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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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秋- 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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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名垂千古,被后人敬为英雄,但没人愿意像他一样,被冤死。

    这两条路王彦都不想走,剩下郭子仪,刘伯温,张良之路,王彦也不甘心,他想自己走出一条新路出来,想要打破中华文明几百年一轮回,打破兔死狗烹的怪圈。

    这时,王夫之听到王朝聘、王介之到来的消息,也赶过来拜见,见礼之后,他发现三人在房内的气氛甚为古怪,遂即相问,在得知原由之后,便说道:“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汉数千年来,数百年一个轮回,历代以来,不知多少先辈,欲改革存国,革此弊端,使国家传承万年,但多以失败告终,秦、汉、唐、宋,都以成为过眼云烟。士衡欲革除弊端,可有什么想法?而对于大明为何落到今日这个地步,士衡又有什么思考呢?”

    房间里,他们四人坐定,便开始探讨起来。

    王彦见三人都看向他,点头说道:“彦有心扫除数千年之弊端,心中确实有所思考。大明何至于今日,纵观历史,也能看出端倪。自古亡国多出七因,其一女宠,其二阉竖,其三强藩,其四悍夷,其五外戚,其六朋党,其七流贼。七者有其一,则国家不安,有其二,则国有倾覆之险,而大明自立国以来,独占其五矣!”

    女宠,这个好像神宗有过专宠,引发了太子之争,但与历史上女宠相比,并不严重,姑且不算。

    阉竖,这个远有葬送大明精锐的王振,近有臭名远扬的九千岁魏忠贤,明代阉竖数不盛数。

    强藩,成祖以藩王得国,此时鲁王,桂王,之前的郑之龙,甚至王彦都可以说是强藩。

    悍夷,满清已经占据两都。

    外戚,这个好像真没有~

    朋党,楚、齐、浙三党,东林党、阉党~还有崇祯末年的乱结党~

    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都是大腕,连毅宗也被逼死,自然不用多说。

    大明除了,外戚和女宠基本不占之外,独占其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占了其中一点都十分危险,而大明却几乎全占,可见变革的必要性。

    事实上,明末也确实处于变革之中,变革的思想已经先后涌现,激烈的如李贽,温和点的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思变。

    “士衡以为大明为何至此?”王彦自小跟随王夫之治学,思想多受其影响,王夫之显然已经猜到了王彦的一些想法。

    王彦沉默半响,叹道:“君权太重,君臣失衡,所至也!”

    王夫之点点头,“大汉数千年来,自始皇帝横扫**,君臣之争,就未曾停歇,但纵观史记,大体而言,君权日盛,而相权日哀。士衡准备如何改革呢?”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汉族每隔一段时间必然改朝换代,陷入不停的轮回。这看似没有改变,但就根本而言,每次革鼎,我们的制度却一步步走向完善。纵观历史,便知历代先辈,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君与臣,中央与地方。”

    王彦微微停顿,然后接着说道:“我先说君与臣,自古臣权强,则权臣辈出,使国家动荡败亡,而君权强,又使天下兴亡寄予一姓,一旦出了昏聩之君,百姓必然困苦。自秦汉以来,朝廷代表臣权的相权,就一直被削弱,从独相到群相,到赵宋之时,便基本寻找到了君臣之间的平衡,宰相的权力被分散,但又可约制皇权,皇帝即便昏庸,朝廷依然能够运转,而权臣篡国的现象,也再未出现。”

    中国古代,在隋唐之前,制度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宰相权利过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谁若是当了宰相还不篡位,他自己不急,下面的人都替他着急,“怎么还不篡位呢?该你当皇帝了!”

    隋文帝杨坚以丞相篡位后,为了不重蹈覆辙,推行三省六部,分宰相之权,使之为群相。此后经过唐宋的完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历经数千年之发展,极于赵宋。

    后世国史大家陈寅恪先生有言:“中华之文明,历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人们想起宋,往往只知皮毛,只想到他年年岁币的屈辱,却不曾真真了解,区区岁币,每年仅河北四个边市就能成倍的赚了回来。

    辽国道宗皇帝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其铸造佛像,在后面刻下一行字,“愿世世代代生中国。”

    辽人既然承认自己是中华,那么他所在的地方,东北,大漠,自然也是中华的一部分,中国的固有领土,也是这么来的,这与俄国的套路完全不同。

    中华自古就是靠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来影响周边蛮夷,而影响辽的正是许多人眼中的弱宋。

    宋这样一个朝代,为何能存在三百多年?崖山之时,为何有十万军民,愿意为这个朝代殉葬,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向往汉唐,但“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是否是百姓想要的生活呢?

