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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章黄桥曹甸导火索？（）
（一）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
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
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
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
但为团结韩德勤，我军主动退让了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韩不思停止进攻，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
万余人向我黄桥阵地发起进攻。我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
（二）
现在有不少人持一观点，就是皖南事变是黄桥草甸的后果。
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国民党的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我进攻，陈毅、粟裕所部新四军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我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
曹甸战役只是黄桥战斗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
也不会有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中共产党新四军的“得陇望蜀”？
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绝不是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是因果倒置。
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
（三）
早在1940年4月，顾祝同就已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
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
4月5日，蒋介石就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
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
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唐式遵，担任皖南行动的总指挥。
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
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将皖南及附近的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长江以南。
第一百九十六章走哪条路线最安全？（）
（一）
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
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
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
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本鬼子、国民党顽顾派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
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
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新四军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就是你好我好哥俩好，无需经过激烈的战斗而流血牺牲，主要还是以项英为首的部分领导人把困难想得太小了。
（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势力的本性，让人们不能忘了，国民党有1927年在北伐接近胜利时，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对一起北伐的兄弟——中国共产人的大屠杀，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
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向全会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旨在排斥共产党，全面掌控国民党党权。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坚决抵御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独裁路线。而被国民党右派报纸公开辱骂为“叛徒”与“会场三怪”的南社创始人、诗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旗帜鲜明了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公开发言中反对蒋介石的以反共、排共为终极目标的这个《党务整理案》。次年，距蒋介石抛出《党务整理案》才11个月，随着共产党人起冲锋陷阵作用的北伐战争胜利刚刚结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就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着昔日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国民党左翼人士大开杀戒。三天后，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发源地广州；三个月后，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战争胜利目的地武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共产党人、左派群众的血腥惨案。在蒋介石鼓吹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杀人宣言煽动下，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极右翼国民党人的控制区内，有上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倒在了血泊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蒋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杀，面对汪精卫的背叛与步蒋介石后尘举起屠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由得拍案而起，于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起草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次日出版的《国民论坛》报上，并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自肥的寄生虫。”在声明中，宋庆龄庄严地宣布道：“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而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不久，为示抗议，宋庆龄毅然踏上了孙中山先生生前为之推崇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之行。在临行前所发表的《赴莫斯科声明》，宋庆龄再一次义愤填膺地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是“孙中山遗训的叛徒”、“投降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抵达莫斯科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两年后，宋庆龄回到国内参加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平香山迁葬至南京紫金山麓的奉安大典活动。但她坚决不与蒋介石为伍，而且，还在拍发给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的电报中，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大众，对外执行亲帝反苏的路线。电报一针见血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电文中，她还大义凛然地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所蒙蔽”，他们将站在革命者一边进行斗争。”而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决心。”但是，蒋介石是铁了心要背叛孙中山先生遗训的，更是置民族深仇大恨于脑后一条道走到黑的反革命顽固死硬分子。
时间过了十多年，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那种统治力的表现和实力的显现，“工于心术”蒋介石怎么可能看着你共产党的军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做大？他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只要我们前方的指挥员，如项英等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和中央的步调一致，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最重要是我方所受到的损失最小化，是完全可以移易的。
但是，笔者以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皖南新四军最后走上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严格意义上的全军覆没。
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全军覆没这个结果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唯一性，任何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
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1。全军覆没；2。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但在日本鬼子；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态势下；肯定的是；走哪条路都是不安全的——只有皖南的青山绿水永远记住那些没有倒在日本鬼子的枪下，却冤死在所谓友军的刀下的新四军指战员。。。。。。
第一百九十七章早有预谋（1）（）
（一）
新四军成立之初，在江南的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在江北的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
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了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重庆当局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了。
（二）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
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一厢情愿被中共所拒绝。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华中新四军之所以发展迅速，固然与正面战场国军吸引日军主力，使其暂时无暇后顾，从而给新四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有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新四军得到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一，国军尽管在正面战场顽强阻敌，但毕竟是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而新四军迎敌而进，深入敌后，让沦陷区民众看到了希望；其二，国军实行兵役制，强制壮丁入伍，而新四军推行募兵制，宣传、动员敌占区青年自愿参军，保家卫国；其三，不少敌后的国军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摇身一变而成为助纣为虐的伪军，而新四军绝无成建制伪化的丑闻；其四，新四军所到之处，党政随同推进，成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二五减租、分半给息的政策，惠及了贫苦农民，也消除了地主富农“被共产”的顾虑；其五，新四军谙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其六，新四军作风过硬，军纪严明，而国军纪律涣散，处处扰民，如韩德勤部在苏北，连蒋介石都收到属下密报韩军“官兵全失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指新四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以上种种，无不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深得民望，这是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三）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华北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第一百九十八章早有预谋（2）（）
华中地处苏浙皖鄂豫赣6省，曾是蒋介石统治的基本地区，也是他过去发动内战的主要经济命脉所在。武汉失守以后，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流布在华中各地。豫南、豫东地区有汤恩伯、李仙洲部，鄂豫边、淮南、皖西地区有李宗仁、李品仙部，浙赣、皖南有顾祝同、上官云相、唐式遵部，苏南有冷欣部，苏北、苏中有韩德勤、李明扬部。津浦线、淮南线、皖赣线沿线徐州、宿县、蚌埠、滁州、南京、合肥、巢县、芜湖、铜陵等城市则为日军控制。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