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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这种愤怒感。对于克林顿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个总统的角色，她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之间产生了难得的分歧。凯瑟琳宣称，“他是我的总统，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有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他的行为。”
在整个丑闻发生的这段时间里，莫妮卡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评论总统，他在上电视的时候，以沉默面对电视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拉瑞·金还有凯蒂·科林斯的问题。自从斯塔尔的报告出版和特里普的录音公开以后，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恨他这个烂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国总统称为寄生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生气，莫妮卡才比切尔西大几岁，我相信他不会认可别人对他的女儿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懦夫，没有勇气承担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的总统，莫妮卡对琳达·特里普和她那一伙背叛了她和总统的人，怀着刻骨不灭的仇恨。“我的怒火四处游走。”她悲伤地说。这份仇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能够把这种感情抛到脑后，她真正找回以前那个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继续前行了。当她决定要起诉特里普非法录音的时候，她很明白这个案子会让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她一直试着忘记的过去一直纠缠着她的现实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为伴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她为自己导致的麻烦和痛苦感到害臊，不仅是困扰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还有总统的家人，尤其是切尔西·克林顿。莫妮卡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说接受，三年前那次兴奋的、夹杂着偷偷摸摸的调情所开始的一段故事，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选举总统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国会以微弱多数的投票通过弹劾克林顿的决议时，莫妮卡不禁强烈自责，“我太对不起他了，”她说，“我哭了又哭，觉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总统的不幸狠狠责备着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当初她不相信特里普，这之后一系列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其实，就像国会立法者喜欢说的那样，她的论点只是一个“假设”。当葆拉·琼斯案中，总统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倒台。
伤心的莫妮卡整天窝在床上，无法忍受那些新闻，众议院在投票弹劾总统，甚至就在这个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动员全国的武装部队，和英国一同出兵，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时候。美国人对此迷惑不已，又忧心忡忡。
这整个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审判特点，带有专制时期前苏联的烙印。国家的调查官实行恐怖政策，让母子猜忌，把恋人分开，让家人离弃，使朋友反目，在这里，结局早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被写好。一些观察者慷慨地把这个事件和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比较，在书中，红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处罚再定罪。”
秋千上的女孩（2）
无论何种标准，弹劾之争都显得太过超现实。一场审判暴露出美国法律系统正濒临沸点，同时正义则降到最低点，这是系统对常识的胜利。国会决定弹劾总统，根据就是那个男人找人代写的报告，而他根本没有见过关键证人，更别说面谈了。这个报告的基础则是在一个一边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这样的法律圈套中，一个人够聪明的话就能在大陪审团面前“起诉一块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这些质疑都被扔到了一边，国会投票通过总统因为两项条款而被弹劾，一个是在大陪审团面前发伪誓；另一个是妨碍司法公正。这两条“弹劾的理由”不久从低级立法机关，也就是众议院，被送到参议院，在参议院里，正式审判从1999年1月7日开始。100个参议员都宣过了誓，成为陪审团成员，他们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让总统下台。然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并不占绝对多数，许多观察员认为这个举动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只是一次用来摧毁整个国家的联系而已。
