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风- 第25部分

　　　　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简单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时招收的新生，在经历四年的流亡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这届毕业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这一年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自流亡以来，在校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1045人。在1937年，学校还只有512人，此后在校人数逐年递增。和现代相比，全校的人数，还不如几个系的人。

　　　　土木系王人龙1940年在遵义毕业，他的弟弟王人麟正好在1940年辗转来到遵义，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原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晚年谈及当时的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的原因时说：“我们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

第六十八章别样的长征（16）（）　
1943年8月，素有黔北“小江南”之称的贵州湄潭县，一种被称为湄红的新茶出现在集市上。这种茶叶是由三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开发出新品种。茶叶种植是湄潭主要产业之一。

　　　　此时正值暑假，因为抗日战争仍在持续，国立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里，家乡在沦陷区的教授和学生依旧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

　　　　离新学期开学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一些刚刚考入浙大的新生已陆续从各地赶到这座小小的山城。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收新生600多名。

　　　　不满17岁的江苏籍考生李政道，在贵阳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被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很快就和几位同学一起从贵阳赶到湄潭。

　　　　湄潭城外，到处是整整齐齐，充满绿色的茶园。

　　　　迎着充满淡淡茶香的夏日空气，李政道步入了湄潭城。当时有谁知道，数十年后，就是这位当时的翩翩年少之人，走进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殿堂。

　　　　国立浙江大学在1939年底搬迁到贵州遵义，由于房源紧张，只能分散办学。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设在距遵义75公里外的湄潭。

　　　　理学院下属的物理系搬到湄潭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楼内陆续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四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每年的六六工程师节这天，实验室和工场都会向当地人免费开放，就像现在某个开放日一样。

　　　　开放参观的场面就像过盛大节日，比那个赶集赶场还要热闹，它不光是工学院如此，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把一些个科学知识的普及，你像马德堡半球，这球是真空；大气压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就是两匹马在那儿拉，他也在那儿通过人，你自己来试试看，真空以后你能扯得开扯不开。

　　　　那时的遵义是比较落后了。但浙大这里还有一架飞机，学校里有一架飞机，这个到了工程师节那天是，遵义老百姓人山人海，到那去参观。

　　　　当地的民众感到稀奇了嘛就是，就是这样回事，因为好多东西他们没有看到过，像日光灯当时许多城市里都没有，他们哪里看到过。

　　　　每当遇到这个工程师节，和进行这个科普对外这种展览的时候，是非常慷慨的，竺校长在这一点上，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让各个系绝不吝啬，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学习科学、了解科学，同时也了解浙大，支持我们浙大办学，实验室开放，他觉得实验室开放日，就是在工程师节的时候，各个系的实验室都是对外开放的。

　　　　一天，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少年，其中一位是束星北教授的侄子束慰曾，另一位则是刚刚来到湄潭的化工系新生李政道。

　　　　因为李政道和束慰曾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两个人也是要好的朋友，在一个假期的时候，束慰曾带着他到自己的叔叔家，这样认识的束星北。

第六十九章别样的长征（17）（）　
李政道192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李骏康靠生产经营化肥发家致富，也就是说是化工企业家。

　　　　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政道从小喜爱读书，国立浙江大学是他年少时心仪的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刚满15岁的李政道不得不只身离开上海。经历了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两年流浪生活后，他经福建、江西、两广抵达贵州，在贵阳参加了1943年夏天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最终如愿以偿地考取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他之所以读化工系，这本是他父亲的要求。

　　　　李政道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心底里非常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

　　　　但是入校一个月后，李政道却做出了一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从浙大的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

　　　　李政道当时因为是一年级新生，按照学校的安排，他必须去距离湄潭15公里的永兴镇校区。永兴镇是一个小集镇，全镇只有短短的一条街，两面是破旧的房屋。

　　　　浙大一年级的校舍主要分布在镇上的两个会馆里，就是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

　　　　这一年，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也被安排到永兴，教授低年级学生的基础物理课。

　　　　束星北教授的讲课非常有特点，一个就是他从来不用什么讲义，很少在黑板上写什么概念或者定义，就是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随随便便地谈，而且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大家所能看见的，甚至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他讲到高兴之处了呢，一屁股就坐在哪个学生的桌头上，就那么侃侃而谈，或者一堂课经常和一个学生在这儿争论一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这一堂课可就结束了，按现代教学理论来说，他这属于是启发式教育的方法。

　　　　李政道在听了几次束星北的物理课之后，便开始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李政道经常主动提问，这个化工系的学生引起了束星北的注意。

　　　　束星北当时就感觉到了他像物理系的学生，也没有这化工系的学生对物理的这种认识，这种思维能力，强或者深，灵敏，敏感。一个就是束星北当时感觉，以后，束星北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一个这个学生他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来区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般的学生实际上都在求知，说李政道这个学生呢，他是求道。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第七十章别样的长征（18）（）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教授与王淦昌教授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

