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稍南的派耶尔巴赫略事逗留。那儿有一户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们打听一个赶车的老人，说这老人是他的朋友，许多年前还留邀他去家里吃饭。
不，多普勒一家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当然记得自己的老爷爷，但不记得雷伯·克立姆罗德。
“你该问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时候他们在这里。可现在他们不住在奥地利了。他们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经营好几家糕点铺发了财。要是你有机会去里约热内卢的话……”
然后，是奥地利的最后一站。
这个人四十多岁，名叫克勒尔，主持着一个在奥地利相当于公证处的法律事务所。他们事先通了电话约定，克勒尔在伊绪尔温泉等他们；迪耶戈开的车一到那里，他就上来。之后他们继续登程。
克勒尔好奇地注视着雷伯。
“家父告诉我，说他见过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
“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克勒尔莞尔一笑。
“大概我的记忆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记错了。那时侯我才四岁。但家父很清楚地记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时候嘱咐我，要一丝不苟地满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说实话，我对你很感兴趣。三十二年来你—直铭记不忘，可不容易啊。”
雷伯笑了笑没说什么。
汽本抵达老家湖，停在派克旅馆门前。克勒尔一人下车。
“我们大概两个小时后回来，”雷伯说。“当然，请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务必请你赏光。”
“不必太匆忙，我没关系，”克勒尔答道。
汽车开走了，这次的方向是名叫无底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终于看见一个湖泊出现在沉郁的峰峦之间；这些峰峦有一个不十分可爱的名称：死山。
“咱们下车走几步，迪耶戈。”
“我正求之不得呢。”
他们那里只是“走几步”，而是在登山。矮胖的阿根廷人平生最讨厌体力活动，尤其痛恨爬山。不多一会儿，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筋疲力竭地垮了下来。他看着雷伯以印弟安人的方式往前爬，还常常停下．好象要凭借超人的记忆力确定从前走过的路线，然后续续向前。他走到一处悬崖那儿，跪下来察看岩石地面。最后，他站起来一动不动，几乎垂直地俯视他脚下的黑色湖面。十分钟之后，他回到迪耶戈身边，手中好象握着什么东西，并且料到他的伙计心中一定感到纳罕。他张开手掌，掌心里是几颗生锈的自动手枪子弹壳。
“这可爱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迪耶戈问。
“扎普利茨。”
他们及时回到老家湖与克勒尔共进午餐。克勒尔在业余时间收集钟表，吃饭时尽是谈这种爱好。饭后才去墓地。他们来到与其他墓家离得较远的一座坟前，那里竖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什么铭文，然而铺满了鲜花，碑上只镌刻着两个字母：D．L．。
“三十二年来，”克勒尔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在远方始终惦念着这位无名氏；我想，现在向你请教他的姓名恐怕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吧？”
克勒尔是中等身材。雷伯俯视着他的时候把一双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令人肠断的哀伤。
“何必呢？”克立姆罗德回答说。“世界上只有我还记得他。”
回南美之前，他们到法国的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走了一道。在那儿，雷伯去扫了另一个墓——苏珊·塞梯尼亚兹的。然后他们去巴黎，会见一个名叫雅克·梅齐埃的法国人，迪耶戈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法国人很久以前在里昂认识了雷伯。雷伯与梅齐埃谈到一个叫布尼姆·阿涅列维奇的人。迪耶戈记得他就是那个眼神忧郁的人，一九五一年，在王离开巴黎去和约瑟夫·斯大林小酌前夕，哈斯曾经在民族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问过他拉普语说很是否流利。到过北半球所有这些地方之后，他们才乘上一架班机飞往南半球。
他们先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年前妈咪塔——她的全名叫玛丽亚—伊格纳西姬·哈斯·德卡瓦哈尔——已在那里饮恨谢世，因为她始终没有抱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孙儿。“可怜的妈咪塔怎么也不肯承认我有九个子女，认为这些都是‘皇子与民女’做夫妻结的果。我曾把他们当中的三四个带去见奶奶，想让她高兴高兴，她却当我们的面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还去了佛罗里达街的阿尔梅拉斯画廊。老阿卡迪奥早已去世，当迪耶戈请他的孙女看一幅康定斯基的画时，她大为惊讶。
“你的意思是？……”
“把它送给你。”迪耶戈以最迷人的风度说。“我只是受人之托，所以不必谢我。是这么回事：三十年前，兴许不止三十年了，你的祖父做过一件很有君子风度的事情。而托我赠送这幅画的是个从来不忘记任何事情的人，这种人是屈指可数的。顺便问一下，今晚你能赏光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她没有别的约会。
迪耶戈问雷伯：“现在去哪儿？”
“去佛罗里达看看兹比；再去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看一些人；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安盖尔一家，就这些。”迪耶戈只觉得从头项一直凉到脚跟。
“以后呢，雷伯？”
