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聘请一个公共关系专家，而让律师团专注于法庭问题。马丁不仅是玛西娅，而且是整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推荐了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朱迪·史密斯，一个资深的公共关系专家和律师，曾经为白宫和NBC电视网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过。他们和莫妮卡商量了一下，后者已经知道斯塔尔聘请了自己的公共关系顾问，心想这应该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她马上被朱迪打动了，她精明、时髦和专注，还有最重要的，打算为善良而战。接下来的麻烦就是说服金斯堡，让他明白自己 Ω眉芯υ诜ㄍド希皇呛虲BS、CNN或其他电视网的记者狂欢作乐。因此，4月下旬，伯尼和芭芭拉在洛杉矶的家中，一个全面的家庭会议召开，律师也参加了。这会议唤醒了莫妮卡尘封多年的记忆，它有两个第一？——近几年她的父母第一次同时呆在同一间屋子，还有她的父亲、芭芭拉第一次和母亲、彼得·斯特劳斯见面。她回忆说：“所有人都相处得其乐融融。我感到他们对我深深的爱意，和父母一起坐下来吃饭，看他们融洽相处，真是太棒了。”惟一煞风景的是比尔·金斯堡。当主持会议的莫妮卡拿出提案，把朱迪·史密斯召入团队时，他故意在拍纸簿上乱涂乱抹，明显表现出对这个建议没什么兴趣。莫妮卡准备了三页提纲，简单勾勒了把媒体和法律问题分开处理的原因。她解释道：“我们已经进入案件的转折点。首先，斯塔尔说他要打持久战，聘用了一个媒体顾问，我们团队就成为惟一没有专门拥有媒体经验人才的一方。”虽然她保证，自己不会亲自去回复那些对她操守的攻击，但是她觉得迫切需要一个人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她的麻烦。“我的名声很臭，只是一个90210谷的女孩，专门为男人服务的。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我。”完全可以想见，尽管她的论证严密，金斯堡还是反对这个计划，他强调说自己应该继续完全掌握这个家庭案件，最后才不情不愿地答应，放弃控制莫妮卡的公共形象。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进来，“莱温斯基团”诞生了。莫妮卡和朱迪并肩作战，寻求公众支持，保证不让斯塔尔可以控诉她。5月17日，在洛杉矶海特公园酒店举行的另一次家庭仪式中，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家庭成员们都在午饭后走了出去，只有愁眉苦脸的金斯堡面对媒体的采访，一个记者描写道：“相比笑逐颜开的家庭成员，律师一直绷着脸。”不只这一件事让莫妮卡欢欣鼓舞。两天前，一家联邦申诉法庭开始参与到她和斯塔尔关于她是否拥有免予起诉的豁免权问题的长期争执中。2月以来，当独立调查官拒绝了豁免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团就开始和他对战，攻击他的手段，质疑他的诚实。现在，金斯堡已经不满足于要求豁免协议合法化，而要求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正式立案调查斯塔尔办公室泄露案件档案一事，还想让勒诺对斯塔尔和他手下几个调查员进行测谎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真向记者泄露了机密内容。总统私人律师大卫·肯达尔也立刻给予配合。他早在2月初就递交申诉，控告斯塔尔藐视法庭，要求对OIC展开调查；现在又提出正式诉状，控告斯 孤督桓笈闵笸诺闹ご省Ｒ？个司法调查组开始行动，发现大陪审团得到的文件有24处可能被泄露，这违反了联邦法律。法官下令展开调查。当斯塔尔在法庭作战，金斯堡则继续进行他的录音室官司，在无尽的脱口秀节目中不停地指责斯塔尔，一次甚至将特别调查官描绘成“一个混蛋……一个反宪法的恶魔”。无论是否恰当，他这些说法都变成了绝妙的标题，不过他也更像一个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而非莫妮卡的辩护人。他的策略也让诺玛·霍洛维·约翰逊法官不舒服，后者是一个著名不喜欢浮华律师的华盛顿地区法官。在裁决是否莫妮卡和OIC之间签有豁免协议这个麻烦问题时，她就说得很清楚，不希望自己的案子在媒体上审判，这直接就是在说金斯堡平日的行为。他的搭档纳瑟尼尔·斯派兹也催促他别再“喂熊”了，再这么搞下去肯定会给他们的官司带来麻烦，不过只要麦克风戳到他的方向，金斯堡就要发言。在媒体上气喘吁吁地折腾着，金斯堡这个华盛顿的圈外人面临斯塔尔的沉重打击。他或许就像一条烦恼又热情的侦探狗，不停地咬着莫妮卡。等到5月底，一连串证人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而且国会投票通过为这个可能造成弹劾案的调查拨款130万美元，看上去独立检察官又将所有好牌握在手里了。莱温斯基炒掉了所谓的“伯父金斯堡先生”。这位所谓的律师对她而言“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接着，这起案件的另外两位明星律师出现了。》 》 》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4）
在这场法律纸牌游戏中，莱温斯基家在和高手对赌，很快他们就输光了手中的筹码。情急之下，伯尼筹建了一个辩护基金，还在“拉里·金秀”和别的电视节目中亮相，来为不断增加的法律支出筹集资金。他从好心人那里筹得35000美元，不过金斯堡不高兴了，保证自己还要不久后就上同样的电视节目，来证明自己依然是媒体明星。正如伯尼所说：“我去上电视的时候，他觉得是在剥夺他的权利。他不想让（莫妮卡的）父亲也扮演一个角色。”