    蒙元灭宋,用了四十多年,灭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用了多久,现代成为主流文明的西方人,同样干不过蒙古人,宋的灭亡,不是因为宋的落后,而是因为宋更为先进。

    历史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看历史会发现,在近代是落后就要挨打,但在火器和粮食产量提升之前,确实谁先进谁挨打。

    有人说,宋的版图小,满清的版图大,我觉得他多少占了一点时代的便宜,他正处于一个游牧民族生产力提高,丧失战争**的年代。

    这时不仅是东方,西方的游牧也一起不行了。

    中华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北统南,大体而言是因为南方的生存条件更好,人们没有战争的**,战争成本高,而北方相对而言,战争成本低,战争**更为强烈。

    王介之听到这里点点头,“君臣之争,在赵宋时,确实得到了解决,蒙元灭宋之后,蛮夷之邦,无法理解宋制的精髓,改中书省集权,设左右丞相,等于又回到了隋唐之前,结果蒙元入主中原百年,权臣辈出,除了开始的元世祖和逃入漠北的顺帝在位时间长一点,各坐了三十多年江山之外,蒙元中间短短三十多年,却历经十帝,基本都是被权臣所杀,平均三年一换,可谓混乱不堪。”

    王夫之也说道:“蒙元之祸,对我大汉而言,确实是一场灾难,使我中华道统中断百年。太祖皇帝逐蒙元出中原,虽号称继承宋制,但实际上百年隔绝,宋制如何,已经很难效仿,大明实际上是承接元制,所以太祖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太祖集权于一身,整个中华制度,其实走向了歧途,不过后来设置内阁,又转了回来。士衡是想,恢复宋制吗?”

    王介之眼前一亮,“有宋一朝,被杀的一品大员,只有张邦昌,岳飞两人,而岳飞还是武将。若复宋制,君臣制衡,我王氏一族或许能昌盛百年。”

    王彦摇摇头道:“历史向前发展,彦虽崇尚宋制,但宋毕竟灭亡了,既然宋亡了,那就说明宋制也有很大的缺陷。这就是我要说的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武将的关系了。”

    (感谢悦冻窝芯,凭栏的打赏)

第389章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

    明朝走到现在,肯定需要改变,但治国如治病,必须先明病理,查其究竟,才能对症下药。

    明朝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与太祖皇帝最初的国策分不开,宗室人口的问题,阉竖的问题,商业的问题,以及皇帝与士绅阶层对立的问题等等。

    当一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那其他各种问题就会跟着出现,皇帝集权,官僚内部间的制衡,转化为皇帝与文官的对抗,皇帝为了引援,只好拉入太监,这是一条逻辑线,形成明朝独有的政治特色。

    王彦这时继续说道:“宋朝在君臣制衡方面已经接近完善,但其在军事上,强干弱枝,对武将的压制,也造成了宋朝的败亡。彦的想法是借鉴宋制的君臣制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内阁制度,并且适当提升武将的地位。将大明改造成富比赵宋,强比汉唐,传承万世的大帝国。”

    “赵宋君臣共治,大臣与君上亦师亦友,确实令人向往。”王朝聘开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书,见宋代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上有记载,宋神宗时,打算将一名犯罪的转运使处死,宰相却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后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处。”门下侍郎又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反对,最后神宗只得作罢,皇帝感叹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们则称,“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间,能够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着王彦却提醒道:“君臣之争,延续千年,如今体制,乃皇权独尊,士衡想要制衡皇权,进行改革,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到时不仅是皇帝,还有大批理学士人也会出来反对,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来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推动一切的源头,自礼崩乐坏以来,春秋之际,百家争鸣,那是中华民族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

    无数先辈,为了整个文明的出路,并发出无数思想的光辉,但大体而言,春秋之时,还是儒、法、墨、道四家争雄。

    彼时儒家思想,讲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让国君施行仁政,孔圣人也说他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见儒家思想在列国纷争的春秋并不受待见。

    墨家思想主张“上贤”,“兼爱非攻”,可以说代表社会底层的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不受统治者待见的思想,“上贤”的意思是让有才能的人来做官,恨不得国君都由大家一起推举,这与今天的民'主选举有点像,“兼爱非攻”则是大家之间要有大爱,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

    这样的思想,虽最符合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显然最受统治者厌恶,在历朝历代都要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说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在春秋战国时代,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有为,你无为就得被有为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兼并,诸侯们希望的是五霸那样的有为。

