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六万二千美元。
突多尔的妻儿（他本人那时已经去世）得到了一百二十五万美元，即转卖土地所得款项的百分之五。
九月十八日晚上六点左右，他们离开了拉斯维加斯。
“我真不知道这究竟为了什么。咱们睡了……有三个小时吗？就算如此。那个特莉的腿足足有三米长。简直象蟒蛇。我一想到她这两条腿，就禁不住哆嗦。我们顶多唾了两小时四十三分钟。现在咱们又在做什么？赶路。六点钟了，太阳正渐渐落山，余辉也要消失了；天色很快就会变得一团漆黑。不知道上哪儿去住，也不知道哪儿有东西吃。或许咱们会死在沙漠里，一场核战争之后，小孩子们悄然发现咱们的尸骨，准会吓个半死……”
“迪耶戈。”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闭上嘴，迪耶戈’，不过，革命正在来临。”
“请停下。我是说把车停下。”
迪耶戈刹住车。这里真是平沙漠漠。沙漠的景色在某些地方当然十分迷人，特别是当夜之将临、遥见拉斯维加斯华灯初上的时候。然而，迪耶戈已经累得筋疲力竭。
“我来开车，”雷伯说。“你到后座去唾觉。那里有一条毯子。”
迪耶戈爆发出一阵大笑，狠狠地挖苦说：“我还没有疯狂到那种地步。你是格兰德河以西最糟糕的司机，也许在河东也一样。我可不想看见你仅仅因为错过了一个拐弯的路口而死在沙漠里。雷伯，你开车的水平实在太糟。”
“我知道，”雷伯说。“不过还是让我来开吧，这样你可以睡一会儿。我可以开得很慢。”
“你敢起誓？”
说来千真万确，也许是学得太晚的缘故，笛伯驾驶汽车对于公众是一大威胁。他有时会走神，这实在令人担心。所以通常总是迪耶戈开车。
“我起誓，”雷伯说着举起右手。“凭着塞梯尼亚兹的脑袋起誓。”
“开什么玩笑？你明明知道我讨厌他。”
“去睡吧。”
这是一辆吉普车，至少属于这一类型。照迪耶戈看来，它一定是太平洋战争的剩余物资，后来又在朝鲜战场上用过；其后不知多少修车工把它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折腾过十多回，最后他们干脆用钢管在车身上乱敲猛打。这辆车看起来实在吓人。不过雷伯对迪邪戈说过：“给我找一辆不要太象样的车。”
当然，他找到了一辆，非但不太象样，看上去简直啥也不象。要说价钱嘛，他是花五十一美元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淘金人手里买下的，成交地点就在拉斯维加斯南端一家名叫“最后的机会”的赌场门口。五十一美元：五十美元买轮胎和方向盘，轮胎几乎还是新的，方向盘外面裹一层黄铜（在疯子眼里就是黄金），一美元买其余的一切。
他们也确实睡得太少了。拉斯维加斯的圣瓦伦丁节大屠杀的最后阶段是到十七日夜里结束的。十七日下午，雷伯忙于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通电话，有几次同时和两个人对话。八点半左右，艾比·莱文悄悄地来了。他和雷伯锁起房门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午夜后很久，莱文才离去。接着，雷伯又打起电话来，大多是挂到欧洲的，由于时差的缘故，那里已是白天，尽管还是上午。就这样，雷伯少说也忙到凌晨两点。
在这之后，迪耶戈下去把琳达和特莉从她们自己床上拖起来，带到楼上。
早上六点他们就不得不爬起来。然后又是打电话，跟奉命前来的安盖尔见面。
这天余下的时间，又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没有片刻消停。
而现在，他们又在赶路。圣母啊！
迪耶戈在星光下沉入梦乡。
吉普车的颠簸伎他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前灯只有一盏还亮着，借着这点灯光，迪耶戈看到的只是几块岩石和稀疏的树木，别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他感到很冷。
“我明白了：你开车又走神了，咱们离开了公路，已经一命呜呼，这会儿正在通往天国的路上。这条该死的路陡极了，不是吗？他们明知有那么多车辆要从这里经过，满可以把路修得好一点……”