“以后就完了，迪耶戈。”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事。
公鸡中的战斗机 at 2007…8…20 15：19：04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2
“我叫阿诺德·巴姆。”这人对乔治·塔拉斯说。“今天上午从纽约给你打电话的是我，两个小时之前我又从班戈给你打了电话。”
他环顾四周，说：“你喜欢红颜色，是不是？”
“浴室是白色的，”塔拉斯回答时暗自思忖，我们如此对话，旁人听起来还以为是两个间谍在交换愚蠢的联络暗语。
他问来客：“喝杯茶好吗？我还有一些刚出炉的松饼，今天是星期五，每逢星期一、三、五，有人把松饼给我送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巴姆答道。“说实在，我简直冻坏了。”
透过书房狭小的窗户，他朝蓝丘湾以外的大西洋望去，不禁打了个寒颤。
“在我的家乡，”他说。“如果海水变成那种颜色，我们就统统钻进被窝，在床上一直呆到春天。”
“你从哪里来？”
“开曼布拉克岛。不过实际上我是小开曼岛人。”
塔拉斯接到巴姆的电话后曾经匆匆查看了一下地图，可惜地图实在简单得令人失望。
“该轮到我讲实话了，”塔拉斯说，“对于开曼群岛，我几乎一无所知。”
“不必打招呼，那是正常现象。自一六七○年以来，我们就是英国直属的殖民地；可是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伦敦外交部时，负责官员竟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问道：“你能绝对肯定它确实存在，而且属我们所有吗？’我应该顺便提一提，我们是在一五○三年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亲自发现的。”
“了不起，”塔拉斯说。
巴姆微微一笑。
“可不是吗？找到我们并不难。只要把古巴画在北面，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画在西面，洪都拉斯画在南面，牙买加画在东面。中间一大片加勒比海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不要相信这种错觉，我们就在那儿，在正当中。我们是由三个岛屿组成的：大开曼岛、开曼布拉克岛和小开曼岛。我国的首府是乔治城，在大开曼岛上。根据去年的人口普查，乔治城有居民七千六百七十七人，三个岛上总共有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七人。问题是大开曼距小开曼一百四十三公里，而小开曼距开曼布拉克又相距八公里……啊，味道好极了！这些松饼确实非同一般……这样，我们当然不可能想买什么东西就搭上公共汽车到城里去。幸好和许多人一样，我自已有飞机。我是办银行的。那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银行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有五百四十二家银行。换句话说，大约每三十个居民就有一家银行，包括小孩在内。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银行和海龟；我们出口鲜海龟或干海龟供煮汤之用。还有什么你想要了解的吗？”
“我觉得这番介绍够全面了，”塔拉斯多少有点儿吃惊地说。
“唆，对了！旗子。你的名字和地址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们该有一面国旗。这倒真是个问题。除了英国的米字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国旗——至少直到上星期还没有。正巧我妹妹想到一个主意（她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哪）：把我们挂在议会门前的那件东西取下来。我妹妹的厨娘用缝纫机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这就是。”
他把一只长匣子放在塔拉斯的书桌上，从里面取出一小织布，把它摊开。
“天哪！”塔拉斯失声惊呼。“这玩意儿是什么？”
“这玩意儿”是打扮成海盗的一只海龟，一只眼睛上蒙着黑布条，有一条腿是木头的。
“我们的国徽，”巴姆说时现出讨人喜欢的笑容。“不错，我知道它看上去有点儿怪，但是我妹妹把它提交下院审议。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国徽不比别的国微差，只有奇普·菲茨西蒙斯不以为然。不过奇普·菲茨西蒙斯对任何提案总是闭着眼睛投反对票。特别需要指出，他是我的妹夫，他和我妹妹很可能就要离婚。”
塔拉斯坐下来。此刻他腹背受敌：一方面马上有喷饭大笑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的威胁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尽管这位来客既可爱又风越，塔拉斯却预感到一件非同小可而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大事即将由此人发端。然而，在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塔拉斯仍然保持一种英国式的寒喧语调。
“茶里加一些牛奶，好吗？”
“只要一点儿。”
不过，塔拉斯稍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性质可就大不相同了。
“你和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到底谈妥了什么事情？”
“桑塔纳先生作为老朋友说服了我们，使我们确信，在我们争取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上，你塔拉斯先生都将给我们帮助。经费问题都已经落实，在这方面我们不用担忧，确实毫无问题。桑塔纳先生任法律顾问、总部设在我国的某公司，十分慷慨地把曼哈顿办事处的整整一层楼面交给我们使用。其实我们用不着那么大的面积：我将要率领的代表团只有一个成员，就是我自己。团长的职务对我的时间表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本来就经常到纽约去办事。你能把所有必要的步骤都安排好吗，塔拉斯先生？”
“当然可以。”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一切都能准备停当吗？”
塔拉斯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行，”他说，“完全办得到。桑塔纳是否提出过一个具体日期？”
