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某械�98师的进攻均受阻。此时战局陷入僵持，日军龟缩据点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军。中国军队竭尽全力仍不能有太大进展，部队伤亡严重。8月23日拂晓，增援日军先头部队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在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方面登陆，战况骤然吃紧。蒋介石闻讯，急忙命军政部次长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98师、第11师及刚到嘉定的第67师、第14师火速分赴各处抗击敌人登陆。
眼见情况不妙，蒋介石深感有亲自到前线督战的必要，一来能鼓舞士气，二来可以就地掌握第一手情况好作出相应部署。8月25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顾祝同、陈诚等一干高级将领，冒着瓢泼大雨从南京急匆匆赶到南翔，召集军事会议。冯玉祥也冒雨从无锡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驻地赶来。会议先由各师逐一报告战况，之后张治中汇总条陈，蒋介石最后发表讲话：＂综观近日之战况，我军伤亡奇重。战争固不能免于伤亡，然指挥失当，致使死亡猛增，牺牲殊无价值。我军缺点在于攻击实施之前，未能充分考虑，轻率从事，牺牲也就大。今后应悉心研究，当攻则攻，当避则避。＂显然蒋介石话中有话，一句＂指挥失当＂、＂轻率从事＂将责任推给了冯玉祥。冯尽管一肚子委屈和愤懑，却也无可奈何。
抗战时期，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冯玉祥与蒋介石关系总体是较为缓和的，冯服从蒋的领导，蒋尊重冯的意见。在民族危亡关头，冯玉祥对蒋介石做了三件事：不断激励蒋坚定抗战决心；注意维护蒋的领袖地位和尊严；也敢于批评蒋的不足。
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呼吁联合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当时恐日症、亡国论甚盛。抗战时期，蒋更几经动摇。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曾解释“抗战到底”的意义说：“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实际上，关于“抗战到底”，冯玉祥早就有过解释。在1938年10月的武昌最高国防会议上，汪精卫与白崇禧、冯玉祥谈论什么是“抗战到底”，冯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这当然使汪精卫很不喜欢，当时蒋也在场，但没有关于他表态的记录，很多资料显示，蒋介石在抗战前期，一面对日作战，一面又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本秘密谈判，蒋的谈判虽是虚虚实实，有时不失为一种策略，但难免有脚踩两只船之嫌。
对于蒋介石可能产生的动摇，冯玉祥为其痛陈利害，冯以赤壁之战前孙权与鲁肃的对话启发蒋指出：“汪精卫一班人为了富贵，什么坏事都敢做。委员长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冯甚至要求蒋效仿孙权，砍掉桌子的一角，以表明抗战到底之决心。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意见非常赞成，当晚，冯玉祥将谈话要点在长沙广播，这使大家都知道了蒋介石有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当时身处最高统帅位置，冯玉祥清楚懂得拥护蒋介石的重要性，处处注意维护蒋的领袖尊严。
在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一天，西北军将领冯治安、陈继淹同萧振瀛来桑园看望，言谈之下，萧振瀛说政府对不起他们，冯玉祥马上说：“政府现在抗日，无论是谁，不能再说政府不对。”并切实地重复了一次，还特别叮嘱冯治安，无论如何，不能受人挑拨，说政府的不对。
抗战不久，冯玉祥被召回武汉。中央训练团，冯玉祥受邀演讲《什么是你的成功》，讲了约4个小时，意思是说中华民国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蒋先生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冯玉祥把蒋介石的成败与中华民国之命运视为一体。冯这样讲，当然也令蒋介石十分满意。
冯玉祥还专门把服从领袖作为训诫和要旨写入其日记及著作中。1938年1月，冯玉祥在日记中写有民众抗日注意事件：“一、必须拥护中央。二、必须拥护军事最高领袖。”1938年8月，冯在日记中记载其告宋哲元以为国之道，中有数语为：“二、与委员长共生死，爱国决不后人。四、要抱定有委员长，即有宋哲元，有宋哲元即有委员长，如此方不愧对国家与民众。”冯的《抗战哲学》第十一章为“服从最高统帅的领导，一致努力”，其中写道：“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努力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服从最高统帅的领导，在他的指示下一致努力，四年中领袖对于抗战建国有不少的训示，这些训示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遵守的，只有按着这些训示努力做才能将鬼子驱逐出去，才能建设新的中国。”
