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曾在小石城的一家旅馆里对她实施性骚扰。克林顿否认了琼斯的所有指控，并且质疑琼斯的诉讼于法不容，声称一个公民根本就不能对一位仍然在位的总统提出诉讼。双方律师都仍在密切跟进着这起事件。
有一天，琼斯的律师在无意中告诉伊斯科夫，还有一个女孩也曾经历过与琼斯类似的遭遇。那是一个为民主党工作的义工，她声称自己在1993年11月份，当她前往椭圆办公室请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工作时，被克林顿性骚扰。伊斯科夫找到了这个叫凯瑟琳·威利的女孩，并说服她同意接受他非正式的采访，威利说，当时总统对自己上下其手，并且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吻了她。她还表示，琳达·特里普可以为这件事作证。
伊斯科夫回忆说，在1997年3月，他向特里普调查威利被总统性骚扰的事情，特里普则表示，他思考的方向是对的，但这个民主党义工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现在她掌握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几星期后他们又在白宫附近的一间酒吧碰头，特里普向伊斯科夫表示，她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惊人的故事，总统与一个女实习生之间的感情纠葛。
在华盛顿，拥有知识就等于拥有权力和力量。特里普得意洋洋，瞧，她现在竟然能将一个资深的《新闻周刊》记者玩得团团转。可是伊斯科夫却并没有被特里普的这个故事打动，在他看来，一个关于总统与性的故事无外乎是遵循这样一个老套路：琼斯案仍然让大家余兴未消时，正好威利适时冒了出来，再一次证明了总统好色的事实，一方面，它代表了总统在这方面的某些规律，另一方面它也将成为总统滥用职权的例证。同时，卢西安·戈德伯格也向特里普强调一点，如果她还希望出版她的那本书，就一定要搞到更多细节，而且这些故事最好可以与目前正热的新闻沾上点关系。所以特里普开始着手努力，希望让威利的故事见报，同时准备把自己打扮成知情人士的面目，在媒体上风光一下。
特里普也曾向莫妮卡说起过凯瑟琳·威利的故事，不过说法与对伊斯科夫的那套版本完全不同。在之前特里普与莫妮卡的谈话中，虽然她一直在鼓励莫妮卡努力追求总统，可是她确实曾经提到过，克林顿还曾经有过别的女朋友，但她反复说明，这些人都是过眼云烟，不值一提。特里普没有说出这些女朋友的名字，但她告诉莫妮卡，这些女人在克林顿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而莫妮卡不同，她知道克林顿爱着她，而且他们之间的感情注定会有好结果。特里普所说的这些女人，其中就包括凯瑟琳·威利。
3月，琳达·特里普洋洋得意地告诉莫妮卡，一个《新闻周刊》的著名记者去办公室找过自己，想请她对凯瑟琳·威利被总统性骚扰的事件提供资料。特里普说，当时她觉得很紧张，所以尽可能将总统性骚扰的事情轻描淡写，而只是证实，他们两人确实曾有过感情。这两个女人在办公室时深入讨论了这件事，夜里，特里普又打电话到莫妮卡家里。她对莫妮卡说，威利曾经打电话给她，在谈话时特里普曾经正告威利，指责她这是在说谎，她根本就没有受到总统性骚扰。威利则反击说，她并没有说谎，而是特里普记性有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一个细节，威利声称当她从椭圆办公室走出来时，衣冠不整，而且显得很不开心，这一点特里普肯定注意到了，她以此作为自己在受到总统骚扰后身心俱疲的证据。
几个月后，这场谈话的意义突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莫妮卡与特里普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她们不断争论究竟当初是威利先打电话给特里普，还是正好相反。因为在此时特里普又编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她说是她主动与威利联系的，这一点可能会完全改变整件事的性质。因为如果是特里普在得知记者找到核实情况后，主动打电话找威利，这可能会造成两人之间串通证词。接下来的几个月，特里普反反复复修补着这个听来已经不再可信的故事，莫妮卡开始迷惑，她不知道应该相信特里普的哪种说法。
在特里普与伊斯科夫保持密切联系前，莫妮卡就已经从她的上司肯·培根那里学到了很多对付记者的方法。因此她不免有些吃惊，为什么琳达·特里普这样一个与传媒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会在伊斯科夫发问时口不择言。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想得很简单，我只是觉得特里普是不是突然犯糊涂了，所以才对那个记者说，总统确实会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
上帝不喜欢了（7）
莫妮卡同时想到，特里普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理应向白宫报告曾与伊斯科夫接触这件事，这样，他们才可以对伊斯科夫采取必要而适当的行动。莫妮卡表示，她曾与白宫的几位官员报告过此事，其中包括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另一个是白宫律师团中的成员布鲁斯·林赛。特里普曾经说过一大串与她相熟的政治人物名称，除了总统，也包括林赛律师，可是看起来，她与林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亲近。
最后，特里普不得不向白宫报告，她先是向林赛写了一封书面报告，后又发电子邮件给他，表示她需要向他汇报一项与传媒有关的事件。可是非常不凑巧，由于之前特里普曾在福斯特事件中向大陪审团作证，她现在与整个白宫律师团都存在某种利害关系，出于避讳的需要，林赛不能与特里普见面。于是，林赛干脆就没有理睬特里普的报告，连电话都没给她打一个，这被向来多疑的特里普当成了对自己的蔑视与挑衅。加上莫妮卡这边，她的资料已经收集得差不多，特里普相信，反击的机会已经快要到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莫妮卡始终为她的工作和事业牵肠挂肚。4月中旬，当她结束亚洲之旅回到华盛顿后，她曾打电话对贝蒂·库里说，她想跟总统说两句话。整个周末，也就是总统平时与她联系最多的这两天，她一直在等待着总统的电话，他始终没有打来。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莫妮卡想着，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了，可是她左思右想，也没法猜出一个原因。
