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扳道工- 第121部分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短周期皇朝基本上都是军事力量没有顺利转化交接给意识形态力量的朝代，秦朝是如此，隋朝也是如此。

　　　　当军事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军事武力的威慑下，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加上这个朝代本身的政策，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这时候朝代就进入长周期的循环。一旦进入长周期的循环，很大程度上朝代的命运就不取决于一两个皇帝自身的素质，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自身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更准确的说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当这种发展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的时候导致的社会崩溃。这时候整个社会似乎沿着既定的轨道经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的过程，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仅仅能对这个轨道造成一些小的波动，却无法改变总体的轨迹！

　　　　孙珲知道，一个朝代的灭亡，当然是由各个人群，各种集团的合力拉扯下的结果，如果固定其他因素条件，单独变动其中某个因素，或许都可以得到免于灭亡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群体，当然都是按照自己利益观，是非观行事，朝代初期是如此，朝代末期也是如此。所以问题不在于不同集团、阶层按自己认可的是非观念或应捍卫的利益行事，而在于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势把这些团体推进了当他们按各自认为正确的利益观念行事，却导致了国家灭亡，和他们初衷悖反的结局出现。这才是深层次原因。

　　　　在宋代以前，商业发展对社会的瓦解是通过商业发展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破坏基层管理，同时通过意识形态的瓦解破坏上层统治，上下合力破坏所造成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商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破坏而无构建。旧的意识被变化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星火意识所瓦解了，但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无法构建起来。政治上层建筑处于逐渐崩溃支离之中，无法形成新的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上层建筑。

　　　　所以宋代以前的长周期皇朝在朝代末期的景象是皇帝的大权旁落，成为傀儡，或操纵在宦官手里，或操纵在权臣手里。而宦官也好，权臣本身也无法对各地官员有效统治，到处都是地方割据，军阀割据的情形。

　　　　但宋朝不象任何以前一个长周期皇朝一样，在临近朝代末期的时候，政府机构处于支离瓦解的边缘。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某个权臣或宦官能真正意义凌驾在皇帝头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威也没有丧失，并没有出现地方割据，军阀割据的局面。恰恰相反中央对地方还是存在绝对的权威，整个文官系统也依然是按照文官本身的愿望在进行运作。商业力量的作用并非是仅仅起了瓦解破坏作用，相反本身还起到了一定的建构作用。

　　　　但宋朝国力的发展，却是典型的“国富民穷”模式，这一模式在王朝末期，极大的加剧了商业力量对社会的瓦解作用。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税收名目最多的朝代之一。宋朝的“正税”是指“两税”（指夏税和秋税）制度，沿袭自唐朝，赋税规定也是一样，实际上并不高。但唐朝的两税，上交中央大部分，地方可以提留部分，在地方发生战争、灾害时，地方可以提出支用。而宋朝要求地方税收全部解入中央，地方毫无积存。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此举，还有一个用意，他在中央设立了“封桩库”，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国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或用作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军费。后来，因为他死得早，在位时没有实现，继位者宋太宗赵光义也没能实现宋太祖愿望，但税收政策却没有改变。因此宋朝的正税几乎都集中于中央国库，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支出权利，这样，当发生外敌入侵时，地方便无钱无粮组织抵抗，只能坐等中央救援，地方政府到了几乎无法维持运作的地步。

　　　　正税之外，宋朝地方政府往往以各种方式和名目“增税”，想尽办法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各地增税的形式不一，大致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附加税钱、分钞及合零就整、大斗小斗、斗面斛面、呈样、预借、重催、畸税漏催等等十几种。

第315章　休养生息（）　
这些“增税”都附着在正税上，其他还有和买、和籴、免役钱、助役钱、折帛钱、月桩、板帐、经总制钱等。这些属于朝廷认可的“法内之征”，各地增税的手段不胜枚举，其超过正税至少在两三倍以上，极端的甚至达到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当时进士林勋便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除此以外，宋朝各地方政府的法外加税更是多不胜举，孙珲甚至很难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统计。以统称为“杂钱”的各色杂税为例子，就包含有农具、牛皮、面钱、鞋钱、大礼银钱、天申节银钱、人使岁钱、亭馆钱、雇船钱、帖拨钱等等等等，几乎无事不税、无物不税。

　　　　在宋朝，由于中央榨取地方太过，促成地方再去压榨民间，各地方设置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花样之繁、负担之重，在中国历史上位列前茅。同时，不严谨的财政管理制度，也让许多地方官员趁机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极大的加剧了宋朝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进一步走向瓦解。

　　　　而孙珲现在要做的，便是借此次战胜金人入侵的机会，以构建强化国防的名义实施强有力的改革，改变宋朝“国富民穷”的模式，使其社会发展走上良性轨道。

　　　　由于此次大宋朝险些给金兵灭掉，可谓“创深痛巨”，朝野上下都有反省意识，要求变革的呼声日高，在这种氛围下，孙珲得以在幕后悄然实施着他的计划。

　　　　只要他将历史改动得越大，时空天堂公司翻盘的机会就越小。

　　　　当然，改变历史，成就一个不一样的强大宋朝，对他来说，成就感也是不小的。

　　　　除此之外，孙珲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将自己所知的这个时代能够应用上的军事技术知识，尽可能的传授给狄锋、岳飞、高宠等年轻的新锐将领。

