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儒生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致使经文章句更加难懂，并导致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后，一则师法、家法渐渐废弃，二则章句大量删简，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和儒学的发展，所以其很快成为“天下所宗”之儒学。但今、古文经学两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学，他们时时刻刻打算击败新经。
郗虑、赵松匆匆而至。
“现在有一个巩固新经地位，彻底击败今、古文经学，让儒学迅速发展的机会。”李玮笑着说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
第四十九节
郗虑和赵松立时明白了李玮的意思。昨天太学发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经知道了，而且马上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无法拒绝的建议。但这位丞相大人可不会如此慷慨，他现在正挣扎在改制的旋涡里，以他行事的一贯风格，他巩固新经地位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从改制旋涡里摆脱出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目的。
郗虑和赵松忐忑不安，担心老师郑玄被李玮利用了。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了，而李玮以弱冠之龄追随大将军征伐西海，久历官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早在十几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万万不能轻率答应，以致害了老师和新经。
李玮微微一笑，对两人的谨慎和担忧不以为意。
“昨天，向大师发难的是高堂隆。”李玮慢条斯理地说道，“高堂隆是什么人？他是泰山平阳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高堂生，其家传《礼》学，历代都有人出任太学博士，乃青州世宗。高堂隆的老师是谁？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邮。有次薛悌和都尉发生争执，此人一怒拔剑，要杀泰山都尉，后来因为此事遭到弹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谋逆被诛后，他受到牵连，被解职归家。”
“高堂隆发难后，响应者很多，而新经学派的崔琰、赵商、公孙方、王基，还有两位大人……”李玮手指郗虑和赵松，“你们都是大师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奋力驳斥。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对手是谁？”
郗虑和赵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消息正确的话，率先响应高堂隆的是王朗、华歆、宋衷、颖容、王凯和董访。”李玮看到两人都不说话，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说，“王朗是徐州东海人，他以”通经“闻名于世。他的老师是杨赐，就是太傅杨彪的父亲。华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师也是杨赐。宋衷是颖川人，和水镜先生司马德操齐名，以研习《太玄》而著名（《太玄》是本朝大儒扬雄所作，兼采儒、道和阴阳），他的老师是杨赐。颖容是豫州陈国人，他师从杨赐。董昭、董访兄弟的老师也是杨赐，而两人上次能逃脱张邈、孔融谋逆案的牵连和杨彪的保护有莫大的关系。王凯是兖州山阳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畅，其父是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他的老师是杨彪。”
李玮说完后，笑吟吟地望着郗虑和赵松。两人暗自惊骇，寒意层生。李玮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对付杨彪了，要打击以杨彪为首的关洛士人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对付太傅大人？”李玮似乎看破了他们的心思，捻须而笑。
两人愣然。难道不是？
“新经是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因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顾两种经学的优点，同时也要照顾到两种经学的缺点，这就难免遭人诟病。”
李玮犹豫了半晌，后边话没有说。他身份特殊，说话份量重，对经学不能随意评价，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郗虑和赵松很想知道李玮对新经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朝廷国策的修订，关系到新经地位，所以两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书房的门。赵松抢先说道：“大人，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话，说到哪算到哪，出门就忘，绝对不传出去。”
李玮笑笑，想了片刻，继续说道：“新经能够成为官学，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需要。”
两百年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对于打破师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古文经学基本上是在民间传授，因为研习者少，学习者就要广泛求师。贾逵之父贾徽曾先后从刘歆、徐恽、谢曼卿等大儒学习，班固和马融也是“所学无常师”，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再加上有条件阅读各家着述，使这些大儒们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华，而不必拘泥于一师之学说。
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不受师法家法的约束。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就无师法家法可言，这随即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经学要争取官学地位，古文经学的儒士们要想进入朝堂，则必须破除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
在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家各派为了共同抵御对手，不得不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取长补短。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其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开始逐渐削弱。大儒张玄习《颜氏春秋》，但又兼通数家，因此丢掉了博士职位。但儒生们认为他学问高深，愿意从其学习，弟子上千。这种混淆家法的做法渐渐受到儒士们的欢迎，甚至盛行于太学之中。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仍在力图维持师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但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孝顺皇帝时，曾规定诸生举孝廉，务必试家法，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左传》，被举为孝廉。可见“试家法”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卢植大师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竟被任为博士，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
自光武皇帝以来，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今、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还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谶纬、数术，比如蔡邕、荀爽、杨彪、郑玄大师等人。
另外，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也大大促进了“通学”的发展。在经学传授中，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经的不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统一，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灵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并由蔡邕书丹于碑，立于太学门外。
古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的衰落，师法家法的淡化，经文文本的统一，种种事实证明，今、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
郗虑和赵松闻言，大喜过望。
李玮是大汉朝丞相，是一位年轻的丞相，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玮这句承诺，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但是，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最显着的便是《易》学。古文经学的《易》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易》学相差无几。”
“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在注解《易》学的时候，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颖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责的原因。”
“谶纬和繁琐是新经的两个致命缺陷，尤其是谶纬，更成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共同攻击的对象。”
“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在今文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以新经指正新经，以新经反驳新经，以新经纠正新经，不能不说他们的智慧非常高，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
郑玄大师本人更偏重于古文经学，他在注经的时候，没有遵循师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几百年来，谶纬之学已经深深扎根于经学，对儒生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对谶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今古文经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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