冯玉祥亦竭力避免蒋介石对自己的任何猜忌。1938年5月，冯在鸡公山上，见石壁上有邵力行题字“冯将军是抗日推动者”、“冯将军是抗日创造者”，冯以为，“当此抗战时期其字句间显有挑拨离间嫌疑，因今天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决不能有其他，当命人执送信阳县署以惩之。”
对于蒋介石做得好的地方，冯玉祥更是十分注意宣传。他在日记中记述：有一天，蒋请冯玉祥、李任潮、李德邻吃饭，有林文蔚陪着，其中有一盘肉，蒋先生说：“我们的兵每一个星期要吃一回肉，是很要紧的事，找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军队照办。”有一块肉上带着毛，蒋先生说：“肉上带着毛，士兵们吃了一定要生病的，请林先生记下来，要告诉各军队，毛要拔净，拔不净要拿火筷子烫。”在碗里头捡出一块姜来，蒋先生说：“姜这个东西可以杀菌，炖肉的时候，是不可少的，也要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长官照办。”
周恩来曾称赞冯玉祥有“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精神。冯玉祥也把这种精神用在蒋介石身上，蒋的文胆和谋士陈布雷说过蒋的“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这个评论就当时的人看来，是并无多少夸张的，冯玉祥对蒋也是十分敬慕的，他写道：“以蒋先生之夙兴夜寐，终日勤劳，吾人回无懈可击。”
然人非圣贤，蒋自然也有许多招致不平反对的事。在冯玉祥看来，蒋的错误多是因为受下面人的蒙骗，如谈到国家军事状况时，冯玉祥就说：“蒋先生固是君子可欺。”
但有时蒋介石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也实在是让人看不过去，冯玉祥也会进行劝谏和批评。冯对蒋的集权多有批评，他在日记里写道：“蒋先生可是国家的领袖，什么都是一人兼任，一个人即是万能，也不能分身万处，这什么都管的主义叫什么都不管。”冯玉祥因之专门给蒋写信建议：“请设智囊团及专门人才研究团，因一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有要事待商，可请智囊团研究参加意见，专门人才之设专为科学之讨论，如前方坦克车之如何破法，战略上之问题皆可付与研究。”冯以为罗斯福、斯大林所以能有大成就，与施行此建议有直接关系，故望蒋能以此项建议为当务之急。
蒋介石搞集权，这就常常造成越权指挥，冯玉祥对此也很有看法。淞沪会战，张发奎的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经调查，知道原来是蒋介石把炮队调走了，这让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非常气愤，他批评说：“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都指挥着。”
在用人上，蒋介石爱重用亲信，这些亲信经常身兼多职。冯对此加以劝谏说：“钧座实事求是，素恶兼差，此次仍请坚持原意，力祛此风，则用一人收一人之效，行一事得一事之益，庶务俱举可以翘首而待之。”
会后，蒋介石对他不满意的第三战区进行了人事调整，实际上只是调了一个人，那就是冯玉祥，他被调到新成立的第六战区去当司令长官去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由蒋介石本人兼任，顾祝同仍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这么做，有他的考虑：一是随着战事深入，双方都在不断增兵，规模还有继续升级的势头，由自己亲自担任第三战区长官，足以向外界说明他重视的程度；二是让冯玉祥指挥并不是其手下的中央军和各个杂牌军组成的前线部队，显然不能得心应手，而第六战区在北方，那里多为冯的旧部，指挥起来比较容易。不过冯的确跟蒋合不来也是一个重要事实，冯玉祥不满自己被闲置，老是发牢骚说怪话，也招惹了蒋介石的极大不痛快。据说白崇禧也对冯看不过眼，白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往来京沪之间视察，见其每天不理前方战事，只管＂作诗骂人、不务正业、不干正事＂，回来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建议调走冯玉祥。冯与蒋的矛盾和隔阂自此进一步加深，抗战胜利后，冯对蒋热衷打内战和对抗日民众的倒行逆施行为极为愤慨，公开反蒋，蒋介石下令开除冯玉祥的军籍、党籍和公职，两人彻底决裂，这是后话。
第一百八十七章激战（5）（）
1945年，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伍中，有这样一支队伍：没有番号，没有舰别，队员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当他们走过时，有人黯然饮泣，有人痛哭失声。他们代表着中国在抗战中拼光了血本的一个军种。
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的军力差距很大，这主要指的是陆军，如果说到海、空力量，则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自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海军就没有恢复元气。两国海军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差距令人悲叹！“八一三”淞沪战役开战前，为阻止日本舰队冲进长江，蒋介石命令海军部长陈绍宽执行封江任务。陈绍宽抽调了8艘舰龄较大的舰艇，与20艘从各轮船公司紧急征用的商轮，
