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溥泉县长是一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有知识，很也远见的，很开明的一个县长。当他得知国立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从宜山来到贵州选址，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到湄潭来考察。
湄潭县位于遵义东面的一个小盆地中，四周峰峦迭起，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这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素有“小江南”之称。虽是偏远的小山城，但在抗战烽火几乎燃遍中国大地的时期，这里的确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
第六十三章别样的长征（11）（）
4月5日，湄潭到遵义的公路通车，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乘校车搬迁到湄潭。湄潭县长严溥泉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迁入后，让这座封闭的小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湄潭人唐德声，当时只有13岁，他对这群大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唐家当时开了一座茶馆，离学生住的地方不远，因此既比简陋的宿舍舒适，又有茶喝，每人只收一二角钱。学生们大多一坐大半天，唐德声的父亲明知亏本，还是非常高兴地欢迎学生到他的茶馆里来看书、喝茶。
学生们大多是每个人一套长衫，就是经常冬天就是屁股后面有炉灰，长衫的后面，因为他们大多是江浙一代的，还是比较怕冷的，喜欢烤火。但是他们读书还是很用心的，他们都喜欢坐在唐家的茶馆里。
浙大迁到湄潭后，在湄江边开辟游泳场，由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游泳课，这在民风未开的湄潭，堪称一景。
当时作为湄潭人，是男女之间是很封建的，特别看到女人下河更不习惯，所以当时舒鸿，那个老教授，当时就把女生男生都带到我们湄潭中学门口，跳河，在那个地方游泳，游泳呢，女生，他是把女生的下巴拉到手里，就是教他们游泳，就是这样回事，还是很开放的。当时嘛，确实在湄潭的时候，这些是改变了湄潭的一些封建的看法、做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国立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从青岩搬到了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整个浙江大学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战时教学时期。
5月11日，已经丧妻两年的竺可桢与陈允梅女士在遵义举行结婚典礼。婚礼结束后，竺可桢向一些学生、教授分发自己与妻子的结婚照，以作纪念。
这一天，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没有参加校长的婚礼。一天前，他带着校长竺可桢资助的900块银元，从遵义出发，回温州老家接自己的妻儿。三年前，为了躲避战火，方便随校迁移，苏步青把日本籍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送回了老家——温州平阳。
苏步青每年放假都要回去一趟，后来老这样也不行，因为苏夫人也不方便。因为她讲中国话总归还是没有讲得很好，不能够到外面去买东西。当时国人对日本人嘛，是太恨了，人家管他们的孩子都叫小日本。
此时的温州尚未被日军占领，家眷不在身边的苏步青饱受思念之苦。竺可桢了解苏步青的心事后，提出让他回家接妻儿的建议。临行前，苏步青向竺可桢承诺：暑假结束前一定返校。
第六十四章别样的长征（12）（）
6月14日，宜昌失守。
在宜昌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上将的战死，洗却了他身上汉奸的嫌疑。他也是原29军牺牲的第三位上将（佟麟阁、赵登禹为追授），也是抗战到那时在战场牺牲的最高军衔者。
宜昌沦陷给搬迁到重庆的大学带来新的恐慌。随着战争发展，物价不断上涨，重庆的米价已高出战前20倍。毗邻四川的贵州也逐渐受到影响，遵义的物价开始上涨，学生们的生活困难接踵而来。
市面上粮食的价格是一天天往上涨，就让浙大公费生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了。每天早上吃稀饭，中间有一盘炸的黄豆，油炸黄豆啦，那么这黄豆觉得就那么几个，平平这么一层，大家都很自觉，端了碗稀饭以后，下饭菜就那么些，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就变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是叫做只准骑马，不准抬轿。你只能这样直着去夹，这样你夹了一颗嘛，你这样横着一抬就要抬到三个四个，是吧。还有就是蜻蜓点水啦，蜻蜓点水就是说，飞过来一次，拿到也走，拿不到也走。
1937年出来穿的衣服，已经好几年下来了，衣服都坏了。特别是鞋子、袜子，最难受的是鞋子，鞋子没有，遵义卖鞋子的商铺、小贩，都卖那土皮鞋，土制的的皮鞋，没有粘胶的。穿上这种皮鞋子，过不了好久，脚趾头就露出来了。穿的袜子破了以后，自己弄点针针线线补补弄弄还好将就，这鞋可叫大学生们伤透了脑筋。
