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妈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儿子在此地跟红党在一起，不知会作何感想！”哈伦和费奥多罗夫上了第一辆汽车；迪耶戈和雷伯钻进第三辆。车窗上都有窗帘遮着。
迪耶戈用西班牙语低声说：“咱们还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还想说下去，但这时他的目光遇到了与他们同车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麦装上我的这艘货船以及另外几只船。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费劲得很。”
“小麦将运到苏联黑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咱们用小麦换的是画，有拉诺诺夫的，马列维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罗德钦科的，两幅娜塔丽亚·冈恰罗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尔的，两幅拉宾的，还有几幅索波洛夫的等等。这还不算。他还答应我几幅塞尚和马蒂斯的画，且不说两三幅毕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罗佐夫买下的，我估计你很可能听到过这两位俄国大画商的名字，当初他们买下这些画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在哈伦帮助下发动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间起事。不过，末了这项诺言，他是不会履行的，迪耶戈。”
“不会？”
“不会。他可以声称对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绘画深恶痛绝，但他不是个傻瓜，有人会告诉他——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这位有病的老人，——说一幅塞尚或毕加索的画在咱们这些西方疯子眼里跟黄金一样值钱。然而，迪耶戈，他已经吩咐要给我——给我个人——一幅尼柯·皮罗斯曼施维里的画。这位画家是格鲁吉亚人，和他自己一样。顺便告诉你，乔治·塔拉斯也是格鲁吉亚人。”
迪耶戈望着雷伯。刚才雷伯滔滔不绝地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也许恰嘎尔和康定斯基是例外，当然还有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关于绘画，迪耶戈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也不把画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了解这个人的沉默和几乎完全缄口不语的状态，即使不是几个月，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然后他的感情会一下子如火山爆发（就象现在那样子），只要有什么触动了他，促使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迪耶戈从不试图打断他的话。归根到底，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稳安详、心底里藏着一团火的真相显露出来时，雷伯才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说着，迪耶戈静静地听着，两人无穷无尽地穿过赫尔辛基冰雪覆盖的方形街区，该城的市中心设计得象国际象棋的棋盘，具有俄罗斯风格。
霄伯终于笑着说：“迪耶戈！”
“怎么，雷伯？”
“我惹你腻烦了吧，嗯？”
“你想到哪儿去了！”迪耶戈说时恰如其分地用上一点讥俏的口吻。他问道：“咱们把所有这些画怎么处理？办一个画廊？咱们可以这么办，在纽约的第五衔、伦敦的摄政王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路拱廊下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宁街，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或蒙古的乌兰巴托摆几个摊子，把这些画向过路人兜售。这样我们可以用卖画的饯付奥斯瓦尔多舅舅的小麦账，如果他同意在七十五年内付清的话。”
“不。”
“咱们不打算那样做？”
“不。我已经有一个买主，迪耶戈。在美国。为了换取这些本身是用小麦换来的画，买主愿提供一个纺织厂的全套设备，包括技术人员。这个厂将设在阿根廷。作为交换，贵国政府将与苏联方面就定期供应小麦的问题作出安排。”
“这太简单了！现在我已经一清二楚！”迪耶戈阴郁地说。“我猜想，你神出鬼没地促成了所有这些交易，可以得到十六罐漆作为佣金，当然是红色的，你可以用来把那些油船的烟囱油漆一新。你想在标卖中把那些船买下来怕是不成的了，对不对？”
雷伯纵声大笑起来，这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事。由此可见，至少这一次，他尽情宣泄胜利的狂喜到了何等痛快的地步。
“迪耶戈，这是真的。办成这项以及另外几项交易，咱们将从阿根廷人那里得到一笔佣金，哪怕阿根廷的小麦要在今后三四十年内向苏联交货。但我提出了别的要求，而此刻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这便是咱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我在旅馆里收到的信件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前，迈约雷斯库三兄弟——柯斯塔凯、扬和尼基福尔——已到达苏黎世。明天他们将到伦敦和家人团聚。”
“柯斯塔凯已经同意，在伦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经同意，我不会在标卖中被任何一个希腊船主或其他任何人击败。理由很简单：那十六艘油船将从梅哲家族原来打算标卖的整个一批船中抽出来。事先就抽出来。这批油船将单独向我出售。我将用准备买这些画的那个人借给我的钱付船价；那人是位狂热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华尔街四十号那栋楼就是我卖给该公司的。咱们去赴宴吧，迪耶戈。乔治·塔拉斯邀请咱们去迎接新年。咱们也不要把油船的烟囱改漆成红色：那是尼亚霍斯的颜色。也不该成绿色。绿色的甲板是奥纳西斯的特色。我饿得慌，迪耶戈，饿极了。”
乔治·塔拉斯干脆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永远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钻书堆、写文章、而不愿年复一年地教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老一套课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请，到不仅仅因为这一变化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克立姆罗德给他五倍于他的教授薪水的报酬，并且表示可以预支十年），还因为据雪莉自己说她对雷伯怀着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感情。
