰到了一股相反的力量，那是气流通过飞机机身后部被炸开的大口子向外逃逸时形成的。其结果就象两股旋风迎头相遇。过了片刻，减压引起的力量占了上风，顺势把原来那股爆炸力一起席卷到漆黑的夜空。
尽管爆炸力很强，受伤的人并不多。
伤势最重的是桂温，她躺在过道里，不省人事。她身旁是那个象猫头鹰似的年轻人（他当时刚从厕所出来，惊动了格雷罗），也受了伤，流血不止，感到头昏目眩，但他还能站着，神志清醒。附近还有六个乘客被碎片和弹片刮破皮肉和击伤。爆炸引起的减压把物品卷起，飞向飞机后部，击中了其他人，使他们吓呆了，受了淤伤，但是这些人伤势都不重。
减压后，没有系上安全带的人起初都被吸向飞机后部已炸开的大口。桂温当时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幸好她已经摔在地上，一只臂膀本能地或偶然地抱着座椅的底座。这就使她没有被拽得更远，同时她的身体挡住了其他的人。
气流开始向外冲出后，吸力随之减少。
大家（不论是否受伤）迫在眉睫的最大危险就是缺少氧气。
虽然氧气面罩很快从箱子里掉了出来，但只有少数乘客把面罩抓住，立刻戴上。
好在有些乘客很快就动起来，总算还来得及。女乘务员凭她们的训练作出了反应，不管当时人在什么地方，她们都一手抓住面罩，并示意其他人也这样做。机上有三个医生，他们带着妻子参加淡季休假旅行团；他们意识到要抢时间，不但自己戴上了面罩，而且急忙指导周围的人也戴上面罩。海关检查长斯坦迪什的那个机灵的十八岁外甥女朱迪自己戴上面罩后，还给她邻座的婴儿脸上扣上了一个面罩。随后，她立刻示意婴儿的父母和过道对面的其他人使用氧气。那个偷乘飞机的老婆婆昆赛脱太太，过去在非法乘坐飞机时曾多次见过使用氧气的示范，所以她知道该怎样做。她为自己拿了一个面罩，还递了一个给她那个吹双簧管的朋友，又把他拉回到她旁边的座位上去。
昆赛脱太太不知道她是会活还是会死，但她并不太担心；不管情况怎样，她想在死之前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有人塞了一个面罩给桂温身旁已经受了伤的那个年轻人。他摇摇晃晃，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他好歹还是把面罩扣在自己脸上。
尽管如此，在这性命攸关的十五秒钟过去之后，只有不到半数的乘客用上了氧气。这时，没有吸氧的人开始昏迷；又过了十五秒钟，其中大多数人已不省人事。
桂温·米恩没有吸上氧气，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照料。她因受伤而失去知觉，情况越发严重。
当时，在驾驶舱的安森·哈里斯冒着飞机在结构上受到更大的损坏，甚至可能完全报销的风险，毅然决定高速俯冲，从而使桂温和其他人免遭窒息。
俯冲是从二万八千英尺高空开始的；两分半钟之后，在一万英尺的高空停止俯冲。
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维持三四分钟，而且大脑不会受到损害。
在俯冲的前半段时间里——一分十五秒，下降到一万九千英尺——空气依然稀薄，不足以维持生命。再往下飞，氧气越来越多，可供呼吸了。
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空中，可以进行正常的呼吸。俯冲到一万英尺时——这中间虽然时间很紧，但还来得及——第2次班机上所有不省人事的乘客，除桂温外，都恢复了知觉。许多人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方才已经失去知觉。
起初那阵突如其来的震惊慢慢地消失了，乘客和其他女乘务员渐渐弄清楚自己的处境。有个资历仅次于桂温的女乘务员——她是个家在伊利诺斯州橡树草坪的时髦的金发女郎——赶紧朝飞机后部的伤员走去。她脸色苍白，但急忙喊道，“请问谁是医生？”
“我是，小姐。”堪帕尼奥没等找他，就已经从座位上走了出来。他是个身材矮小，面部轮廓分明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急不可待的神情，讲话快而带布鲁克林口音。他急急忙忙扫视了一下现场，感到刺骨的寒冷，大风吼叫着从机身炸开的大口中刮进来。原先的厕所和后厨房已经一团糟，烧焦的木头和金属上面鲜血淋漓。机身后部到机尾的内层已被炸开，操纵钢索和结构部件都露了出来。
由于机舱不再是密封的了，风和发动机的声音一个劲地响成一片。那个医生提高嗓门，好让人听见他讲话。
“我建议你们把人尽量转移到前面去。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保暖。我们还需要绒毯，给受伤的人用。”
那个女乘务员没有把握地说，“我去找找看。”平时存放在行李架上的绒毯，有许多已随同乘客多余的衣服以及其他物品被减压时产生的旋风刮到飞机外面去了。
堪帕尼奥医生的旅行团中另外还有两名医生，也前来帮忙。其中一个医生对另一个女乘务员说，“把你们的急救设备全部拿来。”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堪帕尼奥医生带着药箱，他已经跪在桂温身旁。