遵义一代当然电灯是没有的，就是用哪个菜油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下面用不大的一个盘子，一根竖起来，上面一个小盘子装点菜油，两根灯草放在上面，那个很暗的，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看书的。后来吃的菜油贵，买桐油，桐油便宜，可熏出的那个烟太大。
8月12日，遵义浙大校本部的学生礼堂里，坐满全校师生，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正式兼任训导长一职。费巩是江苏吴江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1931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科，著有《比较宪法》、《英国政治组织》、《中国政理》等书。
不久前，前任训导长因与学生不和，被迫辞职，竺可桢破格聘请非国民党员的费巩担任了训导长。这一天，费巩教授发表了就职演说。
费教授说，训导长都被学校里的人称为警察厅长，但我坚决不做这个警察厅长，我要做你们学生的保姆，要做你们的顾问，我要为学生的利益而作为我己任。
这次演讲后，自称为浙大保姆的费巩开始管理学生生活。第一件事，他选择设法消灭臭虫。
那时臭虫可多呢，这可以说是当时贵州遵义的一个特产了，学校学生的寝室里面大多是木板房嘛，木板房里面夹缝里面都是臭虫。学生们睡得那个木架床，一个床上下两个铺，那个里面，隔板里都藏着臭虫。
第六十五章别样的长征（13）（）
（一）
费巩教授想了一个办法，他修了一个装置，两个锅，锅外面修了一个墙，四方形的，修了个墙，装满了水，锅里烧水，把这里面的水都烧开，每个学生把自己的床抬去，放那里浸，浸五分钟，这个木板床抬过去浸在那里，浸一下，再浸一下，浸的水是开水嘛，臭虫就被烫死了，拿起来放在空地上晒干了以后，晚间睡觉，啊呀真好，臭虫不咬了，床板床架都有木头的香气了。
费龚教授一边帮助学生们灭臭虫，一边想方设法改进学生的照明。
他又搞了一个小发明，先用烟灰缸，烟灰的盒，它是圆的，底下烟罐有一个圆的圆洞，对吧，上面再搞个插灯草的一个小洞洞，香烟罐里放油，然后一根灯草中间穿出来，点了灯，上面罩个，搞个玻璃灯罩。
这个灯罩这样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对要看书的同学们来说，简直那是很功德无量的事了，大家为了纪念他，后来大家都把它叫做费巩灯了。
因为生活条件较差，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开始想方设法去勤工俭学。37级机械系的学生董维良到附近的中学去教音乐。
当地的育杰中学找到董说，你能不能来给我们上音乐课？他说行啊。他去还拿了工资呢。教了课后还带了一瓶茅台酒回来。同学们好几个人就在宿舍里头喝茅台酒，那时候一瓶茅台酒好多人喝。
那个时候茅台不像现在这样金贵，那个时候在遵义到处都有的卖，那个时候几毛钱一瓶。就是解放初期也只卖八毛钱。但学生们已经“长征”了几年了，哪有多少钱在身上了，所以能喝上茅台，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因此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后，茅台酒的销量大增。
（二）
遵义的当地人也喜欢到浙大的临时化工场里，去买浙大老师、学生们制作的肥皂。当时化工系的学生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制作肥皂的程序。
当时老师和同学们把这种牛油啊什么的，这种油啊那种油摆进去，然后再加烧碱搅，搅的匀了倒出来，倒到箱子木箱里边去，让它凝固起来。那么再切开来，一块一块就是肥皂。不知做多少块数的。那么他们就把这种肥皂，卖给当地的老百姓，这个肥皂的效果很好的，虽然不像战前那些大厂生产的肥皂，是加了香精的，模子压得又好看。但浙大制作的土肥皂，不仅可以去脏，一是方便，一涂就好了，而且随时可以来买。所以很受遵义当地群众的欢迎。
当时在国立浙江大学教外文的教员米协尔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浙大师生的生活：“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在流亡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感受了战争的残酷，自身也曾置身于艰危之中，因此增长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的灾难经历，使大学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第六十六章别样的长征（14）（）
1940年暑假，浙大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从温州老家接来了妻儿，搬进湄潭城南的朝贺寺。
不久之后，日军就封锁了温州港和宁波港。至此，中国沿海所有港口都已被日军控制。
这一年，苏步青的月薪是350元法币。随着物价上涨，货币实际购买力只有1937年的三分之一多。助教的月工资则只有70法币，有时还不能足额发放。为了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烟瘾极大的苏步青从习惯抽进口杰利克香烟，改抽国产香烟。
当时一般性认为能抽上杰里克香烟，还是有一定实力，代表一定身份的，有一定的收入的。
那么就是到抗战，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就是很多市民也好，这些学校里的一些教授也好，他就是生活就直接受影响了，那么这些教授都要看书、研究什么的，香烟瘾挺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抽稍微就像这些国产的烟，像美丽牌这些香烟。
