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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苦恼是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以戴笠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面见蒋介石，就是蒋的官邸或办公室也进不去。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参谋、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笠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不入流青年，官员们颇有些不屑。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仆从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听到这些话，戴笠虽引为奇耻大辱，但为了打通蒋介石身边的门路，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有时蒋的随从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袋里连吃晚饭的铜子也不剩。
作为“情报个体户”的戴笠，工作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忍饥挨冻。戴笠在南京做特务工作时，每天清早出去，直到半夜三更回家，又得连夜把当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戴笠请曾在上海一起流浪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再自己校阅后定稿，然后草草睡一会儿，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如果手头宽裕，戴笠便花上一两块大洋租车去官邸，如果囊中空空，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
这一切，又得从蒋委员长的阶段抗战策略谈起……
第一百七十七章最高军衔之无间道（1）（）
（一）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子，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汪精卫“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粉墨登场了。
粉墨登场，伪“国旗”被当作靶子打
3月30日，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在军、警的刺刀“保护”下，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汪精卫和新的“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还都宣言》。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所有的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乌纱帽”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正当“还都”闹剧演到高潮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正在游行的人们，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瞠目结舌，四处逃窜。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举起枪，指着“国旗”破口大骂。
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后，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国民政府”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皇军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要不，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
二）
这一天，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消息和汪精卫的《还都宣言》，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立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接着，蒋介石又下令，悬赏十万大洋，缉取汪精卫的人头。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黄道吉日”，而日本人的子弹、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加上给死人招魂的“国旗”，却使得这个“黄道吉日”充满了殡丧的气氛。
利令智昏，“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
其实，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内部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一直不断。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为此，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正式”的卖国条约。
在多次与日谈判中，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但是，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因此，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折冲尊俎”的“大外交家”。
汪伪政权的各院、部、委、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周佛海笔下“十分钟内敲定”。周佛海曾无耻地说：“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完全是余一人发起，以后亦以余为中心。”
对于周佛海“揽权位，置私人”，汪精卫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周有日本人撑腰，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让他一手操办。在形式上，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被人称为“汪记政府”的股肱和象征。
周佛海的飞扬跋扈，攘权奸狡，自然令人仇视。汪伪政权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以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为首的“公馆派”较劲，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靠日本主子撑腰，始终大权在握。
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关、患难相随”，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易于冲动，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
荒唐透顶，“汪伪，伪满”要“建交”
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日本政府在“中日亲善”的幌子下，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率军、政、宪、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还都南京”大典，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中日条约”，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满洲国”，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为“大东亚和平新秩序”打好基础。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特使”，赴“满洲国”觐见傀儡皇帝溥仪。
说是汪伪“特使”，不如说是“二日本”的特使。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访问程序，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警卫、翻译、记者、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徐良到了新京长春首先不是觐见“满洲国”皇帝溥仪，而是见溥仪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
汪伪政权时，任“外交部长”的是褚民谊，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易于贯彻“中日亲善”政策。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不放心，会见时，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双方做什么，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人格丧尽。
三）
这次访“满”，日本人对徐良的“表现”十分满意，汪精卫自然放了心。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徐良很快擢升为“外交部长”，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大使”。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双方经过一番“外交”活动，很快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满洲国政府大使”。“两国”“建交”后，伪满提出要在上海、天津设立总领事馆，汪伪不仅赞同，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所谓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国中之国”，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伪满”和“汪伪”都在中国领土之内，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大使馆”“领事馆”真是荒唐透顶。
时过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褚一回国，就立即以“外交部长”身份访“满”，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打得十分火热。很快，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沈阳“总领事”，何希韶为驻哈尔滨“总领事”，伪满也在天津、上海同时开馆。
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总领事”后感到无所适从。这里既无侨民可保，又无侨商可护，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有一次，周逸峰求见汪精卫，请示工作要领。汪精卫说：“如果记者要问你，你可以谈＇中满关系＇，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你还可以说，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也是同胞。”汪精卫做贼心虚，言不及义，周逸峰听了，仍不知所云。
声嘶力竭，“汪先生不行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但向谁宣战呢？向美、英宣战，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拿什么来参战；对蒋介石宣战，又不对，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中国人，叫什么宣战？对了，对同盟国宣战，反正空对空，凑凑热闹。汪主意一定，马上命“外交部长”褚民谊到“日本驻华大使馆”磋商。但主子毕竟是主子，奴才究竟是奴才，日本“大使”大骂褚民谊“八嘎，笨猪”。吓得褚掉头就溜。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难以控制；其二，毫无军事实力，徒遭世人耻笑，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一旦宣战，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
时过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日本80％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摆脱困境，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四）
汪精卫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在日本首相官邸，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并缔结协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共存亡，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两人最后商定：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1943年1月6日，日本军方侦听到美方绝密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中美双方另署条约，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日方为了让“南京政府”的宣战行动达到最佳效果，决定提早让汪伪政府对美、英等国宣战。
1月9日，南京“主席”府官邸，汪精卫戎装裹身，佩着特级上将军衔，声嘶力竭地在麦克风前发表对美、英的《宣战公告》：“自今日起，对美、英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协力，进行大东亚圣战。”可能长期重病缠身，也可能前方战事极为不利，汪精卫《宣战公告》只念了一半就头冒冷汗，脚打哆。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一看情况不对，忙对陈公博说：“汪先生不行了，怎么办？”陈公博说：“再坚持一下，汪主席快念完了。”当时与会的各位大员没有感到什么，可细心的记者却捕到这一新闻信息，第二天，《对美、英宣战，汪先生肯定不行》、《内外交困，汪主席快完了》的醒目标题出现南京各报端。
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务后，很高兴。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因为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愿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唐生智认为：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这置他自己于何地？所以他极力反对，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说，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亲自拜访他，结果并不理想。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当时，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
1942年的冬天，国民党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组织，被汪伪76号李士群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