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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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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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整理出特里普会在她的书面陈述里讲到的几点。然后,她花了两三小时去勾勒她觉得特里普应该涉及的几个方面和一些观点,后来这些被称为“谈话重点”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她还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供特里普在车上念,另一个则让特里普交给她的律师,作出好像她亲手写的那样。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个月一直争辩的那样,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谈凯瑟琳·威利的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另一个女人,特里普一度觉得那个女人非常重要,后来发现是个“大骗子”,而且视总统为草芥。这份三页的提纲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对过去几个月特里普所谈到的维利的认识,既体现了她原来在《新闻周刊》那篇文章的评论,也有她私下的说法。同时,把问题集中在维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离火线了。 
丑闻爆发后,特里普公开质疑莫妮卡亲手写了这大纲的说法,她的推论显然带有诬蔑性——大纲的思想过于精细有序。各种各样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来讨论,从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白宫律师部门的布鲁斯·林赛到维农·乔丹,甚至包括总统自己。一个评论家说:“如果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的,她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 
不过,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录音的那段草稿,读过《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刚签署的那份文件的结构,就该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实,一个事实足以证明她的作者身份:离她建议到最后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了解背景情况,也没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这只是又一个针对莫妮卡的谣言,一个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澄清的谣言。 
特里普看到“说话重点”,就告诉莫妮卡她觉得“实在精彩”。她读了每一个点,还喃喃自语着“对,对”。然后,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已经解雇了律师科布·巴赫,新律师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个朋友。其实,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她的新律师詹姆斯·穆迪e courtesy of来自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关系。 
这天后来,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会儿。如今处于OIC庇护下的特里普又想诱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说的话让莫妮卡——她不了解内情——觉得实在荒谬。比如,她建议莫妮卡和总统真正地干一回,这个主张对一个了解她们关系每个细节的人来说实在太怪异了。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10)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终想到了对付她这个古怪朋友的办法。如果特里普的证词真的针对她,那么她或者干脆否认说过和总统有染的任何话,或者就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谎言,承担起所有责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琼斯的律师们已经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属快递公司的记录,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议的那家。合法文件显示莫妮卡向白宫送出多个包裹。同时, 
迈克尔·伊斯科夫打电话给库里,缠着她问这些神秘包裹的详细情况。 
过去几个月,特里普和她的阴谋同党已经编好了绳子;过去几周,特里普打好了绳结;就在几小时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特里普会看着FBI探员和OIC一起把绳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第十一章1012房的恐怖   
1012房的恐怖(1)   
莫妮卡依然穿着晨练的健身服,感觉很运动,不过5英尺6英寸的她比起面对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眼神冷酷的调察官来说,还是显得渺小脆弱。不过,她还是态度强硬,“让她留下来看。”她嘲笑着:“我要那个背信弃义的婊子看着,她对我干了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45分钟,琳达·特里普静静地坐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看着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边崩溃。时光流逝,特里普一动不动,双 
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装的裤子上,脸上浑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她可能已经暗暗为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智慧击节叫好了。一个好市民尽了她的责任,痛苦,然而环境使然。 
很快,房间里所有人都感觉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愤怒,莫妮卡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丽池卡特10楼的房间,她对那两个FBI干员的敌意仅次于对特里普的憎恨,几分钟前,面无表情的这两人刚在五角大楼城的广场小食街里把她带出来。 
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手术的一部分,特里普把她朋友引到聚会地点。当斯塔尔的一个调查员麦克·艾米克走进房间的时候,莫妮卡对特里普出卖的结果已经了然于胸。虽然这个黑发蓝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装出一副温和平静的声音,她还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人类样本。 
她愤怒不已,不过还是注意到他朝她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紧张。他描述了过去几周和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含糊不清:“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独立检察官……联邦罪案……详细调查……肯尼斯·斯塔尔。”听到最后一个名字,莫妮卡浑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干的只是掩盖和总统的关系,难道这就和他牵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阴冷的声音告诉她,他们有证据证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们准备起诉你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欺骗陪审团、收买证人和阴谋罪。你要在监狱里呆上15年。” 
他还表示,他们将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当时的调查合作。莫妮卡崩溃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直到今天还困扰着她。“我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无助和恐惧难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开,有人再在伤口上洒硫酸。我感觉到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甚至盖过了内心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莫妮卡送进1012号房的是一连串事件。先要追溯到这周初,特里普将那些记录谈话的非法录音带交给斯塔尔的部门;然后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带着窃听器,OIC官员们就能监听到她们的冗长谈话;到周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法官构成的小组批准了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的请求,同意斯塔尔的调查范围从白水土地交易丑闻扩大到总统和莱温斯基的秘密关系。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1012房的恐怖(2)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奸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12房的恐怖(3)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 
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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