　　　　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在双修寺外，是好大一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茶树叶香。那时真属于抗战中的世外桃园了。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一段时间公费餐费用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学生们，但没有什么菜。

　　　　就是有菜，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就更不要讲了。

　　　　学校的校工们就做起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口袋里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真叫做打打牙祭。女同学说男生们吃饭多，就说他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嘛。学生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了。

　　　　有的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客气点，我就帮你们提水了，说她们女生是水桶，谁叫你们说我们男生是饭桶的？

第七十一章别样的长征（19）（）　
李政道被安排住进会馆二层楼的厢房里，一个通间住了30多人。永兴没有电，晚上只能点桐油灯，每人每月发一斤灯油，在拥挤的宿舍里自习，光线很差，李政道感到很不适应，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有一天，李政道一个人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就看见茶馆里有些人，有学生在那里读书，有学生在那里，其实那些学生在那里，不是在那里喝茶，主要就是在那里看书，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办法，然后他也参加了。那老茶馆就是你买一杯茶，可以你一直坐下去，没人管你的，然后这个老板会，这个伙计经常给你加加水，然后他们实际上买，就是买一个座位。

　　　　覃廷贵据原湄潭瑞生茶社老板的儿子回忆，浙大学生都爱到茶馆里来坐坐的，我家茶馆楼上是挨着大街的，全部是敞着的，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光线好得很，所以他们都爱在楼上去，又清静，又没有其他人，我看他们浙大的学生，读书刻苦啊，茶钱都不要他的，不但不要茶钱，有时还要请他们吃饭，真是这样的，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朴实憨厚。

　　　　覃廷贵的父亲曾是湄潭当地有名的乡绅，在永兴开了一家茶馆。

　　　　湄潭是中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在湄潭周围和永兴地区，都有大面积的茶场，茶楼生意也非常兴隆。

　　　　1939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茶叶公司在湄潭联合成立中央实验茶场。半年后湄潭成为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的一个校区，农学院的刘淦芝教授，担任了中央茶场的场长，学校协助政府建设了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

　　　　在试验过程中，刘淦芝将杭州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引入湄潭，试制出优质龙井茶，还培育出新品种“湄红”，化学系主任王琎曾在《试新茶》一诗里写下了“许分清品胜龙井”的诗句。

　　　　由于盛产茶叶，覃廷贵父亲开的茶馆，茶水钱很便宜，掏一碗茶水钱就能在茶馆里待上一天。

　　　　那时候的茶便宜的很，又是在产茶区，可能就是一个铜元吧，以前是用铜元。

　　　　又有茶喝，光线又比较好，又在那个楼上或者楼下比较宽敞的地方，比寝室好多了，寝室里你看我坐在床头，这里就是一个小自习的地方，你要转身的话就转到别人家床上去了，很不方便，你到茶楼以后就比较宽一点了，这是一，第二我们大家休息的时候要打打桥牌，现在打百分啊，那时候我们就打桥牌，找个地方打桥牌，你寝室里不好打啊，床上打，所以茶馆里很方便，四个人一坐，四杯茶一泡，那么就打桥牌，可以打上一两个钟头，所以大家对这个茶馆啊，是我们的业余，就是上课、自修以外的最好的活动场所。那么茶馆老板，永兴的那个老板姓覃，那个覃老板对我们很好，有时候你在那里吃了茶以后，你没有钱你也可以走，明天我来付，他就说明天付钱，他一般认识我们这些人的。

　　　　后来的李政道博士，当年在永兴的时候，也就是在覃家的茶馆里头坐坐并学习，因为我们和他和茶馆店关系，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好的很。他一天泡一碗茶，一天到晚就是这碗茶，要喝了再走。店家也不计较这些。

第七十二章别样的长征（20）（）　
1944年的夏天，完成了一年级课程的李政道，从永兴搬到了湄潭。这个时候，国立浙江大学在湄江西岸租用了200多亩土地，开辟浙大农场。

　　　　时值盛夏，采茶季节已过，附近茶园里一片寂静，但农场里新近推广种植的马铃薯、蕃茄和洋葱，都已成熟，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暑假开始后，李政道几乎天天待在双修寺的物理系阅览室或实验室里，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束星北和王淦昌请教。王淦昌也几乎天天泡在这里，他正在研究探测中微子的办法。

　　　　20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不解，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验证。这一时期，王淦昌一直关注着中微子探测的进展。1941年，他想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办法，但由于双修寺物理实验室的条件实在有限，他没有办法亲自动手探测，便写出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寄往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物理评论》杂志于1942年1月刊出了这篇论文。

　　　　在湄潭，王淦昌不仅因为研究中微子而声名鹊起，还因为在研究中微子的同时去乡间放羊，而被湄潭人称为羊倌教授。

　　　　到1943年的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迅速贬值，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生活费用暴涨103倍。国立浙江大学的教授们住在小城湄潭，比起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日子还算好过些，但家中人口多的教授都要搞些副业，才能糊口。看到数学教授苏步青自己种菜，王淦昌的妻子决定饲养奶羊，以补充家人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