　　　　时间飞快的过去，转眼间，便到了麟瑞三年的春季。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休养生息，宋朝很快恢复了国力，在孙珲的暗中推动下，何栗、李纲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减税改革，取消了很多苛捐杂税，同时赵佶又颁布诏令，命令各地官府设立“常平库”，收存朝廷允许地方收取的杂税收入，以备地方出现紧急情况时支用。这些措施使民间税负大为减轻，农业和工商业再度繁荣起来，而地方官府因为有了自己的库藏，逢水旱灾害时不必向朝廷请援，即可自行调用物资救助民间，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大量杂税的取消也使得官民矛盾得以缓解，宋朝的社会又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

　　　　而为了改变宋朝“崇文抑武”的传统，孙珲刻意的提高“武圣”姜子牙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祭祀活动。

　　　　事实上，姜子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圣人，是当之无愧的。

　　　　民间传说中，商灭之后姜子牙执封神榜，为天下英雄封神，地位崇高。姜子牙即是武神，也是智神。真实的姜子牙半生寒微，直到七十岁才出山辅周佐文王、周武王灭商，立下了千秋功业。灭商之后被封太师，封地齐国，后世春秋战国之齐国国君即是姜子牙的姜氏一脉。太师职位既管军事，又理政事。是群臣之首。

　　　　文学方面，姜子牙著有兵书《六韬》，为武经七书之一。

　　　　简单的说，姜子牙这个人，文治武功方面几乎无可挑剔。所以后世对他也是非常推崇。后来孔夫子说到姜子牙，也赞叹道：“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到了唐朝时期，尚武的唐太宗对智慧无双的姜子牙非常崇拜，于是就尊姜太公为武圣。到了唐肃宗时期，开始设立武庙，让姜子牙享受人间烟火，并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祭祀等同孔子。并给姜子牙配置了亚圣十哲七十二将，姜子牙塑像居中，张良为副，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位左；张良，田穰苴，吴起，乐毅，孙武位右。下首还有廉颇，孙膑，王翦，关羽，苏定方，韩擒虎，谢玄，宇文宪，周瑜等历史各代名将七十二名，这种武庙配置，堪称史上最豪华阵容。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期，继续加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仍以姜子牙为武圣，主祀武庙。

　　　　为了提高武将们的地位，孙珲还刻意的强调文圣孔子对姜子牙的赞美，并将岳飞阵斩金帝完颜吴乞买的英雄事迹广为宣扬，使岳飞的大功天下皆知，岳飞本人也成了继狄青之后宋朝青年人的又一个偶像。除此之外，孙珲还促使孙傅上奏朝廷，为狄青的无罪被免平反，纪念表彰狄青当年的功绩，皇帝赵佶随后下诏为狄青竖碑立像，派官员春秋致祭，并追封狄锋等狄氏家族后人。

　　　　经过这样一番运作，宋朝武将的地位得以提高，虽然张叔夜、宗泽、王彦等统兵大将的权力依然受到不少的限制，但较以往还是要好得多，宋军兵将的战斗力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相比之下，金国的实力则下降了许多。

　　　　金军退走之后，便和中原地区断了消息，宋军收复燕云十六州后，得到的消息主要来源于从金国南返的汉民。据这些人说，金军回国之后，国内很快便发生了变乱，经过一番血腥的杀戮，最终“大太子”粘罕即完颜宗翰夺得大位，成为金国皇帝。不过完颜宗翰一上台便宣布对宋称臣，主动去掉了帝号，自称“大金国主”，并声明遵守此前宋朝方面提出的“放还汉民”和约条件，是以被金人掠往北方的大量汉人民众得以返回家乡。

　　　　孙珲明白完颜宗翰为什么会这样做，他担心宋军在夺回燕云十六州后，以此为跳板，继续北进，灭亡金国，是以才做出了如此的低姿态，当然这当中也包含了对自己的深深忌惮。

　　　　孙珲相信，只要完颜宗翰能够找到反制自己的手段，他是一定会发动反攻的。

第316章　富国强兵为哪般（）　
但金国的情况和大宋完全不同，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又少，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所以完颜宗翰才担心宋朝就此灭了金国。但孙珲了解宋朝的底细，知道以宋朝现在的军力，灭金是力不从心的，更无法消化原辽国的土地，所以也选择了低调行事，促使宋朝廷接受了金人的乞和，以巩固燕云十六州为主。

　　　　在完全将燕云十六州融入宋朝之后，孙珲接下来的计划，仍然不是灭金，而是灭掉西夏。

　　　　党项人建立的这个有如牛皮癣一样的国家，恶心宋朝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现在宋朝北方的两个强敌辽和金都已经废掉了，正好可以腾出手来，没有后顾之忧的解决掉西夏。

　　　　现在的孙珲，终于理解了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新法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

　　　　这个问题可以用熙宁变法的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并不准确。

　　　　历史证明，富国与强兵并没有统一性，有时甚至正好相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险些发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所以“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而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但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

　　　　而名将王韶的平戎策，确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只要宋朝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如果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那时宋朝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觉得耻辱。

　　　　而这一切，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若西夏得到河湟，是宋朝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而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要。

　　　　河湟不一样。

　　　　首先，河湟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二百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还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物产丰富，出产稳定，不必宋朝廷向它拨款运粮。

　　　　王安石变法走得那样急，那样乱，很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