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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她没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还给了白帆。
何止如此！
吴为至今还保留着胡秉宸在和白帆离婚过程中写给中央某位领导同志，那细数白帆种种历史、道德污迹的报告，蝇头小楷，洋洋三大页。在这个报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吴为贞节清白，可能还不如吴为。
在党内兢兢业业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调情的情书。他可能对女人们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但绝不会对一个中央领导人，对法律撒谎。所以那蝇头小楷虽小，每笔每画却如袖中小刃。
如果说胡秉宸真对白帆有过什么伤害的话，比之这个报告，那些伤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们同居后的漫长岁月中，凡是白帆那样一个人（在吴为至今还保留着的、胡秉宸写给她的那些情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说到“白帆是一个无赖，他们全家都是无赖”）对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终于让这一纸报告彻底扳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改变，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桩桩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响，但认死理的白帆，还会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虽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程可言，并早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她至今仍然认为，中央某个人的某个看法，对她的命运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对她即将盖棺论定的一生，大有功亏一篑的负面影响。她无法像吴为那样，对盖棺论定的神圣．采取那种没脸没皮、玩企不恭的态度。
而且，对于直到现在还不忘拿着私生子问题以及“破鞋”、“婊子”这一类字眼，时不时向吴为刺出一剑，以证明自己贞节的白帆，胡秉宸的这个报告，不但会使她丧失这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还会活活剥去她一直戴在脸上，可以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吴为面前扮演节妇烈女的面具。
即便如此，吴为也没有像当年白帆广为散发她的“材料”那样，把胡秉宸留在她这里的、写给中央某领导，细数白帆历史、道德种种污迹的材料，出示给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广为散发。
她从自己爱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经历就能知道，她对胡秉宸的爱有多么艰难，白帆对胡秉宸的爱就有多么艰难。
如果不是这样，她也可以照着白帆对付她的办法，对白帆做点什么，以牙还牙。
她不能不做这样的猜测：白帆对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诸如扇耳光，用燃着的香烟头戳烫他的身体，将滚烫的茶水泼上他的脸……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吴为再把胡秉宸动员她同意离婚的、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体己话告诉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脸上重新掴起响亮的耳光。
如今的吴为，对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甜言蜜语，只能伤心而宽宏地一笑，再也不会当真了，她对胡秉宸的了解，说是“剔透”，恐怕不算过分。
不能说胡秉宸是个爱说谎的人，但他很会动之以情，特别是对女人。他的情话让吴为现在回想起来，还能耳热心跳。按照佛家的说法，六根不净是人类致命的弱点，他是深谙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们的自投罗网？——无论白帆还是吴为。怪得了谁！
况且在对他人动之以情的时候，难免有“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样无法两全的遗憾。胡秉宸在鞋子湿了的时候，也可能会失去十分的把握，说些计划外的话，做些计划外的事。不能说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于设计。在胡秉宸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里，的确看不出这一点；那时的他，是耻于用这种类似空手道的办法来换取、骗取一些什么的。
也许后来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他不得不改变许多，随机应变，真真假假。那种情况F，感情用事常会留下许多漏洞，从而贻误大事。在革命尚未积累起足够的老本，前途也胜负难卜的情况下，或不便以签字画押败坏、佐证你情我爱的甜蜜时刻，或一穷二白无从当场兑现的条件下……动之以情不失为一种获取成功、简单易行、无本万利的办法。不但不会留下把柄，纵使有一天需要面对承诺，也可以在细节上大有伸缩。
那么，对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罢手的女人呢？这一套经验也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至于胡秉宸所说，因吴为大度，放他一马，他们全家老少将会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她也从未企盼过言而有信，没有。白帆难道不该对她说声谢谢？
奇怪的是，在一个人不长的一生里，胡秉宸怎么总是游刃于这两个照他的话来说，是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中间，并先后、分别地和她们结为夫妻？
吴为无法计较胡秉宸的反复无常，她得理解一个男人在各种力量左右中的艰难取舍。
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对她的真爱？
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到底是个肯对女人负责的男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只须睡了吴为便是，何苦翻腾出白帆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来佐证几十年后与白帆的离异、与吴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与吴为的婚姻之外，继续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腾出吴为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个理由，制造与吴为离异的口实？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败坏自己？
不过精明如胡秉宸者，怎么会把这份写给中央某领导的报告，还有那些写给各有关部门的材料，留了一个备份在吴为手中？
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与白帆联手写给吴为那封痛斥她丧失社会主义道德、介入他们家庭的信，也留了一个备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样。
回首胡秉宸这个毫无二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重复，吴为既为她爱了二十多年的这个男人心痛如绞，也为自己心痛如绞。但如此春秋笔法，的确又不像是白帆的运作。白帆对吴为的仇恨和报复，是一览无余、大刀阔斧、赤膊上阵、肆无忌惮的。好比虽然有了更为人道的、用注射剧毒化学物质代替枪决的办法对判处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对白帆来说，还是一刀一刀，把肉从吴为的身上剜下来为好。已然过去多年——白帆的拳头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肤断骨的力气，让吴为至今回忆起来惊悸犹存；
“破鞋”、“婊子”的叫骂，也都犹言在耳；
赤橙黄绿青蓝紫似乎仍在点染、魔斓着她的身坯；
如狮般的狂吼还在振聋发聩；
压在她身上的那个臀部，也还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
那一年白帆的六个耳光，让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面积心肌梗死。关于这六个耳光的缘由，白帆这样说道：
“……粗暴的行为只是因为发现你欺骗了我，你和吴为的关系竟然发展到那样亲密，我悲伤、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损害。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脚下赌咒发誓声言没有此事，在征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个耳光。实在说来，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说耳朵几乎被打聋，并导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过其实得太！”