她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4月28日，她应征白宫新闻办公室的职位。他的上司肯·培根与总统助手洛里·迈克休之间关系很熟，当他得知了这件事后，他开通地赞扬了莫妮卡，夸奖她是很“聪明、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莫妮卡想要联系贝蒂·库里，好让总统知道她的计划，可是琳达·特里普却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坚持说，总统肯定还在为她回白宫想办法，假如让他知道了，他肯定会责怪她自行其是。特里普那句口头禅，“相信我，我对他非常了解”，让莫妮卡打消了所有顾虑。在5月1日，莫妮卡接受了这个职位的面试，虽然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盼望已久的工作。
最后，到了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26日，莫妮卡终于听到了总统的声音。莫妮卡急于向总统表达她的不满，抗议总统总是不给自己打电话来，这样一个小小的不满竟然遭到了总统的强烈批评，他告诉她，现在他膝盖的伤还没有痊愈，他再也不想听到她无休止的抱怨。可是就如同之前的每一次争吵一样，在挂断电话前，他们已经重归于好，而且计划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方案。
5月17日，当月几乎一直不在华盛顿的总统，又给莫妮卡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实在是打得很辛苦，因为不断地有人找总统谈公事，在谈完公务后，总统又会继续拨通莫妮卡房间的电话。他说，他本来是想打电话找贝蒂·库里，让她在第二天，也就是周六来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秘书的遮掩下见上一面。可是他现在根本联系不到贝蒂，所以只好与莫妮卡在电话里聊聊天儿。此时莫妮卡的面试结果已经公布，她告诉他曾经去白宫新闻办公室参加面试，可惜未能成功。总统看来确实是被莫妮卡面试的事情激怒了，他说，“为什么你不告诉贝蒂？本来我们可以设法帮你的。答应我，以后如果你听到了关于工作的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莫妮卡感觉到，总统在和她谈心时有些心不在焉，他似乎变得顾虑重重。总统解释说，二三月份他们约会时，他总是担心别人会知道他们的事情。莫妮卡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还是很难理解，“他总是有所顾忌，这一点都不奇怪。反常的是在三月份到五月份之间，他的态度前后矛盾，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总统问莫妮卡，她是不是对她妈妈说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莫妮卡本能地撒谎说，“当然没有了，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我。”为了进一步打消总统的疑虑，她还说，她母亲甚至根本不清楚莫妮卡为什么会好端端地被人调到五角大楼，她以为惟一的原因就是总统与女儿之间的友谊。
事实当然不像莫妮卡说的那样。莫妮卡的母亲、姨妈和她的朋友们，她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当她和凯瑟琳与内莎通电话时，她甚至会给她们听总统在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莫妮卡解释说，“我并不是要向我的朋友们炫耀什么，这只不过是我已经是在说话和行事时，都将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男人。我生活的这个年代，女人们都非常亲近，而且在谈论性与感情时，态度都非常开放。我认识我所有女朋友和男朋友们，总统也不会被我们排除在外。在她们看来，他就是我的男朋友，仅此而已。而且我的朋友们对我忠心耿耿，没有任何人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
总统跟莫妮卡解释说，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已经开始关注他与莫妮卡的关系，她似乎是从沃尔特·凯耶那里听说，莫妮卡与总统的关系有些不简单，而沃尔特·凯耶正好又是莫妮卡母亲的好友，曾经帮助莫妮卡取得了在白宫实习的机会。
有趣的是，后来凯耶和斯科特曾经分别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都表示虽然曾经在一起谈过话，但是从来就没向对方说起过莫妮卡——这就使得总统上面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不过在1997年2月，莫妮卡的姨妈黛布拉与凯耶共进午餐时，他们确实谈到了莫妮卡。凯耶是个众所周知的大嘴巴，虽然很招人喜欢，但特别喜欢说些闲言碎语，他对黛布拉含含糊糊地说，他们家莫妮卡的名声好像不大好，很多人说她的好胜心似乎太强了。他的话让一向最喜欢莫妮卡的黛布拉一下子跳了起来，据凯耶说，黛布拉说了很多反击的话，结果一时说漏了嘴，告诉他，总统常常会在深夜给莫妮卡打电话。这句话让凯耶的心狂跳了起来，因为他确实曾经听两个纽约民主党人分别向他提起，莫妮卡与总统有一腿。
上帝不喜欢了（8）
因此，或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凯耶本来就在白宫中有很多好友，其中一位好友是白宫西翼休息室的接待员，叫黛伯拉·席夫，而且她对莫妮卡的印象很不好，曾经向伊芙琳·利伯曼投诉说莫妮卡“举止不当”，这些印象不断累积，就使凯耶得出了莫妮卡与总统关系不正常的结论。之后，这位喜欢说闲话的保险商人又把这种猜想转而告诉了自己的其他朋友。就这样，这个消息终于传到总统的耳朵里，于是他在与莫妮卡对质时，说到了凯耶的名字。
