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你了解得极少，”桑塔纳说，“仅限于雷伯告诉我的；而他只是说，我应该把一切都向你汇报，毫无保留。我能提个问题吗？”
“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塞梯尼亚兹回答说，心里着实觉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论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现出犹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是谁？”桑塔纳问。
“一个律师，”塞梯尼亚兹说，“和你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为快：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该一五一十向你汇报？雷伯·克立姆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别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么是谁的代理人？谁能居于雷伯之上，这样的人能是谁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对雷伯发号施令？
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折磨着所有来见塞梯尼亚兹的人。
他们往往对克立姆罗德怀有一种狂热的感情，满以为只有在他们自己心中珍藏着雷伯的秘密，一旦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同样参与其事，就会感到气愤。然而，这些人对于雷伯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也没有。他们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复杂的巨型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只有塞梯尼亚兹能把这台机器组装起来，然而，即使是他塞梯尼亚兹对于这一切是否了然于胸呢？归根到底在一九六四年，他对于正在南美趋于成型的事还一无所知。
倘若塞梯尼亚兹为自己居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而飘飘然洋洋得意，那么，乔治·塔拉斯有一句话可以使他两脚着地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缺德的塔拉斯曾提出这样的设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甚至就在纽约城，或许有另一个塞梯尼亚兹正同样感到飘飘然洋样得意，或许也在组装那台复杂的巨型机器……
塞梯尼亚兹对桑塔纳说：“我的任务是保存好记录，仅此而已。不妨说我是一名文牍。”
这位墨西哥人一双黑眼睛冷峻地仔细打量着塞梯尼亚兹。最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他问塞梯尼亚兹是不是看过桑塔纳的一个助手送到东五十八街去的文件。塞梯尼亚兹说看过了。
“这是一桩了不起的生意，”桑塔纳几乎带点儿勉强的口气说，“仅达拉斯行动一项就意味着一亿多美元。”
“的确了不起，”塞梯尼亚兹同意说，并竭力做出很有感触的样子，脑子里却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说，眼下我这个被认为毫无幽默感的人却在扮演雷伯的角色。
“还不止这些，”桑塔纳继续说，“在马拉开波和加勒比海的石油生意，估计也有这么大的数目，很可能比这还要大。如果再加上一亿五千万，大概比较接近现实。”
“真是惊人，”赛梯尼亚兹一边这么说，一边在想：加起来总共只占雷伯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至少据我所知只占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数字就黯然失色了。
“此外，”桑塔纳又说，“还有那座海水淡化厂……”
塞梯尼亚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桩生意是怎么回事。它最初于一九五六年在案卷里出现，那是在第二轮攻势开始之后不久。起先，一家巴拿马公司——它也属于克立姆罗德所有——分三个阶段向墨西哥政府租用十万公顷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第二家同样不由雷伯出面的公司安装了可以同时生产饮用水和食盐的全套设施。这第二家公司由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白尼适的人经管，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是约尔·白尼适的叔伯兄弟，业已移居美国。第三家公司总部设在泽西岛，它负责建造价格低廉的住房。第四家公司在一个由桑塔纳推荐的墨西哥籍受托人监督下，从事土地分块买卖，把这些土地一块块地转卖给农民或墨西哥公司。第五家公司，一家保尔·苏必斯在其中占有很大股权的法国公司，建造了一个能容纳十五万吨轮的港口。
第六家公司——根据一项委托协议书，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成了它的业主——负责每年销售一千五百万吨食盐。
“有一些新的发展，”桑塔纳说，“我要亲自到这里来，只要能见到你就把这些新的发展告诉你。关于海水淡化厂有一些新情况。我们已经签订了在阿拉伯半岛建造其他海水淡化厂的合同，条件很优惠。贝鲁特有一位名叫沙哈则的黎巴嫩银行家，代表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会谈，我曾向雷伯建议以某种方式酬谢他。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谈判，想要把我们在墨两哥的一家工厂重新买回来。很快就要签订合同了，价格是六千万美元；那是个好价钱。问题不在这里。几年之前，我们与日本化工界某财团签订过一些有关食盐的协议。这些协议刚加以续订；他们的律师姓韩，此人极难对付。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的顽固劲儿足以使任何人发疯。不过我们现在不提他吧……我要谈的是海运问题。这使我有点儿伤脑筋。我们与一家利比里亚公司签订了一项由他们独家包运食盐的合同，至少这一次我对合同的条款极不满意。”
