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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他并通过密电向总参谋长何应钦通报了上官云相的作战部署。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皖南事变发生数天后，其8日晚和9日才有和白崇禧等具体讨论应付办法的记述。他的态度自然是当即批准“积极肃清”。其内心里则估计战事不会过于严重，即所谓“中共决不敢在此时有所叛乱也”。
自8日顾祝同来电话后，第三战区不断有捷报传来，重庆军事高层中许多人兴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进剿。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因为蒋最担心的就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会全面破裂。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共借机“扩大叛乱”。他深知国民党此时并无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对白崇禧扩大剿共范围的提议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见，而且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批评白称：“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他再三表示：“对中共决以消灭其组织为主，而对其武力次之。”包括对已经被包围的皖南新四军，蒋依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也没有对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围剿作战抱以多大的期望，反而担心围剿不成不仅会根本破坏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移过黄河的划界方案，而且会逼其分股流窜后方，留无穷祸患。故蒋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虽赞成“积极清剿”，但目的却还在以此来达到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意图。他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且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
直到顾祝同随后来电说明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不再有其他表示。惟在军委会开会时，蒋对善后处置的态度仍与多数与会者的强硬态度不尽相同。与会者这时大都赞同白崇禧的意见，主张“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蒋却因顾虑中共的反应而相当犹豫和慎重。
据徐永昌日记，1月15日上午在军委会会议上，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外，余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张。下午3时再度讨论时，多数人的意见仍坚持强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称：只要不是军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表态，会毕仍表示：“再考虑一夜”再说。
第二百二十一章撤销新四军的番号（）
又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斟酌，蒋介石到16日晚才最终下定决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见行事。他对自己改变态度的解释是：“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因此时“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
1月17日，国民党以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故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由上可知，皖南事变及其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事到临头，蒋介石为安抚强硬派军人，和刻意表现强势的一种应变措施罢了，并不是蒋有计划的步骤。对此，亦可以证之这时与蒋态度相近的张治中1945年11月7日的回忆。张在给蒋的上书中劝蒋不宜对中共动武时特别提到几年前的皖南事变，称：“三十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之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
第二百二十二章犹如百万兵的声明（上）（）
就在蒋委员长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没几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并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命令和声明如下：（节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三章犹如百万兵的声明（下）（）
（接上一章）
（省略部分）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第二百二十四章三个叛徒的下场（1）（）
大浪淘沙，并不是所有闪光的东西都是真金，只有去除没有用的杂石，经过烈火的淬炼，才能显出赤金，在革命队伍中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原一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改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但赵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
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