对莫妮卡来说，参议院这次对克林顿总统的历史性审判，激起的不仅是她的焦虑和悔恨，还有憎恨，当参议院讨论是否需要召集证人时，这个提议显然是共和党的调查官和克林顿对手们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浑身颤抖地等着知道，是否要作为证人出席审判现场，是否要在参议员面前被拷问，而这一切都会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里有两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欢的Veuve Clicquot香槟，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没有，她就拿后者来庆祝。
那段时间，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原本一个简单的恋爱，变成了一场政治倾轧。“这是我的爱情，我的思想，我的身体，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低俗可鄙的政治事件。”她哀叹道。
一个小小的非法事件最终升级成一个全面弹劾事件，这恐怕是这场传奇最惊人的特点了。根本上说，这只是一个有关爱和背叛，悔恨和自责的故事，而实际上几乎完全占据这一事件解释权的，是一些法律术语，被新闻记者、律师、政治家引发的争论，和被对立而非调和思想定义的话语。在他们的议程中，感情和浪漫的地位没有很高的位置。
当来自众议院的管理人员和白宫律师团展开引人注目的法学争论之后，律师团成员之一的戴尔·鲍布斯——前参议员、阿肯色州州长，也是克林顿家庭好友——提醒整个众议院，整个美国，这起人类悲剧的幅度有多么宽广。
在他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鲍布斯谈到了自从斯塔尔开始他的调查之后，五年来克林顿所遭受的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巨额的诉讼费用，更不用说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的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了。他说这场调查已经让“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紧张，总统和女儿切尔西和谐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件事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他总结道，“所有的压力和惩罚已经超过了应得的。”
然而，不仅是立法者的分寸感有失平衡，对于这件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级别的雇员和她老板之间的办公室罗曼史，过去一年所说所作的一切，不过确立了一个精细的分析。这是莫妮卡的愚蠢——或许还有人会谈到她很不幸——她爱上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而更坏的是这个男人还有一群不可原谅的敌人。在其他任何环境中，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她都会被允许背上行囊继续前行。
在其他任何环境中，或许——不过莫妮卡的妈妈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她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一个浪漫又容易受伤的年轻女孩，事情将完全两样。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段浪漫史将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堂课，教会她如何成长。而现在，她私密的痛苦成为了大众的娱乐，这是最残忍的事情。她又犯下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让人们剥下这个年轻女孩的最后一丝尊严和隐私？”
就像被扔进了养满水虎鱼的水池里，莫妮卡的人格被在一场媒体热中被迅速吞噬干净。每一丝小小的不完美，每一个缺点，都被专栏作家、摄影记者、喜剧演员还有那些业余心理医生赤裸裸地剥下来。就像戴尔·鲍布斯提醒公众的那样，克林顿也是一个人。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莫妮卡的父亲让加利福尼亚电台的大部分听众知道，传播这些针对他女儿的过分言词，这不仅伤害了她，也伤害了她的整个家庭。
最近几个月内，对她放肆的敌视渐渐消逝了。现在公众才渐渐认识到她并非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中，她的证词是对她和总统关系最公正的记录。许多人意识到她只是一个被特里普、被斯塔尔、被克林顿、被全世界媒体残酷对待的可怜女人。
在一个已然充满反讽的故事中，是一个永恒的富人——如果让人不舒服的话——在考虑一个前白宫实习生抗衡三个分别背叛她、否认她、利用她的男人的道德律例。
安德鲁·萨利文在《纽约时报》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在极力避免背叛她的情人，甚至在宣誓书上签字否认这个事情。然而当她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她不得不下定决心讲出真相。在斯塔尔报告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法律面前坚持了多久，以及她在公众奇怪的审查中袒露多少。总统的表现跟她的行为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如果说这个有关道德的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诚实的较量，那么莱温斯基女士是一个女英雄。”
秋千上的女孩（3）
然而她为这份诚实和公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太高了。连着几个星期，我和莫妮卡谈论着同一个问题，她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答案，来解释她在这场丑闻中遭受的羞辱。“在最近的十个月中，特别检举人，巨大的压力，白宫和民众把我的灵魂一层层撕裂开来。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我不得不承受这些羞辱。当然，我的确做了错误而愚蠢的判断，但是这些难道足以招致如此的责难？是的，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丢脸的女人，但是我不能一辈子担着这样的想法，我得把它扔了，因为我快扛不动了。”
