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包天剑和顾秋水自动脱离东北军的时候，并不知道一个震惊中外并将载人史册的事件，正在张学良将军的官邸酝酿。一年以后，应得田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参与了活捉蒋介石的一幕。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协议，并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关系，形成抗日联合阵线，可是发动这一事件的主角张学良却成了阶下囚。正是这个应得田，为营救张学良四处奔走，不知与东北军将领开了多少会，说服这个，说服那个……而他本人，说起来也算是为西安事变尽过大力的人，却进退无门。
蒋介石既然杀不了张学良，就一定要抓住应得田和在临潼华清池山坡上活捉他的孙铭九，格杀勿沦。
应孙二人与东北军一个团长，带着一团队伍打算去陕北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当时就在西安，担心影响刚刚建成的统一战线，左右为难，踌躇再三，最后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便收容这两棵招风的树。
不知道留过洋的应得田，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再度出洋那条路？
可能没有了经济来源。应得田跑回北平隐蔽下来，有时到国立图书馆看看书，以排遣无着无落的时日，可是没多久，经济来源就有了问题，不是一般的有问题，而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和孙铭九不得不去投奔在汪伪政权任军政部长的东北军老关系鲍文岳。孙铭九得到汪伪政权下一个地区专员的职务，应得田得到某省民政厅长的职务。这口饭也太大了，可是这个官至张学良前政治部少将主任的人如何安排是好？中国人对官职的敬意古已有之，既然工龄都能累计，就不要说是官龄了。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鲍文岳也没得好死，他们二人自然以汉奸论处。
应得田后来非常后悔，他老是想：要是再坚持两三个月……
在美国的留洋生涯，并没有让应得田彻底改变东北军的习气，贫困也使他失去了昔日的远大目光，他在投奔鲍文岳的时候，只想靠东北军的江湖义气，找口饭吃。
不过西安事变那一段昂扬的日子，在后来惨淡的日子里，一直是他的安慰。他老是想：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样一番经历，值了。一九五二年，顾秋水和应得田在北京街头相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沦落到穿件老头乐（现在叫做T恤衫）和一条中式缅裆大裤衩的人；就是当年那个文质彬彬的应得田。让他好一阵感叹世态炎凉、时过境迁。
应得田虽在西安事变中有过那样一份贡献，可是为了一日饭，又在汪伪政权下当过某省民政厅长。西安事变后对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大有意见，手下人还杀了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这样一个经历复杂、大反大正的人，哪个单位敢安排他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顾秋水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不过也只限于混口饭吃。
后来听说他找了几趟周恩来，才得到一个闲职。对于这个闲职；他看得很重，也很认真，准时上下班，每个星期天都留在办公室里学习《毛选》，总是对顾秋水说：“东北军搞了多少年也没搞成功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搞成功啦。”
那时离全民挥舞红宝书的日子还有几年，可见他是真的拥护共产党。顾秋水想起多年前应得田写给包天剑的那张回执，对包天剑那种人也能一笔一画写回执的人，是不会装假的。
顾秋水虽然没有应得田看得那么远大，但也有同感，“旧社会很多人没饭吃，包括我在内。谁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可是共产党解决了，所以我拥护共产党，这叫吃谁向谁，没共产党我什么也不是。要是不解放，什么前途都没有，解放前夕我闹到靠赌博为生，反正也不贪大，总能控制住自己，小赢，够吃饭就行了。让我出苦力、做小买卖，又吃不了苦，不论干什么，一吃苦就撒手了。所以天生是个当奴才的料子，明知跟着包天剑是当奴才，还是跟下去。”
共产党却似乎不太在意他们的拥护，他们的拥护就有了点单相思的意思。
应得田本来说话就慎重，后来话更少，只是在六四年上演大歌舞《东方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重又流行起来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了一点。一听见那首歌，应得田就会对人提起张学良的一些旧事。
“文化大革命”，顾秋水被驱出北京之前，到应得田家里告别，才知道他已病人膏盲，孤零零地睡在过道里的一张小铁床上，可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当然，那时根本谈不到去医院诊治。后来结婚的老婆早己和他划清界限，而顾秋水也得限时限晌离开北京，至于医院，也未必接受他这样一个病人。