“这里有一点咖啡，还挺热的。还有一份干酪三明治。”
雷伯告诉迪耶戈，两小时之前，他们曾在一个叫托诺帕的地方停过车，雷伯想叫醒他可怎么也叫不醒。
“你在梦里大叫大嚷：‘特莉，快把你那该死的两条腿松开，我简直喘不过气来了！’”
迪耶戈喝了一口咖啡：冷的，没有糖，还是美国货。“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他爬回前座，一连打了好几个寒颤。
“我来开车好吗？”
“不用，差不多快到了。”
但是，这以后车在山路上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只听得一声枪响划破了夜晚的岑寂，也划破了近处一棵松树的树干。
迪耶戈张开嘴巴，可是还没来得及吐出一个字，又有两颗子弹从他耳旁擦过，其中一颗从他和雷伯之间飞了过去。
“别慌，迪耶戈，”雷伯镇定自若地说。“只要你别动，他没有理由打中你。”
又是接连三枪，这一回挡风玻璃给打碎，可是吉普车仍沿着山路往上爬。
“但愿他能找到自己的眼镜，”雷伯说。“不戴眼镜，他的准头可就差点儿。”
第七颗子弹打在挡风玻璃的边框上，第八颗撕破了车的后座。
“咱们差不多快到了。”雷伯说。“我大概已经告诉过你，他做的熏肉炖菜豆无人可及。其实，他拿手的也就这一招。”
“你很固执，对吗？”麦克塔维什用无赖的口吻说。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答道。“我看见你已经找到你的跟镜了。”
“不管戴不戴眼镜，我都可以从四百米外打中你的眼睛——你说左眼，我决不打在右眼上。哪怕我从下面往上打，哪怕是在夜里，都无所谓。咱们不妨试试，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改日领教吧。弗格斯，我考虑了你打算说、可是没有说出口的那个价，恐怕我不能接受。两千八百二十五美元已经大大过了头。”
“三千，”麦克塔维什说。“你别来蒙我，我不信这一套。虽说我已经七十三岁……”
“七十七岁，”雷伯说。“你还有剩下的豆子吗？”
“怎会没有呢？”麦克塔维什说时在暗暗地笑。“你昨天派人送来的豆子差不多有八百公斤，没有剩下才是怪事哩。至于你送的那六只平底煎盘和十二头骡子，那是你白费心思，我已经有一只煎盘和一头骡子。谁需要七只煎盘？要是你想吃的话，我可以给你热一份，虽说我生在一八八四年，可还没老到脑子不管用的地步。”
“一八八○年，”雷按说。“你是一八八○年九月二日上午九点二十分出生的，父亲名叫安格斯·麦克塔维什，一八五一年一月六日生于卡森城，你的祖父弗格斯·阿索尔·麦克塔维什一八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俄亥俄州的奇里科斯，祖母玛丽·麦克默特里一八三○年六月十三日生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你的母亲叫凯瑟琳·麦金太尔，生于一八六二年三月十四日，她的父亲名叫乔克·麦金太尔，生于……请在里面多放—点熏肉，当然，如果你的库存不是太少的话。我可不想把你吃穷。”
“我的房存是论吨的。”麦克塔维什说。“我原来还剩三公斤，你又用专机从实西法尼亚运来了两吨，这够我维持好—阵子的了。你说，我的外祖父麦基弗，他是在哪里出生的？”
“他姓麦金太尔，不是麦基弗。他在一八三一年四月三十日生于咸斯康星州的尼纳。他娶了梅娃·麦卡利斯特为妻，你的外祖母一八四○年二月八日生在密执安州的麦基诺城……香料，请别忘了加香料。”
“难道你想教我怎样做熏肉炖菜豆？这跟你给我送来那些该死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一样愚蠢。你给我竖的那座可恶的大天线架，把风景都给破坏了。电冰箱的嗡嗡声弄得我觉也睡不安稳。另外，我敢打赌，你一定不知道麦克塔维什家的第一批移民是什么时候踏上这片土地的。’
“卡伦姆·弗格斯·麦克塔维什一六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生于苏格兰的金洛克兰诺奇。一六二九年十月九日到达波士顿，载他飘洋过海的那艘船叫‘安格斯·斯图尔特’号，船长姓麦基尔罗伊。你的这位老祖宗是个木匠，一六三六年给当时的哈佛学院看门。两千六百三十美元，这是我最后一次还价。”