    百年演进,儒法道墨,最终以秦行法家,一扫**,而结束了天下的纷争,看似法家成为了四家纷争的赢家。

    秦以法家得天下,但却也因法家二世而亡,只得一说的是,法家的以法“制”国,以法“制”民,与今天的强调的法治完全不同,现在是“治”,秦法是“制”,是要制你。

    秦的灭亡,证实了光靠法家,无法统治天下,所以汉初选择了道家,无为而治,使天下修养生息,随有文景之治。

    此时天下修养生息数十载,地方已经恢复过来,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事实正明道家也不能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期运转。

    随着天下经济民生恢复过来,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如果中央政府接着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态度,地方上的诸侯藩王们就要开始有所作为了。

    七国之乱,使道家也与法家一样失败。

    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该选择什么样的思想,除去根本不被统治者考虑的墨家之外,就只剩下儒家还为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时一个名叫董仲舒的男人出现了,向汉武帝提出被他改进过的儒家思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君权神授,来迎合统治者,随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此时儒法道墨四家之争,虽然以儒家的获胜而告终,但此儒以非彼儒,等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家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等思想,都被压制。

    从春秋战国,到董仲舒分流,再到南宋朱熹,儒家思想,也从一门学说,变成一种统治技术,最后成了一门宗教,其过程就是儒家儒术儒教。

    王彦听了王夫之的问题,心里一阵沉思,半响之后,才站起身来,毅然道:“正本清源,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仁者爱人。”

    王彦的话语,王夫之并不吃惊,他本人也是反对理学的先锋之一,此外浙东黄宗羲也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等等言语。

    “士衡是要复兴古儒,以春秋儒家的思想,来限制皇权吗?”王夫之微笑道。

    王彦点点头,“我是有这种想法,但自古改革,时间漫长,反复极大,而要复兴古儒,传播思想,就更是难上加难。眼下我还是以抗清为第一要务,传播思想,进行改革,只能先慢慢布局。”

    王朝聘听了这么久,已经完全明白,“打击理学之事,并不简单。自王守仁创立心学以来,我王门子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派,先后与理学抗衡,等到泰州学派的李贽,自刎死于狱中之后,我心学更是日渐势危矣。如今阳明心学已经有百年有余,而我江右王门的心学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可见理学的根深蒂固。”

    王夫之点点头道:“父亲说的不错,理学有朝廷支持,其他学说很难发展,士衡现在就开始布局,是十分必要的。现在有士衡在朝中,想要传播新学说,要比之前心学的传播容易许多,士衡打算先从哪里开始呢?”

    王彦坐下,看着王介之道:“我之前写信给兄长,其实就是想让兄长过来国子监教授心学。我王氏家学师承江右王门,乃心学一支,而心学出自孟子,符合我复兴古儒之意。如今朝廷官员缺额严重,国子监的监生肯定会受到朝廷重用,如果他们都受到心学和古儒的影响,对于今后的改革,必然大有易处。”

    (这两章比较费神,第三章肯定赶不出来,又要食言,只有明天再更了,感谢滋野三郎的打赏,锦衣卫同知的月票。)

第390章连接江南

    儒学发展到宋之后,理学开始盛行,等到明朝时推行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读书人成了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而士大夫阶层也多成了道貌岸然的理学卫士,使的整个社会受到压制。

    明代工商业发展之后,兴起的新兴阶层,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打破理学的禁锢,心学诞生之后,被给予厚望,心学七派之一的泰州李贽, 便扛起对抗理学的大旗,批判重农抑商,赞扬商贾的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不过这虽然符合明代商业发展的要求,但也使得士绅重利轻义,给社会思想造成混乱,被温和派批判,觉得他太过激进。

    眼下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弘光朝只剩下五百万两,现在就更不值一提,这与偏安一隅的南宋岁入一亿,平均也有六千万,简直无法比较。

    任何一个改革,都至少需要一个阶层的支持,要么是百姓支持,要么是皇帝支持,要么是士绅支持,王彦要解决财政问题,看准的自然是新兴的商人阶层,以及与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大家族,大官绅的支持。

    中国在先秦时代,商人的地位,其实并不低,儒家在这个时候,并不压低商人的地位,孔子有“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主张,七十二贤之中的子贡,就是善于经商之人。

    商人地位真正被压到最低,是在理学盛行之后,“存天理,灭人欲。”,在理学家看来追逐财富的商人,显然是人欲表现,所以商人被压制。

    王彦不是书呆子,他要复兴古儒,并不是要全盘照搬春秋儒家的思想,任何时代都有其特殊性,他要做的是从古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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