一缕阳光终于暂时照亮到这起黯淡官司的天空。4月1日，苏珊·韦伯·赖特法官驳回了琼丝对克林顿的诉讼，宣布“他的行为不构成性侵犯”。之后，根据民意测验，全国大概每三人中有两个都希望斯塔尔也能停止他的调查。不过，他无意退让，还表示苏珊法官的裁决“不会影响我们的案子”。对莫妮卡来说，她为总统感到高兴，不过这种喜悦沾染了悲伤，因为她无法和他分享快乐。“在我内心深处，思念着他。我感觉孤独，想去看看听到这个好消息时，他脸上的表情。”
实际上，现在不用再为总统担心了，但她还是有着太多的烦恼：是她，而不是他，面临着牢狱之灾。在给莫妮卡律师团的一次警告说得很清楚，如果约翰逊法官站在他们这边，也就是裁决2月那份豁免协议和OIC无关，那么斯塔尔方面的强硬派就会积极起诉她作伪证。那样，如果以后要再和斯塔尔签署一份豁免协议，莫妮卡就要有更进一步的陈述——承诺她会在宣誓情况下出庭指证克林顿和她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又企图掩盖。
她的两个律师都对那天胜诉充满信心。他们错了。4月底，约翰逊法官驳回金斯堡认为那份豁免协议具有合法有效性的申诉。金斯堡现在又改变了调子，说他已经预料到会在地区法官那里输掉，不过对最后上诉还是很有信心。而且，如果那也输了，他期待审讯期，盘问证人席上的琳达·特里普。公平地说，比起他那些缺点来说，金斯堡是一个出色的庭审高手。
他也不容易灰心失望。每一次新的失败和挫折，他总能一句话愉快地化解掉，现在莱温斯基一家都无情地嘲笑这句不朽的名言：“我们就在我们想要的地方。”仅仅两周过后，哥伦比亚地区的上诉法庭拒绝进入此案，莫妮卡发现她自己正好呆在她不想要的地方——面临着起诉，可能因为作伪证和其他罪名而锒铛入狱。一个媒体小人评论说：“现在是时候了，莫妮卡该决定她是否希望看到自己穿着橙色的监狱连身服的样子。”
对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来说，这远远不是一个笑话。她以前要在监狱里呆上整整27年的担忧已经渐渐消散了，不过她还是经常在夜半醒来，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像苏珊·麦克道加尔一样镣铐加身。她的父亲和她一样焦虑，老是做着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帮被囚禁起来的女儿逃狱，他说：“我总是看不清戴着镣铐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权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惧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突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警车过来让他们靠边，FBI也用这样的车。一个没穿制服的探员走出车子，过来亮出他的银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发干，浑身出汗。后来发现，那警察停下他们的车，只是因为司机违反了交通条例。不过，这事复活了莫妮卡在1012号房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记忆：“那时那刻，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起诉我的。”她回忆时还有点瑟瑟发抖：“那之后，我就陷入噩梦之中。”
在她恶名远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成群的摄影记者，他们围在水门公寓附近，监视她的每个动作。即使其他的记者也都惊骇于她被围捕的景象。一个不断在电波里辱骂莫妮卡的电视花边节目评论员，在她们共同的发型师那里撞见了她，惊讶地发现外面人行道布满了电视机组人员和摄影记者，不停地通过玻璃窗拍摄正做着头发的莫妮卡（她现在留短发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里自己护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摄影记者的围追堵截）。
为了给敌人错误的印象，以为她从不在他们不知情情况下离开，莫妮卡很少走水门大楼的正门。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开媒体的逼抢，隐姓埋名地在华盛顿到处游走。戴上黑色墨镜，把头发放到后面，塞在一个草帽下面，她就能逃过那些追踪者，至少有一阵安宁了。一次，她在时尚地带乔治镇闲逛的时候，总统车队开过，不过她一眼也没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数周日，一个为比利·马丁工作的私人调查员瓦尔特·埃勒比就会打电话到她的公寓，用暗号问道：“包裹能拿了吗？”然后，他和肖恩·赖特就会等在外面，用车子带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剩下来的时间里，莫妮卡一直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她生活在这样的座右铭下：“只是因为你很多疑，这并不意味着没人在跟踪你。”她的猜测在6月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当时她和朱迪坐飞机去洛杉矶：斯塔尔的副手、曾经在1012房间审问过莫妮卡的麦克·艾米克也在飞机上。