“听着，年轻人，”麦克塔维什说。“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你来找过我几次？六次？”
“五次。连今天六次。”
“而每一次我都说要三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顺便说一句，我把你给我安的该死的电话线掐断了。我那个蠢货女儿和白痴女婿，没完没了地给我打电话。他们对你连车库一起给他们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为这些也不该天天给我打电话呀。老天爷，那电话成天响个不停，昨天还刚刚来过两个电话。一个是什么银行家打来的，他想和我谈谈，有个傻瓜为我安排了每月一千美元的收入。你旁边那个黄眼珠的白痴老是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他是什么人？”
“他叫斯利姆·扎帕塔，”雷伯说，“正巧我要向你提个跟他有关的建议。裁只能出到两千六百二十美元，而你呢，又扳住三千这个数寸步不让。咱们来玩扑克赌你的金矿怎么样？斯利姆·扎帕塔代我打牌。在托诺帕，有一个叫麦凯布的人告诉我，说你是整个洛基山区扑克打得最好的人。”
“先打牌，还是先吃豆子？豆子差不多已经好了，最好这会儿吃，要不就凉了。这儿的气候总是这样：半夜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就冷起来了。咱们现在呆的地方海拔大约有三千米。”
“先吃豆子，”雷伯说。“你以为我是来干什么的？”
“我始终相信准能赢他，”迪耶戈说，“甚至在他赢到一百八十二万三千美元的时候，我照样信心十足。他非输不可，只是我足足陪了十四个钟头。说真的，最使我受不了的还是那些讨厌的豆子。”
没有答话。他扭过头去，只见雷伯已经在吉普车后座上睡着了。他们把车上被枪弹打坏的部分干脆统统扯下来，包括那块唯一幸存的挡泥板。迪耶戈纳闷的倒是这辆车居然还走得挺精神。此刻，吉普车正在闷热的高温下通过一处美妙的景致，只见万道光芒象在做游戏似地展示色谱上所有的红和黄，从火辣辣的烈焰色彩到令人目眩的炽热白光。迪耶戈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兴奋心情。
“斯利姆·扎帕塔！”他忍不住放声大笑。
……可是一秒钟后，笑声嘎戛然而止。
“雷伯！我还不知道该上哪儿呢。”
没有回答。他用一只手把住方向盘，腾出另一只手摇了摇雷伯的一条腿。
“雷伯，咱们到哪里去？”
“雷诺机场，搭班机去纽约。”
迪耶戈赶紧刹车。吉普两轮悬空就地一个急转弯，然后背朝蒙特祖马峰向北驶去。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过了一会儿迪耶戈说。“你现在说话能不能说清楚？”
“如果离开内华达州时，有哪一件事没办成，我心里会很不痛快的，”雷伯重复着，即将入睡。“哪怕是为了豆子。”
王臣 —— 5
一九五六年，黛安娜和大卫·塞梯尼亚兹的第三个孩子呱呱落地。头两个都是女孩子，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个儿子（在总共六个子女中排行第三），起名大卫·迈克尔。
一九五六年初夏，雷伯·克立姆罗德从亚马逊尼亚丛林中出来。塞梯尼亚兹发现他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乍看起来，变得并不特别厉害。他照旧显得很冷静，这种难以置信的、反常的冷静简直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对任何人依然彬彬有礼，几乎谦恭过了头。后来塞梯尼亚兹说：“我从没听见他提高嗓门，或者稍微发点脾气，他不是个圣人，事实上，我们几个人常常希望他更……更象我们。他的这种自制总使我感到不自在。乔治·塔拉斯认为那是—种偏执狂，不过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
雷伯以神奇的速度白手起家。他能从所经营的业务中完全脱出来达十三个月之久，这足以说明他建立的组织是何等稳固。