“有什么区别呢？”塞梯尼亚兹问道。“反正全部都要转卖给一个德国财团。”
“这家利比里亚公司过去三年中从我们手里弄走了巨额利润。”
“这事你与雷伯讨论过吗？”
“讨论过好几次了。他承认在签订最初几项协议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来打算认晦气算了，但是经我一再坚持，他同意我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我遇到的对手——利比里亚公司方面的律师——是在纽约的希腊人，佩特里迪斯兄弟。这哥儿俩简直是花岗石脑袋。你认识他们吗？”
“名字听说过，”塞梯尼亚兹说。“他们很有点儿名气。”
说这话的同时他心里在想：“如今王臣与王巨发生了火并！当桑塔纳跑去告诉莆伯说准备要掐死尼克和托尼时，我可以想象雷伯一定什么表情也没有。这场混战真够瞧的！”
“塞梯尼亚兹，”那个墨西哥人说。“有时候我对雷伯不大能够理解。大多数时候他是出色的，的确很出色，我说话用词可是经过斟酌的。可有时候他完全销声匿迹，万一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不知上哪儿才能找到他……”
“发生过那种情况吗？我是说，是不是有过你需要他而又无法找到他的那种情况？”
“还没有过，”桑塔纳说。“但那是可能发生的。何况，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雷伯在哪里的问题。有时候他处理一些事情马马虎虎，象这次海运问题便是，让人觉得好象他对钱根本不感兴趣。我并不是抱怨。恰恰相反。但是我需要对某个人谈谈这种情形……塞梯尼亚兹，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我不相信，也无法相信雷伯会犯错误。你会笑话我，但我认为他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所需要知道的，你全都知道。”
塞梯尼亚兹面带笑容。他险些笑出声来，因为桑塔纳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王臣：韩某、沙哈则、苏必斯、泽西岛某公司的埃塞尔·考特、佩特里迪斯兄弟，还有桑塔纳自己。甚至包括埃利亚斯·白尼适在内，虽然他还不是王臣，而只是受雷伯的委托为他经营一家公司。这些人互相争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顽固而不好对付……而跟他一样掌握着秘密的雷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暗暗发笑。
这个墨西哥人在其他方面一贯精明，此刻却突然显得大惑不解；然而，塞梯尼亚兹自己在雷伯面前不也经常感到困感吗？两种情况何其相似乃尔？想到这里，塞梯尼亚兹再也不觉得可笑了。
“谈到雷伯，弗朗西斯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他们的友谊由是而始。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之所以要会见塞梯尼亚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雷伯的命令，在过去的一年里，桑塔纳与乔治·塔拉斯搭档从事一次与低税率区域有关的特殊任务。在神话般的巨额财富积聚之初，是塔拉斯在整整一大批国际法专家的协助下，担当起了财政方面的组织工作。整个系统有点儿象是好几座金字塔，一座挨着一座，每一座由一名王臣负责。金字塔的规模大小不一，视所属领域而异。系统的纽带乃是雷伯本人；而塞梯尼亚兹则知道它的存在。
因为这个系统的实质和存在都是秘密的，所以他们大大地钻了五十年代初期某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的空子。那些地方只要在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对于要求保密的公司也表示欢迎，塞梯尼亚兹曾在他的案卷里看见过一系列企业，它们的总部设在巴拿马、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泽西岛或者格恩西岛。
从一九六二年起，直到一九六八年随着殖民统治的削弱或消失，在这张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名：巴哈马群岛、库拉索岛、开曼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直布罗陀、香港、马恩岛，甚至还有太平洋中部一个名叫瑙鲁的小小珊瑚岛。
当然，还有利比里亚。
克立姆罗德在利比里亚先后成立过将近一百八十个公司办事处——包括那些已经解散了的。
“大卫，”塔拉斯曾经说：“我越来越老了。我这副可怜的肩膀开始承受不住年岁的重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对我来说已一年比一年劳累。我已要求雷伯找个人，让这个人现在能和我一起工作，最后取代我的位置。我不知道雷伯会挑选谁……”
这个人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和另外一个人——一个荷兰人，我叫他德弗里斯——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创建公司（除开桑塔纳亲自掌管的那些），而是监督这些公司的建立，在起初阶段还得注意所选择的低税率区域是否安全。至少有三个目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低税率国家——或者说三处岛屿，因为它们往往就是岛国——实际上是桑塔纳和德弗里斯‘发明’的。我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负责一项被雷伯命名为‘弥尔顿’的特别预算，这名字的含义一目了然，它指的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这项预算有助于……说服（且不说‘收买’）有关的一些小国政府。这并不单单是一种贿赂。例如有一次，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就通过了一些符合我们愿望的法律，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的一个海运公司与它签订一项合同。”
塞梯厄亚兹邀请桑塔纳第二天与他共进晚餐，墨西哥人欣然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人年龄相仿，都是四十刚出头，而且对好些事物的见解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俩都十分认真、精细，做每件事情都一丝不苟．谨慎周到。比方说，大卫对尼克·佩特里迪斯还不算讨厌，尽管尼克的想象力丰富得象个希腊海盗，大卫也并不讨厌保尔·苏必斯，两人能用法语流利交谈，但是苏必斯的冷嘲热讽使他很恼火，唯有桑塔纳的严谨与大卫非常投合。