下沉堵塞江阴水道；随后在长江航道又相继沉塞4艘军舰和10多艘被征用的民船……
淞沪抗战开始后，8月16日晚，中国海军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潜驶黄浦江，高速穿过停泊中的日军驱逐舰和英、法、意等国军舰，到达南京路外滩攻击位置，突然向日本第三舰队司令舰长谷川清中将的旗舰“出云号”发射鱼雷，命中目标，“出云号”遭到重创。
对中国军队来说，抗日战争爆发时，上海最吸引人的目标，莫过于日本海军中国派遣舰队旗舰“出云”号了。作为在华日本海军的旗舰，出云舰既是日军的海陆通信中心，也是一个极为醒目的象征。
中日开战以后，这艘万吨巨舰靠泊于日本领事馆门外码头，不断用其203毫米主炮和152毫米副炮轰击中国军队阵地，为其陆军提供火力支援。出云舰的203毫米主炮威力更大。因此，出云舰的火力支援，对在上海据垒死守的中国陆军来说，威胁极大。
1937年8月13日，中日在上海的战斗爆发以后，中国海陆空三军曾轮番上阵，迭次对出云舰展开攻击，并多次将其击伤。但由于该舰防卫严谨，结构坚固水线装甲达125毫米，最厚处175毫米，所以直到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仍未能将其击沉。这是很多中国老军人为之扼腕的一件事情。
根据中国方面记载，在淞沪战役中，中国海军曾经派遣潜水员，试图用水雷对出云舰进行攻击。这也是中国海军潜水员在海军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实战。
一群海军特工队员越过多道警戒，推着水雷进入了港区。他们进攻的矛头直指“出云”号。“出云”号巡洋舰是日本海军淞沪指挥中心，排水量为9180吨。只要炸沉它，就能使侵华海军舰队群龙无首。夜色中，“出云”号近在跟前，但要炸毁它可是难上加难。“出云”号四周围了一圈铁驳船，且驳船与驳船之间的空隙布设了防雷网。要炸沉“出云”号，只有让水雷贴近。一个特工队员拿出早已备好的铁钳，准备剪破防雷网后钻进去。但不小心弄出点声响，一下子就被敌艇上的哨兵发觉了。顿时，探照灯随声而至。密集的子弹如暴风雨倾斜而下。敌汽艇也闻声围了过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特工队员引爆了水雷，遗憾的是这次行动虽然炸沉4艘驳船和1艘货轮，“出云”号只受了轻伤。
这次袭击，在中国海军的其他文献中也有记录。根据中方史料，海军之所以进行这次攻击，是因为预先获得情报，得知在华日本海陆军和外交首脑将在“出云”号上召开军事会议，日酋松井石根和一批军政高官当晚可能住在“出云”号上。中国海军试图借此发动一次“斩首行动”。
尽管中方不同文献都提到这次行动，日方史料中却一直找不到这次袭击的影子。日本海军档案中记录，中国海军确曾在8月16日以鱼雷快艇袭击出云舰，由于日舰的防卫炮火炙烈，加上岸边灯光眩目难以瞄准，仅击毁出云舰所在的英美烟草公司码头和岸壁一部。日本历史学家的历史回忆文章，提到此次战斗和中国飞行员梁鸿云炸沉一艘日本驱逐舰的战例，但也强调在日本海军的官方记录中，找不到这两次战斗的记载。
那么，中国海军是不是真的出动过“水鬼”袭击“出云”号呢？
从中方的文献来看，的确有一些令人觉得可疑之处。
根据中方记录，实施这次攻击的是海军两名布雷兵，分别叫做王宜升生、陈兰藩，他们两人携带三枚水雷对出云舰进行了攻击。《中国水雷发展简史》记载王、陈二人携带的，是海军上海新舰监造室制造的海丙式电发水雷。
可是，这种水雷自重达300磅，两名水兵拖带三枚这样的水雷进行攻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中方报刊在1932年淞沪事变19路军抗日时期，也有胡厥文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亚樵组织“水鬼”用水雷攻击出云舰的报道。会不会是这次袭击被误记为发生在1937年了？
经过核对，发现国民党时期军政部档案中，确有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动用潜水员袭击出云舰的资料，并称实际上曾对出云舰进行过两次水雷攻击，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与海军无关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当时海军电雷学校恰有意大利教官在教授水雷课程。故此，8月24日，海军即在其指导下用意制水雷对出云舰进行了袭击采用水雷袭击驻泊舰艇并非全新战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海军潜水员就曾乘坐“蟋蟀”式潜水具潜入奥匈帝国军港，炸沉战列舰“森特？伊斯特万”号。意大利海军在使用这一战术方面颇有建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以潜水员携带水雷奇袭了英国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军港，炸沉“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刚勇号”两艘战列舰。结果，第一次袭击因意大利水雷质量不佳未果。9月28日，复遣王宜升生、陈兰藩等六名水兵，携带三具威力较大的自制水雷对出云舰进行攻击。由于夜间行动，在水中寻找目标困难，最后，只有王、陈两人到达阵位。已经加强警戒的出云舰在其泊位外侧设置了防雷网、电网，以及小火轮、驳船进行防卫。结果，王、陈二人在试图沿栈桥突破防雷网时被发现，被迫撤离。在撤离时两人引爆了水雷，炸坏出云舰尾部和周围的火轮和驳船数艘。
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参加攻击的中国海军潜水员共六人。以此，两人携带一枚300磅水雷进行袭击，由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