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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吴为脚背上老是贴着一块块纱布或橡皮膏，可能都是烫伤。
即便这女人放荡不羁偷人养私生子，但要求劳动保护用品没有错。
吴为什么也没解释，接过鉴定表，当着全班给她做鉴定的那些人，慢吞吞地把那张纸撕了。先撕成一条条，又把一条条撕成一块块，巴掌一扬，那些小纸片就随风散去。胡秉宸从窗里看得很清楚。全班人马义愤填膺，班长气得脸红脖子粗，下面干部很快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胡秉宸，他又是什么也没表示，下面的同志也就不好有所动作。
吴为反正回不了北京，这还不够吗？
这女人现在就走在他的前面。
冷眼看去，吴为绝对谈不上蕴藉深远、仪态万方，不过是一种退色的情调。时间长了，才会发现蕴藉深远那一类颜色或神思，浸润点染在她的底色上，笔深笔浅不肯通融，浓妆淡抹总不相宜。
她不论何时都是众矢之的，不论怎样伪装也必然不同。即便一身补了又补的蓝布衣衫，也难掩书卷之气和一身傲然，哪里像个改造对象！此外这女人有一股中药味。日后当他们有了肌肤相亲的机会，吴为的枕上果然总有一股中药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德文达拉·西恩，差不多在二十世纪末才发现，男人在选择与哪些女人调情时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只要闻一闻，就知道这女人是否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并认为这个时期的女人更具吸引力。
而胡秉宸要比西恩超前许多；他像《闻香识女人》那部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何止闻出女人是否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还可以闻出各种女人的质地。他认为每个女人都有一股独特的味道，不一定好闻，有的甚至很腥，可是性感，好比吴为那个班组里姓赵的女劳模，好像永远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
如果中国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胡秉宸可能会像他的先祖那样，风流倜傥，坐拥女人之城，如明代唐寅的那幅仕女吹箫图（不是二十世纪末叶有个叫做陈逸飞的画的那一幅），而现在，他只能对一切个发出中药味、一个有着退色情调的女人发生兴趣喽。
但谁又能说，吴为狼藉的名声对胡秉宸不是更大的吸引？不要以为胡秉宸从里到外都是“宋明理学”。
好比此时，他心中就在暗暗叫道：吴为，吴为，你怎么不回过头来？
不但生活开除了吴为，“革命”也开除了她。“革命”派们互相打斗起来，你是反革命，他是叛徒，天下马上没了一个好人。吴为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坏人有那么多吗？干部也不能一律打倒。”
一个眼瞅就要被打成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男人，向她杀来一枪，“我们政策水平不高，可我是我妈怀胎十月名正言顺生下来的。”这当然是影射吴为有一个私生子。
不但吴为张口结舌，全场人也都静默下来。幸亏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吴为，否则这个前国民党三青团员马上就面临“革命派”的绞杀。
吴为又怎能不自量力地对“革命”说三道四？这不是自取其辱又是什么！
不要以为人们给了她活下去的机会，就忘了她不能和他人平起平坐的身份。
此后她不再参与“革命”，而是站在一旁看别人“革命”或“被革命”，反倒逍遥起来。
只要不和人在一起，吴为就觉得自在，甚至变得聪明，所以在大队人马出发的时候，总能找到落队的理由。革命领导不止一次批评过她，可她仍然没脸没皮，继续落队。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她。回头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个“解放”了的副部长胡秉宸走在后面。是他在叫她吗？当然不是，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如她这样一个小职员的名字。
她调转头继续前行，遗憾着不能独自走在这条路上了。
可是吴为在劫难逃。
胡秉宸拿出去大别山送情报的行路速度，很快赶上了吴为，并对她点点头。
很礼贤下士，吴为想。也就点头作答，然后无言地继续前行。
此时的吴为，绝对想不到日后会和这个身材矮小，一副“宋明理学”面孔的男人有什么瓜葛。而且更不自在地想，现在不但不能独自走在这条路上，还得和这个男人并肩而行。
虽然吴为回头看了他一眼，也是非常不经意的一眼，但草帽下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继续无所谓地扫荡着四周。
这女人似乎不善与人共处。就算和人走在一起、说在一起、坐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无非这样不经意地眯着眼睛，肯定也是这样不经意地活着。这种活法，自然会有种种的不合规矩。