就像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一样，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传奇也让一直弥漫在美国人生活中——尤其在媒体中——潜在的女性歧视现象得到曝光。克林顿，一个诱奸者和撒谎者，被轻易原谅，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只是以其天生的美丽吸引了男人，却被女权主义者和保守派一同蔑视。她的忠诚，她的诚实，她的沉默，并没有被看做是优点，现代美国的道德判断认为，她是女的，她年轻、自信、会打扮、可以自由地和人上床或恋爱，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罪行。而最坏的是，她被判了最重的刑罚：她超负荷了。
她的惩罚是被小报记者跟踪，他们不时推撞她，骚扰她，用一些恶劣的名字叫她，试图把她弄哭，以便拍到几张卖得出去的照片。一旦摄影记者捕捉到手，轮到专栏作家和编辑接手了，她又得遭受一些言辞上的侮辱。小报把她描述成“一个胖胖的胡椒瓶”，甚至更坏。同时，她还是专栏作家每天例行的指责对象，例如《纽约时报》的莫林·托德。就像英国评论家安妮（Anne McElvoy）写的那样：“莫妮卡必须做美国公众预料的和需要的事情，她必须减肥。她增加的重量象征着她松弛的道德或者神的惩罚。”为了避免非美国的新闻记者太过自我膨胀，有必要提到英国报纸上的另一篇报道，1月26日，在副标题“9日的总统审判”之下，《卫报》这样报道，“一个目击者说，莱温斯基女士拿着两个平底蛋糕和一瓶橙汁，穿暗色的衫裤套装。”在这里面，节食和服装品位看上去似乎比她在总统弹劾案中的作用更重要〖DK〗。
即使丑闻爆发以后，莫妮卡仍然试图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走一条道德的大路。举个例子，FoxTV，一个类似小报的电视网，出价500万美元请她做系列专访，写一本书和做一个头发广告，但是她拒绝了。虽然有很多人劝她赚一笔就走，但是她还是不想和那些“低级庸俗的商人”有所牵扯，正是那些人，让她过去一年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虽然她也考虑了电视明星欧佩拉·温弗莉，但是她还是把第一次电视访问免费给了芭芭拉·沃尔特。
随着时间流逝，最初的恶名渐渐变成了多余的名声，“我不想把当莱温斯基当成一项事业。”她补充道，“我并没有做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她现在非常憎恨这名誉之帽，不过正如她的继父、“美国之声”前负责人彼得·施特劳斯向她解释的那样，现在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他说，他是“依靠她才炼就金刚不坏，每天早上不读那些小报。”然而一切都是对等的，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让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感到愉快。1998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个民意调查中显示，莫妮卡是美国人最钦佩的十位女性之一，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比肩。
除了她在感情上付出的代价，生活彻底崩溃，这个名声也使她们在经济上耗费巨大，这个压力不仅是她的，也是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他们现在还在支付这笔账。去年一年，这个每年收入4万美元的办公室白领支出了100万美元的诉讼费，还被迫带着无声的绝望，看着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被压榨干净。
对于莫妮卡来说，她成为克林顿总统和斯塔尔法官这两个势力之间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让她心碎，斯塔尔让她差点发疯，她对后者更为警惕。直到今天，莫妮卡仍然时常梦到特别调查官，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他会撕下她的防御，把她扔进监狱。当然，他会用最冷酷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她。
1998年的事件，让莫妮卡和其他与这起丑闻关系密切的人对美国政府的实质非常怀疑和不满。“这个国家的公正就是一个玩笑。”她补充道，“我们那些小题大做的电视现在生出了一个小题大做的政府。”她妈妈的生活圈子也同样被这个丑闻事件所打击，除了她女儿的不幸外，连她的朋友们都要承担巨额诉讼费，面对媒体的骚扰，甚至被FBI调查。现在玛西娅对美国的前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把政府视作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有着威胁和恐吓的权力，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待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了。”对于给她女儿带来麻烦的总统和特别调查官，她补充道，“我恨斯塔尔，也恨其他那些用恐吓和威胁来破坏我女儿生活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把她逼进了一个人间地狱。而现在也不是原谅克林顿总统一切所作所为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不幸传奇所暗示和反响的，远远超过了一起简单的性丑闻。就像大卫·雷米克在《纽约人》中评论的那样，“莫妮卡是一个不再有秘密的女人，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心灵的窗户，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里面看到的都是丑陋，然而我们依然盯着看。”
秋千上的女孩（4）
就在美国干了二十多年法律工作的比利·马丁所知，这段美国历史上的插曲，映射出整个法律体系的大问题，正如他说的：“在那一刻，我一点都不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所骄傲，在美国的政法制度下，一个独立律师能够被委托去起诉一些根本不值得起诉的事情。”
他的同事雪妮·霍夫曼目睹了莫妮卡在那些日子里，如何被一些中年男子询问那些令人羞愧的问题，他用第一夫人的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感想，这是一个“右翼的阴谋”。霍夫曼说
，“这场调查是政治激发的，整个丑闻根本就够不上当作一个案子。”
虽然莫妮卡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她在绞刑架上的幽默感，让她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喧嚣激荡的一年，但是那个敢于把美国总统称为“傻瓜”的活泼的年轻女子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