“他非常倾向于一九八○年五月五日这个日期，”巴姆说。
他一边喝茶，一边好奇地四下里打量着，目光被一大堆一大堆的书所吸引，神态悠闲自在。塔拉斯则不然，茶杯在他手上哆嗦不已，他不得不把杯子放下，心想：一九八○年五月五日和那一天正好相隔三十五年。
他问道：“一九八○年五月五日是什么日子？”
“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将在那天开幕。可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另外还有二十个国家派观察员到会，其中最主要的有端士、罗得西亚、两个朝鲜。作为一个新会员国的代表，我会得到在大会发言的时间，并且有权向全体代表提出一项动议，代表们将让我把活讲完。那时我就把这个动议提出来，然后把我的一部分发言时间让给另一个人，坦白说，我对那个人几乎一无所知。”
“但你毕竞知道他的姓名，”塔拉斯指出，这时他的心在狂跳。
“那倒是的。”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3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的那一个冬季行将结束时，对保尔·苏必斯发出了第一次警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抽烟，并且在做一些锻炼。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穿上那种专门为在布洛涅森林练小跑步设计的奇装异服和怪里怪气的鞋，但他恢复了早已荒废的、还是一名法国童子军时代的那种步行锻炼；他参加法国童子军使用了自己选择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化名“棍子女士”，为了这名字他还和童子军教练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使他相信“棍子女士”在法文中其实就是白景天，又名蝎子草，是一种常见于乡村茅厕近旁的普通草本植物。
他决心练就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正当他沿着坐落在巴黎第十六区弗兰歇·德斯佩雷大街的私邸扶梯向上跑的时候，警报发出了。疼痛是突发性的，说来就来而且来势凶猛。先是从胸骨下面开始，接着蔓延到左肩，并向左臂内部放射，一直向下传到左手的最后两个指头。一瞬间，这一阵疼痛非常剧烈，他甚至觉得自己即刻就会在扶梯上倒毙，而且死得愚蠢透顶，谁叫他放着花了一大笔钱安装的电梯不用？他的私人医生——自然是医学科学院的成员——一下子就确诊是心绞痛。他以严肃的口气说：
“它险些送了你的命，保尔。很明显，这是第一次发作，它的结束和开始一样突然，可是危险过后，你所体验的那种舒服感觉，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了。今后你要随身常带硝酸甘油片，还必须绝对休息。”
“我可以外出旅行吗？”
“你可以报名参加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距离维拉扎诺桥的返回点还有三分之二就会一命呜呼。看你去哪儿，以及怎么个旅行法。”
苏必斯在床上躺了几天，就腻得直想哭。他经常掀开被单，指望发现也许什么人错放了个女人在那儿。发病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通知自己工作班子的成员，还通知了大卫·塞梯尼亚兹，他给纽约的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伦敦的奈西姆也打了电话。
因此，在一九八○年四月，当他床头的秘密私人电话——只有大卫、尼克和奈西姆知道它的号码——响起来的时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三人当中的一个打来的。
“是保尔吗？”
他立即听出电话里是谁的声音，这安详、柔和的声音他已经三年没有听到了。
“保尔，”雷伯说，“你的事我刚听说了，请接受我衷心的慰问之意。我听说这只是一次警告，谢天谢地；还听说目前你得到很好的照料。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外出旅行，不过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因此我不想请你去周游世界。既然你在法国，我们就在法国会面。十天以后，希望那时你不要离开。你能来见我吗？”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吩咐。”
“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将有一架飞机在图絮勒诺勃尔等你。请你一个人来，切勿招摇过市。”
苏必斯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法国人。尽管有点儿大大咧咧，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一句俏皮话而不惜得罪一个老朋友，然而，他毕竟思路敏捷，具有一种把蛛丝马迹迅速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本领。
他确信自己已经得悉，一件震撼世界的事情即将发生。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在苏黎世接到电话。值得一提的是，他正好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二十年前，差不多也在那一天，他先是在自己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中告诉布罗克曼：“楼下有个脚蹬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然后硬着头皮到这间办公室里来见阿洛伊斯·克纳普。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件事，他保留的记忆中央杂着些许缠绵悱恻的情思。但是，对于他来说，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虽然他工作一直很勤恳，但他个人在银行里的地位扶摇直上却是从那时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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