塔拉斯为了物色油船远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还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搜索，从中获得异常巨大的享受。他当时五十一岁，教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书，除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奥地利和纽伦堡度过的一段时光，他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干别的，不是读别人的书就是写自己的书。至于他写的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认识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人中间，乔治·培拉斯是对他看得最清楚、也是对他怀着最自然的爱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父爱。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毛特豪森看到这个九死一生的少年时感情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此后，他始终没有从这次震荡的余波中真正恢复过来。
卡拉卡拉伊瀑布 —— 5
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在赫尔辛基仅仅住了一夜，克立姆罗德、塔拉斯和哈斯便径直前往伦敦。他们到达时正赶上吃午饭，照迪耶戈的说法，“这餐午饭根本不值得我们急匆匆地从芬兰赶去。”
那天正好是元旦，下午，他们会见了柯斯塔凯·迈约雷斯库。这个瘦小的人起初一句话也不说，把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手握了很长时间，然后操着生疏的英语表示他的感激，并且重申他们家族所作出的一切承诺都要兑现。他避而不谈自己成为阶下囚的事，尽管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如今既已获释，他重又完全掌握了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克立姆罗德向他解释，谈妥的十六艘油船的货价两千九百六十万美元，尚未由保险公司划账付清，因为这天正好是元旦，银行不营业。迈约雷斯库听了连连摇头。
“不在话下。这些油船是你的了。反正上帝知道你不是白白得到它们的，一个能把我们兄弟三人从我们所呆的地方救出来的人，毫无疑问也会有张罗三千万美元的力量。克立姆罗德！”
“嗯？”
“你先是派列尔内，随后派贝尔科维奇来找我们——我是说派他们到伦敦找我的家属——提出这个不寻常的办法，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他们经常和我一同工作。”
“但他们原籍是罗马尼亚人，和我们一样。这当然不仅仅是纯粹的巧合。”
克立姆罗德含笑道：“他们只不过是最合适的人选罢了。”他带着诡谲的表情举起一只手。“我接受你的邀请，因为你正要提出明天请我们吃午饭。我完全能够理解，今晚你更希望和你的亲人团聚，好好庆祝一番。我爱吃的罗马尼亚菜是tocana de vetel（注：罗马尼亚语，炖小牛肉）加mititei（注：罗马尼亚语，辣味香肠）。最后再来一点dulceata（注：罗马尼亚语，醋渍蜜饯）。”
其实，雷伯对罗马尼亚菜看的丰富知识，并不是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感到惊讶的主要原因。真正使他们吃惊的是这种旋乾转坤的气魄。为了从当代最大的船主们鼻子底下弄到十六艘油轮，这次行动在几天之内动员了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佩特里迪斯兄弟，加上迪耶戈·哈斯、哈伦以及究竟多少人只有马克思才知道的苏联部长和高级官员，包括贝利亚和斯大林在内，还有埃娃·庇隆夫人和胡安·庇隆总统，一名可能是东方派来的间谍、一位阿根廷大富豪（他是迪耶戈的舅舅）和另一位热衷于收藏俄罗斯美术作品的美国大富豪（他是美国一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的股东）。而现在他们刚刚获悉，与此同时雷伯还移动了他棋盘上的另外两枚棋子——他最好的两名黑狗。
雷伯几乎象诱拐似地把塞梯尼亚兹带到伦敦来的时候，曾对他说过：“我希望，至少这一次你要到台前去。”在塞梯尼亚兹眼里，他这出戏算是演完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局面颇有点儿奇怪。至少在那些并不经常看到雷伯是怎样工作的人眼里，似乎有些奇怪。当然迪耶戈·哈斯不在此列。他看惯了雷伯同时进行五十项或更多的买卖，往往使用不同的班子，而那几套班子又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些人如果彼此见面得悉他们在为同一个人工作可能会更加吃惊的。一旦雷伯把自己的设想阐述清楚，作出有关的指示，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很长时间不知去向，直到非他不可的时候突然重新露面，就象一位象棋高手同时在下一百盘棋。
从一九五○年七月中旬到一九五五年春天，特别在买下那批油船以后，雷伯越来越隐姓埋名退居幕后（其实，在这期间，他指挥着在华尔街的一系列行动，和丽莲·莫里斯一起研究扩大雅瓦食品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罗杰·邓恩共商发展出版印刷业大计，还要抓有关设联营餐厅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名字依然不用于任何一项行动，即便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也总是用别的名字或隐瞒他在这一件事件里的真正地位。他扩大了使用委托协议书的整个体系。在挑选助手方面，包括为他办事和代他出面的，他犯的错误少得惊人。他经常选用来到美国不久的移民（大都来自波兰）作为受托人。他也是最早充分利用设在巴拿马和库拉索的公司的人。
塞梯尼亚兹称这一时期为“突破期”。这实际上表现于他所谓的“黑狗”人数不断增长。“黑狗”这名称也许有损他们的尊严，几乎是侮辱性的。但塞梯尼亚兹指的不是这层意思，在他看来，这个名称反映了那些律师在需要维护王的权益时表现出来的绝对忠诚和凶猛狠劲。继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之后，黑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每次都是单独、秘密地出现在东五十八街。
在伦敦度过的一九五一年最初几天，王未来的智囊团中若干成员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计有塔拉斯、塞梯尼亚兹、佩特里迪斯兄弟、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他们构成一个核心，以后将大大扩充。
托尼·佩特里迪斯前往阿根廷。他的哥哥负责租船协同“爪畦蓝玫瑰”号完成运输任务，“爪哇蓝玫瑰”号货轮便是克立姆罗德通过罗克鞋店的交易搞到手的。
塔拉斯去美国东海岸的一些造船厂实地考察，特别考察马里兰和马萨诸塞两州的船厂。他还去利比亚和日本——着手准备进行日本行动。
塞梯尼亚兹终于回到纽约家里。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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