5月15日上诉法院驳回了她的豁免请求后，监狱的阴影开始真正地逼近她。几天后，独立检察官传唤她到洛杉矶联邦法院接受指纹检测。正如她的律师们常常警告她的那样，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最终的高潮是拜访如果被定罪她会去的监狱。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5）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亲、比尔·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师托德·西奥朵拉的陪同下穿过守候在威尔士大街联邦大楼外面的记者队伍，在这里她的指纹被正式取下并归档。在回答一个被大声喊出的问题时，伯尼说：“我女儿被两个有权势的人作为人质来利用。这是非美国的。”在阴暗的大楼内，莫妮卡不得不面对持续的敏感和不是那么敏感的胁迫，四个多月前她曾经在1012房间反抗过它们。一行人首先通过全封闭的旋转栅门，然后被领着经过脸部照片拍摄室，来到指纹检测室。曾经试图通过展示他的枪和手铐吓唬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法龙突
然出现在她身边，莫妮卡相信这不是巧合。
指纹检测时间很长，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检察官们还要她手前面、侧面和掌心的印痕。这个过程总共进行了30分钟——伯尼·莱温斯基知道，因为他看了时间。“看到他们这样对她时，我在哭泣。”他承认，“这很吓人，而且是不必要的——毕竟，她在五角大楼接受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故意胁迫她，仿佛她犯了故意杀人罪。”
斯塔尔的副手们没有要她的声音样本，但他们要她全面的笔迹样本；她不得不用各种类型的钢笔写不同字体的字。由于不信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当他们试图让她签支票和抄写一封她曾经寄给总统的信时，她拒绝了。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过程，而且由于比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师，不熟悉这个程序，不得不不断地给他的同事、从事刑法工作的纳瑟尼尔·斯派兹打电话寻求帮助，一切变得更加紧张。莫妮卡回忆道：“我很坚强和平静，但内心里我吓呆了。”
对这个法律行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们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大楼，他们像西方电影中复仇的警察局长一样走过一大群记者。然而，迄今为止莫妮卡只想干掉一个人：比尔·金斯堡。两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肯尼斯·斯塔尔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实上承认了莫妮卡和总统之间发生过性关系。考虑到现在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虚假证词，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体的骚乱和法律界的惊骇。
金斯堡也指责斯塔尔践踏了莫妮卡的隐私权，把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尔先生！”他写道，“作为你对珍贵的宪法权利的无情漠视的结果，你也许已经成功地揭开了两个成年人之间彼此同意的一段性关系。当然，通过这样做，你也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时花去了她们1000美元律师费来保护自己不受你办公室的虐待。”
甚至备受尊敬的律师和法律学者阿兰·德肖维茨也震惊了，他后来在他的著作《性的麦卡锡主义》中严厉批评斯塔尔“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系列低俗遭遇变成了一场宪法危机”。他说，金斯堡的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远了。德肖维茨公开建议莱温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华盛顿律师。伯尼·莱温斯基勉强地承认——他说：“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经没用了。
其实，金斯堡的轻率举动本来或许会糟糕得多。在拍摄《名利场》的那个周末，他曾经打电话给莫妮卡说，《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委托他写那篇文章。她很担心，觉得更大的公开度只会减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当金斯堡给她读文章的草稿时，她最坏的担心得到了证实。“现在斯塔尔先生，”他写道，“因为你，我们将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个嘴唇亲吻过总统身体的私处。”
莫妮卡惊呆了。“比尔，你不能这么说！这会杀了我！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粗鄙、最骇人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顺从，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证缓和文章的调子，并在文章发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里的故事泄露得太早了。
现在莫妮卡情况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师又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