他病得几乎不能动，却挣扎着爬起来和顾秋水握了握手。顾秋水也不能多说什么，他们只能相对无言，黯然神伤。
倒是应得田豁达，“算了，我这个病不看也罢，时候到了，也该走了……到了现在……有那么两句话你还记得吧？‘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你这一走，可能不会再见了，谢谢你多年关照的一番情意。风云无定，多多保重吧……”
顾秋水不是没有脱离包天剑的机会。一九三四年，一一二师驻武汉南湖，包天剑派顾秋水到南京报考蒋介石炮兵学校。从汉口上船到南京正好下小雨，那场小雨竟然把一个军人淋得患了感冒，高烧不退，一到南京就住进了蒋介石的中央医院。医院环境舒适，服务设备优良，所以南京之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中央军得天独厚，到底和杂牌军不同。
报考炮兵学校的计划自然告吹。
如果他不感冒，以顾秋水的实战经验和在讲武堂学过的理论，考上那个炮兵学校不成问题。那他就会离开包天剑，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优秀炮兵指挥官，更可能混上一个什么资格，而不会有以后的下场，但也就此成为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下场？
但是他病了。
一切都是机遇，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包天剑得知他病倒南京后，立刻给他寄了一百块钱。
那…百块钱对包天剑来说算不了什么，即便对顾秋水也不算很大一笔款项。但在病倒他乡的时候，区区一百块钱，就此把他和包天剑更紧地拴在了一起。
病好之后，顾秋水甚至没有在那繁华之地久留，只逛了一回夫子庙，就赶回武汉。
那一天，他沿秦淮河款款而行，六朝金粉繁丽糜烂的气息仍然浓郁得使人窒息，而三步一酒肆五步一茶楼的浮华，使他想起许多婉约的词句……
和胡秉宸不同，顾秋水对月牙形的泮月池、文德桥等没有兴趣，也欣赏不了小桥流水的婉约以及女人才有兴味的地方小食，诸如莲子羹、老卤干等等，只在夫子庙的关键部位大成殿里流连忘返，那时候，大成殿还没有毁于日本人的一把贼火。
在大成殿里表达了一个木匠儿子对文化的仰慕，只是仰慕而已。又到乌衣巷凭吊、寻觅江左人物王导、谢安两族旧迹。那些与六朝历史共存亡的名字，他早就默诵于心，私下里做着好高骛远的攀比……到了九月，没有考成炮兵学校的顾秋水又得到包天剑的提升。他虽欣赏王羲之的“素无廊庙志”，可也不妨碍对加官晋爵的兴趣。不过他也就此满足，没有太大的野心。
穷人家的孩子是感恩知报的。
感念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有谁像他那样，竟然为此将自己的前程做了回报？
他的文化价值观念就是这样，江湖义气，忠臣不事二主。便很轻率地、义无反顾地丢弃了他在东北军里的前程。
特别是东北军的炮兵和空军，可以说是全国务系军阀势力之冠。三十年代初，东北军的奉天兵工厂就年产大炮一百五十余门、步枪六万枝、机关枪千挺以上，追击炮更强。至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空军拥有飞机百余架，是当时中国力量最雄厚的一支新式空军，恐怕连蒋介石的空军也望尘莫及。可惜让蒋介石一个不抵抗命令，在日军轰炸下全部覆灭。可以想见，顾秋水这个炮兵连长（尤其擅长指挥迫击炮）如果不离开军队，即便东北军全军覆灭，作为一个技术兵种也会有前途的。和他一起在奉天炮兵传习班学习的班长，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就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后来又转到军事研究院。顾秋水要是在炮兵连待下去，至少会和这位班长一样。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也许会像在临潼华清池山坡上活捉蒋介石的应得田或孙铭九那样，上不上、下不下地成为一个烫手的土豆？
或许成为精通麻将、酗酒、烟枪、窑子、戏子，却不精通打仗的军官？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没有出路的时期。从以后的发展历史来看，即便没有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难道就有出路吗？
何谈顾秋水这个小小的军官！
说起来，包天剑又给了他多少恩惠？
顾秋水为他的道德、信念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不但付出了他的一生，也付出了叶莲子以及吴为的一生。不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是上了大当。
跟着包天剑离开东北军，是他一生的转折，也是他一生的失败之始，这一步走错了，就错了一辈子。人的一生祸福，实在不过一念之差。
正像叶莲子的父亲不让叶莲子嫁给顾秋水，而她非嫁不可。
正像吴为不是在二十六岁那年有了一个私生子，也会有另一种人生。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结，能超越它，也许就是另一种人生；不能超越它，这辈子就从那里开始走下坡路。
