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2）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
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3）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前景看来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处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麦克道加尔，她或许会因为藐视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监狱。即使审讯时，胜诉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冲出轨道。华盛顿到处都是总统绯闻的流言蜚语，“苦工报告”在1月19日这天点了莫妮卡的名字，帮谣言火上加油了。她现在可是“放射性物质”，斯塔尔的手下说，他
们不知道还能否拿到保证证人不会因为证词内容而被起诉的罪行豁免权，因为白宫现在肯定也注意到她卷入了这起案子。
在几小时徒劳无功的谈判后，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穿过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边希望斯塔尔会提出肯定的报价，用豁免权交换莫妮卡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们之前要求的带窃听器和录电话内容。
10点30，他们回到OIC，莫妮卡在办公室里焦急等待着，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声吓了一跳：“你这个混账！你还想传诉她父亲？”然后，他开门，抓起莫妮卡就说：“走，我们离开这里。”他们走下走廊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打算把一张给莱温斯基医生的传票交给他。这时，莫妮卡说：“我输了，因为绝望、精神混乱而摔倒在地上，感觉到无尽的折磨。他们到底想对我的家庭干什么？我无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强硬地告诉她，站起来，冷静下来：“你不能让他们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离开了OIC大楼，斯派兹则留下来，最终成功地说服他们放弃了传召伯尼的念头。
同时，玛西娅也刚聘用了一个律师，比利·马丁。当她拿到传票后，两人在1月18日初次见面，那时他非常不安。作为一个有着15年从业经验、处理过自杀到强奸各种案件的律师，他看出，种种迹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牺牲品。“她非常非常担心害怕。”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夸张表演，没多久就发现，她有这样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玛西娅出庭作证反对自己的女儿，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的险恶用心让许多资深律师对这个案子望而却步。正如马丁所说：“OIC内部好像有一个决定，就是抱着起诉总统的目标去调查这起案子，这个决定也从未改变过。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要起诉克林顿。”
其实，他们迫使玛西娅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胁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为很明显，所有出庭作证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玛西娅现在确信，电话被录音了，公寓里有窃听器，决定收拾东西搬到玛西娅的母亲在6楼拥有的一套公寓里。因为她们都收到了传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间也不许谈论案情，所以他们就在深夜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彼此低语。莫妮卡回忆着她们如何每晚难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在突发的精神紧张中醒来，说：“这让我想起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们哪像是呆在本世纪的美国啊，而是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
1月21日，故事终于发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1月20日，周二，是她默默无名的最后一天。她离开了母亲的房子，因为斯塔尔的人终于来搜查她的公寓里。当他们彻底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她只能漫无目的的晃来晃去消磨时间。“太粗暴了，这些男人仔细翻检着我的东西。”同时，斯塔尔还拿出一张白宫的传票，要求任何与总统有关的东西都要交出来。
（4）
第二天早上5点，莫妮卡睡不着，来到走廊，捡起《华盛顿邮报》的晨版。故事终于发生了，头版内容是苏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里面讲到在特里普的录音带里，可以听到莫妮卡说“克林顿和乔丹引她作伪证”。那完全不是这回事，莫妮卡可以发誓，这正是斯塔尔可以扩大调查权限的关键，也是未来几周每个报纸的封面新闻故事、每个关于丑闻的电视广播节目的基调。
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时，时间似乎停止了，感觉在做着一场无尽的白日噩梦。这种感觉在未来几天内越来越厉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当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们的奢华盛宴！
不止一次，比尔·金斯堡跳出来煽风点火，指责总统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而斯塔尔则摧毁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开始。”莫妮卡回忆说：“我们坐在房间里，风暴在头上不断盘旋。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应该辞职，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爱着他，想保护他。我一点也不喜欢金斯堡说他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同时，我也非常沮丧，因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从未要我去撒谎。”她依然非常支持总统，当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和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她也欣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