如何与女人搭话是难不住胡秉宸的。一看吴为那张谈不上沉鱼落雁的脸，料定不能从一般女人感兴趣的话题人手，便来个深入基层：“听同志们反映，是你首先发现了那个自杀的反革命？”
如果胡秉宸像当今某些男人那样，只能借鉴地摊上的调情速成读物并开始他的进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一定会让吴为嗤之以鼻——“你知道多少种香水？你又知道哪一种香水用于哪一种。场合？哪一种女人会选用哪一种香水？……”
所幸他问的是反革命自杀，于是这场谈话就不可能半途而废了。
吴为脖子一拧，阴阳怪气地说：“可能还不止反映我发现有人自杀吧……前不久他还是红五类，学‘毛著’的标兵呢，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吧。”她纠正道：“应该是‘大革文化命’……”想了想又接着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非常英明。问题是睡在谁的身边。像我们这种人，谁睡在身边都无所谓，要是毛主席身边睡了个‘赫鲁晓夫’，麻烦就大了。”
千万不可把吴为这一通发泄看做是对政治的悟性，她只不过喜欢对“正经”事反其道而行之，对“正经”话反其意而用之，即便有点意思，也是歪打正着。
最后她还较真地反问：“您真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胡秉宸吓了一跳。他原不过是找个话题，也以为她会像所有人那样，说一句“这是自绝于人民”
也就完了，没想到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架势，而且惊世骇俗，暗藏杀机。这让刚刚获得政治自由的胡秉宸心惊，可又与他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而且她说“您”。有多少年胡秉宸没有听过“您”了，革命队伍里不说“您”。
胡秉宸是压抑的，在机关里不能讲真话，在家里也不能随便说话，与白帆谈话就像是在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曾与白帆谈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她竟劝戒道：“同志，我觉得你现在的思想很危险。也许解放后你工作有所成效；渐渐滋长了自满情绪？”脸上是一副六亲不认的周正。
何止解放后工作有所成效，难道解放前他的工作就没有成效？可是胡秉宸不能对白帆这样说。
这样的话只能让未来留给吴为。
多年后，吴为对他说：“不论怎么说，你在你那个阶层里，还是最优秀的一个。”
胡秉宸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鼻子里“哧”出一个当仁不让，并且倨傲地说：“何止我这个阶层？”可是他那时已然忘记，从与白帆的谨言慎行到与吴为畅所欲言之间的沧海桑田了。
等到白帆越来越“社论化”，越来越像他的党小组长后，即便睡到半夜，身体的某一部分不安分起来，伸手就摸到解决问题的白帆，也不再和白帆交流，只是闷声操练。多少次让白帆感到意犹未尽，声嘶力竭地让他“顶住，顶住！”他本可以像他们同居初期那样，两人豁出命去，求得生死与共的酣畅，可现在，白帆越让他“顶住”，他越是到点就放闸，似乎存心闪她一下，心中还暗暗对白帆笑道：哪个人敢调戏社论，又怎敢操社论呢？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你总能在那一万句里找到解决“顶住”的办法。
其实，只要白帆说一句自己的话而不是社论上的话，胡秉宸都可以把这件事干得有声有色。
可是白帆偏不，一旦从他身下抽身而去，就翻脸不认人地对他说：“抓紧时间休整一下，明天还要工作呢。”好像刚才忘形大呼，让他“顶住，顶住”的不是她，而是党小组长暂时脱了一下裤子。
而一旦下了床，胡秉宸自然也不再是白帆的丈夫，而是她的部长。
就是胡秉宸哪天情绪不错，和白帆开个玩笑，也会被她解释得面目全非；如此，下了班还留在办公室工作，就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胡秉宸官复原职后，时逢一九七五年东欧某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宴会。胡秉宸就座于第三桌主位，同桌还有几个部级干部，其中有位江青的boyfrien。对方是计划委员会主任，带领三位局级干部。该国是毛泽东钦定的修正主义，又长期没有接触，彼此都不知说什么为好。虽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胡秉宸也不便说什么，很尴尬，只好没话找话。
对方有位女客指着桌上的花问：“这是什么花？”胡秉宸说：“假花。”便乖巧地拿了几朵放在她的面前。在对付女人方面，再没有比胡秉宸更得体的男人了。
又有客人问江青的boyfriend：“你们中国的义务教育是几年？”
boyfriend回答说：“我们是一边练功一边学习。”
客人们愕然相对。
胡秉宸一看要惹祸，就对boyfriend说：“人家问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几年，你要是知道就告诉他。”
其他几位部级干部想笑又不敢笑，只好含糊过去。
他后来对白帆说：“要是一个人哪儿都找不到一个讲真话的地方，非发疯不可。”