米尔顿·堪帕尼奥医生不管到哪里，随身总是带着一个装满急救用品的箱子，这是他的特点。眼下，他负起指挥责任，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尽管他作为一个全科医生，在业务上比另外两个医生地位都低，因为那两个都是内科专家。米尔顿·堪帕尼奥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下班的时候。三十五年前，当时他是个年轻小伙子，从纽约一个贫民窟里开始发奋要求上进，后来他在芝加哥米瓦尔基和大马路附近的小意大利人聚居的地区挂了牌。他妻子经常满不在乎地说，打那以后，除了睡觉，他从不停止行医。他为人们需要他而感到自慰。他干得好象行医就是他所赢得的奖品，唯恐有失。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任何时间拒绝替人看病，或谢绝出诊。他从来不象他许多同行那样，碰到车祸现场，生怕因医疗失当引起诉讼，掉首而去，他总是停车下来看看，尽力而为。他一丝不苟地使医术精益求精，赶上最新的水平。他越干越来劲，使人们认为，似乎他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想要在有生之年——
对他来说，为时不多矣——减轻世界上的各种病痛。
他这次去罗马（已经拖了好几年），是要去看看他父母的诞生地。堪帕尼奥医生准备和他妻子一起出门一个月。由于他年事日增，他同意这次应该彻底地休息一下。不过，他完全预料到在路上，或许在意大利，一定会有用得着他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没有当地执照不得行医的规定）。如果真需要他，他是随时都作好准备的。所以，眼下需要他出马，对他来说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他先去看桂温，因为在伤员中，显然是她伤势最重。他回过头来对两个同行说，“你们去照料别人吧！”
在狭窄的过道里，堪帕尼奥医生把桂温的身子稍稍侧转，俯身检查她是否还有气。他发现桂温还活着，但呼吸微弱。他朝刚才同他讲话的那个女乘务员喊道，“我这儿需要氧气。”趁姑娘去拿手提氧气瓶和面罩的时候，他检查了一下桂温的口腔，断定气管没有堵塞；嘴里有碎牙和大量的血，他随手把碎牙取出；他还确定出血并没有妨碍呼吸。接着，他对那个女乘务员说，“把面罩扣好。”氧气发出了嘶嘶的声音。过了一两分钟，桂温的皮肤上重新出现了一丝血色，而在这之前，她毫无血色，生命垂危。
与此同时，堪帕尼奥医生开始采取措施，制止脸部和胸部大面积出血。
他动作迅速，用止血钳夹住脸部的一条动脉——这是外出血最危险的部位——并对其他的出血点进行压迫性包扎。他已经发现锁骨和左臂可能骨折，以后需要用夹板夹住。使他担忧的是看到病人的左眼里好象有爆炸物的碎片；至于右眼是否也有碎片，他没把握。
第二驾驶员乔丹轻手轻脚地绕过堪帕尼奥医生和桂温，前来指挥其余的女乘务员，并照料乘客往前挪动，把经济舱的乘客尽量转移到一等舱里去，让有些人往那里的座椅上挤，两个人坐一个座位，有些人给领到一等舱半圆形的小客厅里，那儿还有空位子。没有被卷走的衣服，不管是谁的，全都分发给最需要的乘客。碰到这种情况，人们总是乐于互相帮助，毫无私心，甚至还流露出丝丝幽默。
其他两个医生正在给受外伤的乘客包扎，他们伤势都不很重。爆炸时就在桂温身后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有一只臂膀被划了一道大口子，但完全可以治好。他的脸部和肩部也受了些轻伤。眼下暂对他受伤的臂膀采用压迫性包扎，给他打了吗啡针止痛，同时尽量使他舒适和暖和。
由于飞机在低空飞行，遭到大风雪的猛烈冲击，使医护工作和乘客的转移倍加困难。空气湍流接连不断，每隔几分钟，机就剧烈颠簸或朝两侧翻滚。
此外，好几个乘客开始感到晕机。
赛伊·乔丹向驾驶舱作了第二次汇报后，回到堪帕尼奥医生身旁。
“医生，德默雷斯特机长要我对你和另外两位医生目前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希望等你能抽身出来的时候，到驾驶舱去一趟，告诉他伤员的情况，以便电告前方。”
“捏住这块药棉，”堪帕尼奥医生发出命令。“使劲往下按，就按这个地方。现在我要你帮我找一块夹板。我们可以用那些装杂志的皮套子，下面垫一条毛巾。去找一个最大的封套来，杂志留在里面，不要抽出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有时间就去。你可以告诉机长，我觉得他应该尽快对乘客讲几句话。他们正在从震惊中慢慢恢复过来。应该讲几句话让大家安心些。”
“好的，先生。”赛伊·乔丹低下头，朝依然不省人事的桂温看了一眼，他平时那张哭丧似的、双颊深陷的脸，由于替桂温担心，显得更难看了。“她还有救吗？医生。”
“还有救，孩子。不过，希望不是太大。全看她自己的体力了。”
“我一直觉得她的体力是充沛的。”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是吗？”可是，现在很难说，因为她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头发又脏又乱。
“挺漂亮的。”
堪帕尼奥没有吭声。不管怎样，这个躺在地板上的姑娘如不做整形外科手术，她是不再会漂亮的了。
“我一定把你的话转达给机长，先生。”赛伊·乔丹的样子变得比先前更加令人恶心，他朝驾驶舱走去。