在乔治·塔拉斯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他曾说：“刺牛士和你一样，也没有什么幽默感，大卫，你们两人都具有会计师的气质。你们相互很合得来……”
桑塔纳离开纽约不久，就让他的一个助手给塞梯尼亚兹送去一份新的案卷，内容是有关—笔交易的，桑塔纳自己在这次交易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他被召去商谈在牙买加购买一宗地产的有关事宜，但并不知道这宗地产将派什么用场。实际上这是一项更大的行动的组成部分；这项行动由菲利普·范登伯格和埃塞尔·考特两名王臣负责，目的是要在加勒比海诸岛建立两个旅馆系统。范登伯格和考特彼此并不认识，每人各负责一个系统，互相间展开竞争，这些都是克立姆罗德安排的。
桑塔纳在案卷里面附了一封信，邀请塞梯尼亚兹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桑塔纳的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省梅里达市。
他们互相又通了几封信之后，到一九六五年春，塞梯尼亚兹一家子———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终于成行前往墨西哥。他们在桑塔纳相当简朴的家里度过两个星期，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去参观了一些马亚人的庙宇。桑塔纳高兴地声明，他自己有几分马亚人血统。
直到十天之后，桑塔纳才提出下面的问题。
“大卫，你大概不会回答我，但有件事实在叫我迷惑不解：雷伯究竟要这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做什么用？”
“你说什么？”塞梯尼亚兹楞然问道。
“加勒比松。就和你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那种树一样．准确的拉丁文学名叫做Pinus Carybea。”
“你刚才说是多少棵？”
“八百万。”
塞梯尼亚兹的惊愕并非做作，他好不容易保持了外表的平静。桑塔纳当然误解为他是装糊涂。
“对不起，”他笑容可掬地说。“我真不该向你提这个问题。我看得出，我的冒昧使你很为难。我们再也别提这档子事。还是来看看‘塞诺特’吧。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天然井，满有意思。从前，我们的祖先把祭神的活人往里扔，不过先要把牺牲者用珠宝打扮起来。象这样死法倒不坏……”
塞梯尼亚兹琢磨着：雷伯要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疑团使塞梯尼亚兹简直坐立不安。回到纽约以后，他象干什么亏心事似地仔细查阅他的案卷。当时，他那里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个公司的档案。实际上全部都是克立姆罗德公司。一九六五年的计算机处于早期的水平，但它还是能够显示，在它的存储器里从未提及有关“加勒比松树”的任何交易，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塞梯尼亚兹试着找另一个条目：“树”。
这下子他发现了，并且被提醒，在挪威、瑞典和芬兰，雷伯在林业方面拥有很大的股权。此外，他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同一家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至少是塞梯尼亚兹所不知道的）阿根廷公司合伙，在一九六三年与尼基塔·赫曾晓夫的苏联签订过一大批关于林产品的合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保尔·苏必斯的帮助下，这些合同又续订过一次，看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关于这笔交易的两份完全相同的案卷，按照雷伯的双重监督制度，送到塞梯尼亚兹那里：一份由苏必斯送来，另一份由一名瑞士黑狗送来。
这还没完。四年前，一家法国和意大利合营的林业公司，把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卖给了设在巴拿马的一家典型的克立姆罗德公司。
塞梯尼亚兹越来越被吸引住了，便进一步查下去。突然，案卷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塞梯尼亚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罗查斯在那家与苏联签订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任经理。他还是巴拿马那家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那家公司对非洲的森林也有兴趣。也是这个罗查斯在加拿大签订了至少一打合同。
这些都是一名王臣的典型特征。然而，关于这个人，塞梯尼亚兹并没有收到过一份“绝密。面交收件人”的报告，也没有标有红色“特”字的个人档案送来。
一般说来，这意味着此人无足轻重。但在这里，矛盾十分明显。塞梯尼亚兹暗自思忖：“我无法相信雷伯会有这样的疏忽，那么……”
办公塞电只剩他一个人71他决定继续查看。（他总是等到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开始这样的调查，因此这件事花去了他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开始搜寻与海梅·罗查斯有关的一切。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十四次，与另外十四个公司有关。显然，这个罗查斯到过许多地方，除了苏联、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外，他还曾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他还在南美，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参与过重大行动。他的大部分活动与农业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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