原来苏步青教授记得他抽是进口香烟，那是后来抽美丽的罐子的那种，那罐子也蛮好的，铁罐子的。他这个铁罐子一罐大概，那一罐50根，两天不到就没了，抽烟，备课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不久后，儿女众多的苏步青发现，自己连国产香烟都抽不起了。
浙大后来到搬迁贵州就不行了，你钱不够用。他开始后来说是抽烟叶子，抽烟叶子吧，烟叶子他卷吧不会卷，从此连香烟也只好就戒掉了。
湄潭物价比遵义低，米价只有遵义的三分之一，蔬菜瓜果也不贵，但苏步青一家人丁太多，即使东西便宜，也挡不住每天巨大的伙食耗费。苏步青决定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
但苏步青教授不仅数学教得好，也很会种菜的。他每天就拿那个粪桶，把它拿粪勺子把它舀出来以后，装在桶里挑过来，他光脚干活，我看他。然后呢浇肥，那个种的菜吧特别大，特别好，那冬瓜都这么大。
湄潭人很快都知道了国立浙江大学，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但这种自力更生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人的困境。
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同在湄潭数学系的教授陈建功是苏步青的挚友，早年曾一同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陈建功比苏步青提前回国，回国前相约一起去浙大，建设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抗战时期，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浙大数学的陈苏学派，或者被称作浙大学派，是和国际上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意大利罗马学派，形成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三足鼎立之势。但暂时苏步青还得种菜。
来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校长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使得苏步青一家的境况得到改善。对于竺可桢的帮助，苏步青在52年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竺先生这样好的校长，把教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当然，我也把竺先生当作知己，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怎么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第六十七别样的长征（15）（）
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就明显减少了。
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在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
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国立浙江大学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鸦片烟，主张由政府出面，他们浙大提供一定的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少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贵州的兵不是都被说成是双枪兵嘛，就是一杆烟枪，一杆步枪。
当时普通一些的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就像现在生意好的饭店，还要翻台，走了一批，再躺下一批继续吸。这种鸦片馆收费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当然还有高档一些的烟馆。但如果普通民众都去吸鸦片，这种身体状况还能去和日本鬼子作战？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
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重新创办浙大附中。原在杭州是有附中的。
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像家里开茶馆的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当时贵州遵义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说得不中听一些就是文化和一些社会习惯很落后的地方。
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和当时全国落后的教育状况相符，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完成当时所谓义务教育——四年初级小学的人都达不到一半，女子更是大多数都是文盲。
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简单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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