“他这次回来，”塞梯尼亚兹说：“甚至更加与众不同了。他归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狠心和冷酷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他快三十了。他已成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在哪一方面，他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麻利、更泼辣，扩张大业正如日中天”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克立姆罗德来到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他说他是来看看“情况怎么样”的。塞梯尼亚兹向他汇报，事无巨细均已一一登录入档，并且采取了措施做到绝对保密。
“我想花三四天时间看一下你的档案，大卫。不过，这意味着要给你手下的人放几天假。七月四日在美国本来要放假，是不是？你就对他们说，情况很好，你给每人额外放假三天。”
“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
雷伯摇摇头。
“多谢，大卫。不过我可不愿剥夺你们的天伦之乐。你的小儿子叫迈克尔，是不是？”他那双浅色的眼睛向大卫投去友好、风趣的一瞥。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象个十足的傻瓜，为了给儿子取迈克尔这个名字（注：迈克尔实际上是雷伯名字中的米歇尔的英文读法，在英文和德文中拼写是一样的），他不得不与妻子吵了一架，“雷伯·塞锑尼亚兹”听起来太离格儿，如果他建议用雷伯，黛安娜会跟他离婚的。
雷伯简单地说了一句：“祝你假日愉快，大卫。”
塞梯尼亚兹和他妻子带着孩子们到别墅度假去了。七月二日，他打电话到事务所，没人接。五日早晨，他度假回来，发现一切都井井有条。钥匙放在保管库里，还有一张字条：“大卫：谢谢你，干得好极了。从现在起百分之一。”签名是一个笔力道劲的“R”。他把从自己利润中提取给塞梯尼亚兹的份额加了倍，那可是好几千万美元哪。
两个月后，伦敦的索思贝画廊通过海运给大卫·塞梯尼亚兹寄来一幅高更的佳作。没有署名的卡片上写着：“这是特地给迈克尔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下午，尼克·佩特里迪斯与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六个小时前，也就是那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尼克接到一个电话：有位贝克少校要与他讲话。这是三个代号中的一个。佩特里迪斯把办公室里其余的人支开后，接过了电话。
“尼克吗？你能不能离开纽约几天工夫？”
“行，只要托尼留下来接替我。”
“我就找你一个。最好能在今天下午三点来见我，在阿尔贡金饭店，是用德卡瓦哈尔的名字开的房间。凡是你认为要给我看的东西都带来。另外再派人五点三十分来把档案收拾起来带回你的事务所去。我们可以一起去机场。去巴黎的班机七点五十分起飞。”
不到一个小时，佩特里迪斯已经把材料集中在一起（他随时准备着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所谓“你认为要给我看的东西”，就是他掌管的各海运公司（总吨位超过三百万吨）十三个月来的全部资产负债表。
雷伯审阅这一大批档案花了一个小时，从中得到结论并作出新的指示又花去一个小时。
然后，佩特里迪斯亲自到休息室去把所有的卷宗交给两个助手收藏起来。
他们飞越大西洋时，他又坐在雷伯身旁。
“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事后佩特里迪斯回忆说，“他突然向我说起他的过去，至少说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说，战争刚结束时他曾两次到过丹吉尔，还告诉我他在开罗、法国、西西里和意大利住过一段日子。我很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