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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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故事-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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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
  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象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
  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
  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
  何以解惭愧?惟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
  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六八年秋夫,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子了,才更象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五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
  “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
  ……
  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于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的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
  “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
  “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嘛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
  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象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象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续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掏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
  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噗愣噗愣”想往外跳
  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六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
  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作一个舞蹈姿式,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象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作了孩子妈
  一伙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明娃
  
  七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介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作牲灵也要在这搭儿作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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