过了一会儿，机舱广播系统传来了弗农·德默雷斯特镇静的声音。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德默雷斯特机长……”为了盖过大风和发动机的吼声，赛伊·乔丹把音量旋钮调到“最高”处。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我们出了事——出了大事。我不想轻描淡写一番，也不想开什么玩笑，因为我们在驾驶舱这儿看不到什么可以发笑的事，我想大家都有同感。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次连我们机组人员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的事儿。
我希望我们今后永远不会再碰上这样的事。我们总算已经闯过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住飞机，开始返航，预计过三刻钟就可以在林肯国际降落。”
在两个乘客舱里，一等舱和经济舱的乘客已经混在一起，不分彼此。大家都停止了活动和讲话，眼睛都本能地盯着上方的广播喇叭。凡是能听到广播的，人人都竖起耳朵，一字不漏地听着。
“当然，你们也清楚，飞机遭到了损坏。不过，说实话，损坏的程度本来还要更大些。”
在驾驶舱里，弗农·德默雷斯特手里拿着广播系统的麦克风；应该讲得多具体，该讲多少实话，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在自己的定期班机上习惯于把机长对乘客的讲话说得尽量简短。他不赞成“说话罗嗦的机长”，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没完没了地对他掌握之中的听众高谈阔论。可是他觉得这一次他应该多讲一点，应该让乘客了解实情。
“不瞒你们说，”德默雷斯特对着麦克风说，“我们还会碰到一些问题。
我们将要超载着陆，也不清楚我们所受到的损坏对着陆会有多大影响。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你们，是因为我讲完话后，机组人员将立即开始指导你们在着陆前应该怎么个坐法，应该怎么用安全带把自己系好。他们还会告诉你们：
在着陆后，必要时，应怎样立刻离开飞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你们务必镇静而又迅速地行动，听从任何机组人员的指挥。”
“你们尽可放心，地面上正在为我们作一切必要的准备。”德默雷斯特想起他们需要使用三○号跑道，希望地面确实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他还决定不必细谈安定面被卡住的事儿，反正乘客也大都弄不懂这是个什么问题。他用轻松的语调补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晚上，你们的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在驾驶舱执行任务的机长不只一个，而是两个有经验的机长——哈里斯机长和我本人。我们俩是一对老手，我们的飞行年数比我们愿意想象的还长——不过眼下我们的经验合起来可大有用处。我们还有第二驾驶员乔丹，我们大家一起同舟共济，乔丹还要抽出时间回到你们当中去，同大家在一起。请你们也协助我们工作。这样，我敢保证我们定能一起平安地度过难关。”
德默雷斯特随即关掉了广播系统的麦克风。
安森·哈里斯眼不离飞行仪表，随口说道，“讲得不错。你应该去搞政治。”
德默雷斯特不高兴地说，“没有人会投我的票。人们大都不喜欢听直截了当的话，不要听实话。”他讲这话时恼火地想起了在林肯国际召开的航空港专员委员会会议，会上他提出要求砍掉空港卖保险的业务。那次会议证明直言不讳是要倒大霉的。他不知道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他那个八面玲珑、自命不凡的内弟，在听到D。O。格雷罗买了保险，丧心病狂地想要炸掉第2次班机的事后会作何感想。德默雷斯特心里在说，他们多半会同以往一样沾沾自喜，只不过，他们不会再说什么这种事决不会发生，而是改口说所发生的事是极个别的，以后不大可能再发生。等着瞧吧！就算第2次班机安全返航，不管他已经说过的，还没有说过的，他一定要再大闹一场，反对空港卖保险。
不同的是这次准有更多的人听得进他的话了。今晚几乎造成的大惨剧，不管最后结局如何，肯定会引起新闻界的轰动。他打算尽量利用这个机会，他准备直截了当地同记者谈飞行保险的事，谈林肯国际的空港专员，特别是他那个宝贝内弟梅尔·贝克斯费尔德。环美航空公司公众关系部的宣传员们一定会死皮赖脸地借口“以公司的政策为重”不让他同外界接触。那就让他们来试一试吧！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环美2次，这里是克利夫兰中心。林肯通知说三○号跑道暂时还不能使用。他们正设法在你们到来之前清除障碍。万一不行，就在二五号降落。”
德默雷斯特答话对，哈里斯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二五号跑道要短二千英尺，而且也窄一些，目前又在刮强劲的侧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