她又说：“……当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满足你时，你生气地说：‘你不希罕我，别人要还要不到哩。’以后你说要去找个寡妇代替我解决问题，我认为是开玩笑，也以玩笑的态度同意了。哪里想到弄假成真，让吴为钻了空子。而现在你则被吴为掌握在手心里了，这个作家可真是个有姐己般狐媚，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你和吴为早在你病前就计划好了和我离婚的两套方案，却一直把我瞒得死死的，尽管吴为两个月前早就打电话通知了我，难道我没有权利要你‘说清楚’吗？对不起，我将向法院控告吴为破坏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实也有的是证人，而人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也会在一片诉讼声中身败名裂，你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彻底崩溃，发病而死。”如此，白帆给胡秉宸的六个耳光，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吗？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证人队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各种矛盾而与他纠缠不清的对立面联合起来。
而吴为从胡秉宸那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吴为在听了这样的版本之后，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地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要是胡秉宸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于众！”
作为第三者的吴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知羞耻、理直气壮地给白帆打那样的电话，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她难道不该惹起公愤，遭受白帆的反击以及世人的唾骂吗？
胡秉宸确因这六个耳光几乎送命，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写信给吴为，要求她无论如何到医院一见。
他以为他仍旧像当年地下工作时策划得那样周密稳妥；岂不知白帆也有同样的身手，更还有发动群众的经验，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协作。保姆反身下楼电告白帆，白帆立刻赶到医院，演出了一场“棒打鸳鸯”的折子戏。
几年后，这个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吴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土地改革，实在懂得如何运用贫下中农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对白帆的控诉得到了吴为的同情。
不过也不要把吴为的动机想得那么单纯，她留用这个保姆，不过是为了显示她对“医院告密”的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并自以为得计地认定，那保姆将因此深受良心的谴责，从而对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别要显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样的老革命，对劳苦大众更具阶级感情。
在吴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吴为对劳苦大众比白帆更有阶级感情的环境中，这保姆除了打发他们的两餐饭，还利用他们的一间屋子，开起一个很赚钱的裁缝小铺，直到吴为提出让她增加一个打扫卫生的项目，便立刻辞职不干。那时，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有一间小屋，可供裁缝之用。这是后话。
更不凑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刚刚用十个指甲抠过胡秉宸的眼睛。
只要白帆一进病房，胡秉宸就闭上眼睛不屑一顾，据医生说，他的心电图还因她的到来而急剧波动，他的心脏禁受不了这样的负担，竟然建议她顾全大局，尽量不要来医院探望。
这真是投井下石。难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长合法的妻子胡夫人！
无论她说什么，胡秉宸更是一个不理不睬。
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为了改善和他的关系，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过。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卷起铺盖睡到书房去。每当那时，她便抑制不住地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为了对吴为……”
她越是这样地不可抑制，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谈关爱？
在不与女人调笑的时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慑力。即便在与女人调笑的时刻，女人们也从不敢因他的宠爱而失去对他的敬畏。有一种男人，是永远君临于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为这为数不多的男人中的一个。
白帆并非对胡秉宸不敬，她只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
那天她一进病房，胡秉宸原来还睁得大大的眼睛，马上就闭了起来，可她还是看到了那双瞪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的眼睛。对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来说，那眼睛是过于明亮了。
如果说胡秉宸的眼睛仅仅闭了起来，对已经迈起脚来准备进入的她，是迎面关上的一道门，但毕竟还有打开的可能，而独自亮着而且诡谲地闪烁，就意味着她永远无法进入的绝断。
一股阴火在她的身体里游窜，所到之处无不火区起青烟，却又不能轰的一声燃烧起来。
对着胡秉宸那张冷脸，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阵，忽然心生一计，幽幽地说：“吴为来了。”
胡秉宸猛地一下睁开眼睛，急促地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睁大的眼睛里，一瞬间就读到了她在几十年中也没有读到过的文章。
门口不过是一个空落的画框。
胡秉宸又立刻闭上眼睛，一时间什么也没说，只一味长长短短地运气。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严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敛的，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以至失于矫饰。
但在青少年时代绝非如此。
三十年代，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学里也有了军训课。胡秉宸上军训课的时候，总是在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后吴为上体育课学正步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于是他讨厌了军训课。
军训教官是个军阀时代的老头子，上课的时候，经常拿出一个带盖的大表来看时间。胡秉宸有一次在队列中大声提问道：“老师，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结果是他的军训课不及格。
不过那个带盖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有什么关系？惹着他还是碍着他了？
到了大学预科，教英文的是个流里流气的英国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儿到北戴河开咖啡馆，这首先让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课，他都在课桌底下看其他书籍。教师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来问道：“你为什么不听课？”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再说，你还经常讲错文法。”
英文课是大课，上课学生约有一百多，本就众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从阶梯教室的高处掷下，平添了多少压迫？教师极难收场，但也无奈他何，只好很响亮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
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
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
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
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
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
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
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
《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