至于总统是不是记错了这些传闻，原本这些传闻不关玛莎·斯科特的事；或者他是不是仅仅想用玛莎和凯耶的名字当烟雾弹，以此来抨击莫妮卡处事不慎，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很明显，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绯闻已经被泄露，而且他开始为此而担心，他将这一切的错，都迁怒到莫妮卡身上。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尽管他们计划在下周六见面，可是莫妮卡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与此同时，她又对这次见面充满期待，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虽然仅仅在私下里见过两次，但两次见面都极其热情，无论在身体还是情感上，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莫妮卡在暗自猜测，第三次见面，他们会不会进行更加亲密、更加热烈的接触？
5月24日，星期六，是他们约定相见的日子。莫妮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像以往几次一样，她为他带来了小礼物，一张高尔夫球游戏光盘和一件香蕉共和国牌子的休闲衬衫。她戴着一顶草帽，里面别着上次见面时他送给她的那枚帽针。她被带到了椭圆办公室，总统如同以往一样，亲自上前迎接她，然后带她走进了餐厅，在那里她将礼物送给了他。接着，他们来到了内室，莫妮卡满心期待着，他们会和以前那样“鬼混”，共同度过短暂却又激情四溢的几小时。
可是，总统却在此时抛出了那枚定时炸弹，她的直觉永远那么准确，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果然，这一刻还是发生了。总统说，他再也无法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丝毫欢愉，他想和她分手。最大的障碍是他的道德感，他觉得这件事无论是对他，抑或对他的家人都是不对的，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会容忍他做出这种事情。他向莫妮卡诉说着自己内心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相信自己的这段外遇将为所有人所不容。此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切尔西就在附近，她们在白宫游泳池里玩得正高兴，总统却在痛苦中，向莫妮卡揭露了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与罪恶。
总统缓缓地说，他的一生其实都充满了谎言与欺骗。在他还很小时，他就对父母亲说谎，他其实明白这种谎言将会给他带来的后果，可是他却仍然不停地说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因为他总是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他、揭穿他。1975年，在他29岁时，他与希拉里结婚，可他的这种隐秘生活还在继续。渐渐地，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一丝惊讶，他发现他不仅在不断地欺骗别人，甚至也在欺骗自己。一直到他40岁那年，他始终过得很不快乐，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他痛恨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欺骗，他的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感，以及他的这种天性之间的矛盾，在他心中不断交锋，使他始终处于矛盾和痛苦中。他甚至考虑过与希拉里离开，彻底远离政治，可是就在他已经下定决心时，他却第四次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他向莫妮卡告白，“如果我可以当一个汽车加油站的小工人，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那么，我也许可以更快乐。”
人到中年，克林顿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是处，毫无方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继续与希拉里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他深爱的女儿会更好。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尽量做到最好，尽可能地与希拉里维系这段感情，他甚至还保留了一本特别的日历，每天，当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时，他就会在上面画一个钩。
莫妮卡深深记得那个日子，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被她称为“抛弃日”。她回忆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他的心理斗争确实很激烈，能跟我说出这些秘密，可见他压抑得有多厉害，他的心里其实也很痛苦。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与发胖进行的斗争。我真的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分手时人人都会说的话，那些赞美我的废话，无非是想让我觉得好受点。可是那次约会，我们都动了真感情，我哭了，他也哭了。”莫妮卡还记得，总统不停地对她说，他仍然需要她，他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生活，她记得总统当时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对单纯的朋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