前不久白帆来干校探亲。看看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胡秉宸早已幡然醒悟，想到全党全民命运系于一人之身，如果这个人身体或指导思想有问题，后果就太可怕了，还有那位旗手的问题，便对白帆说：“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毛之后才能解决了。”
白帆说：“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思想太有问题了！”然后沉默不语，想着是否应该把胡秉宸这些思想向组织汇报，以挽救胡秉宸于一旦。白帆想些什么，胡秉宸一清二楚，不管工作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几十年他们没有白白日夜厮守。这个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与他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
要不是胡秉宸连哄带骗，非惹出大祸不可。
其实胡秉宸把自己估计过高了，他和白帆不同的只是皮毛，越接近底线，他们之间的差距越小。在奠定他们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他们喝得是同一口水，吃的是同一种粮。不过完全推诿到同一口水、同一种粮似乎也不全面，还有个吸收问题，再说各人的吸收能力也未必相同。说到底，胡秉宸还是个“不忘朝市”之人，这一点也许和吸收的营养有关，也许天性如此。
不过眼下这个吴为又太肆无忌惮，怎么能随便对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说这样的话？闹不好就可能掉脑袋。她果真轻浮得可以。
胡秉宸就收起自己的轻薄，小心谨慎以防被吴为抓到什么政治把柄，却忘记防范不要掉人别一种陷阱。如果胡秉宸保持以往的冷静，就可能从这些细节上发现吴为不肯随便玩玩的脾性以及浑不论的秉性，不如趁早收兵，那么他以后的日子也就会平安无事。
可是他小看了吴为的偏执，偏偏自己又余兴未尽。
去田里割稻子的路上，他们就一路天南地北地唱和下来。
3
由于一同到达劳动地点，自然就落到一块地里干活。
割秋天最后的稻子。
吴为长腿一叉，八行稻子就跨在了她的胯下。胡秉宸毕竟上了年纪，又没有多少体力劳动的经验，跨了六行就很勉强。另一旁就是那个姓赵的女人，干校有名的女劳模，自然也是一跨八行，把他夹在了当中。
镰刀一开，刷，刷，刷，刷，吴为就把他胯下的六行搂过去一行，变成了五行。
女劳模也搂过去一行，他就剩下了四行。
虽然只剩下四行稻子，也得努力才行，瞟着吴为的脚跟紧往前赶。
吴为腰太细，脚踝也细，人又高，身高上就不占优势，至少比女劳模弯度大出许多，这样的体形只适合竞技项目。可她居然并不落后，暗中较着劲，好像存心要做些使他这位在各种会议上颁发嘉奖状的干校校长以及被他嘉奖的女劳模尴尬的事情。
女劳模确是各方楷模，被评选为名目繁多的优秀分子，常在各种大会上作活学活用报告，揭发批判各个时期的反革命。胡秉宸在这方面很有些经验了，任何时候都能拔头筹的人，就难免让人想一想。不过他照常在各种大会上为这样的人鼓掌，念嘉奖这些人的发言稿。一条蚂蟥爬上了吴为的腿，又一条。蚂蟥不吃他，也不吃女劳模，偏偏吃吴为。很快，那两条蚂蟥就从饥馑的“贫下中农”变成滚瓜溜圆的“地主”。
难道吴为没有感到有蚂蟥在腿上吸血？可她就是不肯停下手来把蚂蟥从腿上打掉。她不能停手，她与女劳模的差距不过两三行，最后终于抢先半分钟到达地头。
这才直起身来，拍打腿上的蚂蟥。轻轻二拍，蚂蟥们就懒懒地掉在地上，它们实在吃得太饱。鲜血从蚂蟥叮咬过的嘴眼流出，在吴为的泥腿上划出弯弯曲曲的红线。
工间休息时，女劳模就像可以淋到每个男人头上的雨，让那个男人给磨一下镰刀，往这个男人肩上轻捶一拳。那一推、一操、一靠的巧劲儿，哪个男人不酥了骨头？谁能说那些先进榜与此不无关系？
女人真是得天独厚，就是延安时期，女人也比男人“少花钱多办事”，不知她们还不知足地闹什么“女权主义”。倒是男人，该不该闹点“男权主义”？
人们对这种女人偏偏没有戒备，不但没有戒备，还会觉得安全保险。可是和吴为在屋子里谈个话试试，保证有人在窗外探头探脑。
突然女劳模高呼一声：“嘿，同志们唱个歌怎么样？”
“行啊，你带个头儿。”于是女劳模就起了个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在这种场合下唱这种歌？不过胡秉宸还是跟着大家唱了起来。吴为不唱，抬着头眯着眼睛看天，看云。
好端端的阳光灿烂，突然就密布阴云。重又开始割稻时，吴为对胡秉宸说：“您的每个音符都不准，不是升了半个音，就是降了半个音。”
“这么说，还是对了一半儿，该给六十分广一旦与吴为对话，胡秉宸就情不自禁地诙谐起来。
“不，只能是零分。您大概不知道您是音盲吧？”回去的路上，胡秉宸清醒了，有意不与吴为同行。他犯不上为了那股中药味、那点政治上的宜泄以及那个“您”，招致群众的“看法”。
割稻之后，吴为发现老与胡秉宸照面。如果说她在室外阅读《毛选》时，隔壁的胡秉宸过来搭个茬儿还不为奇的话，那么他像影子似的，无时无刻、无声无息地跟在身后的情况，就着实让她有些恐惧。
最吓人的一次是晚上她独自徜徉在通往小镇的大路上，天光下，路面上一条好端端的木棍突然立了起来，原来是条蛇！吓得她往后一跳。
虽然吓了一跳，还不至于惊叫起来。可这一跳正好跳在后面一个软软的物件上，这比那条蛇还可怕地让吴为惊叫起来。
回头一看是胡秉宸，原来她这一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