可吴为不像别人，人家一生有一个结就够了，就能记取那个结子的教训。她那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不是咎由自取又怎么解释？情况很快有了变化。这变化可以说非常之藐小，连顾秋水自己也不曾察觉，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他发现自己学会了乖巧。开始他也没有察觉到这乖巧有什么不妥，以为不过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应景之举，更不知道和乖巧一起付出去的是什么。
以顾秋水这样一个人，竟学会了乖巧！
从此他们家开始了为奴的历史，顾秋水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奴才，不久之后叶莲子也当了奴才。
吴为不得不是两个奴才的女儿，这和使用奴才人家的儿子胡秉宸有天渊之别。
第一部 第六章
1
吴为总以为，仅凭她和胡秉宸先后到过零孤村这一点，便和胡秉宸是几世情缘。虽然胡秉宸到达零菰村时她不过两岁多；并且还要等六七年之后才能到这里赴约，但她把这看成是胡秉宸先行订下的一个约会。根据这一点，她更想人非非地认定，在她和胡秉宸相识之前，他们肯定还在很多地方有过交叉。
胡秉宸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在零孤村附近的火车站上做着一份管理工作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在零菰村落脚，在此根据红白两区不同的社会环境重新包装，争取同学的资助转道重庆。
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延安。
和他同时派往重庆，分头而去的还有他在大学的同学，一同奔赴革命的胥德章。
不知胥德章一路是否顺利？他们能不能在指定的地点会合？
想到胥德章，他不知不觉皱了一下眉。他那顾盼生情、距革命党人的目色尚有一定距离的眼睛里，还显出了一丝精怪。
胡秉宸到延安不过六个月就人了党，当他从零孤村转赴重庆时，已是连级干部。胥德章不大服气地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的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履历无一遗漏地列举，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正像吴为与胡秉宸热恋时，也曾把“犯有男女关系错误”的历史对他说个明白一样，以为一旦说清楚，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后，事情也就完结。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她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她把私生子的隐秘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却是“孰不可忍”。但韩木林怎能和英国绅土尽度的胡秉宸相提并论？
根本不明白，当男人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便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锏。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胡秉宸就出其不意地说：“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
即使六十年代的美国，舆论对私生子也是不能宽宥的，何况中国？
进入迷茫之前，她并没有忘记将婚前婚后的胡秉宸放在戥子上称一称，也没有忘记把她和胡秉宸在这场恋爱中的表现放在戥子上称一称，“我过去的事从没隐瞒过你……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以自杀做要挟，逼我和你结婚呢？”。
吴为对形势的认识太不足了，到了这一步还不明白，胡秉宸能出这样的恶声，就是已经把她“下了岗”，虽说她上岗没几天。不要说上岗没几天，就是上岗一天让人炒鱿鱼的事也屡见不鲜。
一个女人一旦被男人下了岗，就不要再提当初那气壮山河、不计前嫌的许诺，那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待遇。如今还揪芦那种待遇不棘，就不仅是对形势的认识不足，还是对自己现时身价的错误估算。而且她这一戥子，称得是太狠，太分毫不让了。
既然她把“言必信，行必果”视为做人的一个原则，难道就不懂得像胡秉宸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更会执著于这个起码的做人原则？
万万不能以此断定，胡秉宸这样说就是露出什么“嘴脸”，实在是事出有因。
自胡秉宸和吴为迈出婚姻登记所那扇门的第一秒钟起，他的良心就开始不安，虽然比吴为稍稍晚了一点。吴为则是从叶莲子手里接过那个登记结婚不得不用的户口本就开始了。这样的婚姻，前景如何看好？
这是他迈进婚姻登记所那个门槛之前万万没有料到的。变化就在一瞬间，真是太奇妙了。
尽管胡秉宸对吴为多次控诉白帆对他的残酷折磨，一旦和吴为结了婚，白帆就成了一个战败者，国人历来有“哀兵必胜”之说。何况胡秉宸若不在暴怒状态下，基本善良或说是很善良。。
轮到胡秉宸和吴为离婚的时候，根据他提出的那些离婚理由，吴为不免猜想，当初他对白帆的指控到底有多少含金量？难怪他会良心不安。
其实离婚何需理由？一个合则留不合则去，就是对所有不解或好事者的回答。如果当事人或旁观者都能接受这个规则，人们可能就不会为了达到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