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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又给莫妮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们在电话里争论得很激烈，莫妮卡哭着问他为什么拥抱那个女人，而没有拥抱她，几个星期以来的苦闷借着这个机会倾泻而出。他则解释说，
“我只是想做得小心点，摄影师就在旁边对着我，她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一个赞助人，给我捐了不少钱。”
虽然觉得莫妮卡很“无聊”，可克林顿还是小心地照顾到了她的感受。1996年5月，在一个萨克斯风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中，他们又一次相遇。他见到她，立刻上前与她拥抱，稍后当他准备离开这里时，他伸手向她示意，还做出了“我想念你”的口型，搞笑的是，站在莫妮卡身旁的男人原来也曾是白宫工作人员，他以为总统这句话是对他说的。
性与政治（5）
尽管比尔·克林顿已经费了很大心机，尽力去安抚她，可是对于始终没有多少安全感、却又对感情有着诸多幻想和要求的莫妮卡来说，他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成了他们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7月，她生日的那天，总统没有实现诺言，在当天给她打来电话，并且为她吹奏萨克斯风。更让她难过的是，当时身在洛杉矶的总统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寻欢作乐，她听说了他与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和电视记者伊莉诺·蒙代尔一起出去玩乐的消息。莫妮卡带着愤怒与失望的情绪，在23岁的那个生日夜晚，哭了一整夜。这样大大小小的争吵，与他们感情所面
临的种种障碍相比，其实只是沧海一粟，正因为她的爱人是美国总统，正因为他是已经有一个女儿的已婚男人，她只能是他见不得光的情妇，一切一切的冲突与争执，都是因此而起。
她的朋友们一直在劝说莫妮卡，不要再这样下去，不要再折磨自己，可是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回忆说，“只要几天听不到他的电话，她就会变得神经质，简直像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她常常反反复复地跟我念叨，‘再见不到他，我可就真要对他发火了。’我心里却在想，‘幸好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9月的一天，总统正在佛罗里达进行大选工作，抽空给莫妮卡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她逼问他，什么时候，总统先生认为会是他们完成性关系的最佳时机？他说，他不可能与她做爱，她立刻向他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与失望。克林顿从未与她进行过一次完整而正常的性爱，也始终没有解释他们的关系只限于口交的原因，莫妮卡和她的朋友相信，克林顿仍然有所顾忌，担心如果进行一次完整的性爱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可是，这一次莫妮卡也许踩到了总统的软肋，他真的发火了。他简短地说了句，“如果你不愿意再让我给你打电话，对我直说好了。”然后就挂了电话。这句冷冰冰的最后通牒让莫妮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寒意。
就算他们可以在公开活动中匆匆见上一面，彼此交换一个眼神、一两句问候，莫妮卡仍然觉得，这些都远远不够。莫妮卡越来越失望，他们的相见时间总是那么短暂，而且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就要把她逼疯了。10月的一天，他们透过电话，享受了一次狂热而富有激情的电话性爱，彼此都很满足，于是他们又谈起了她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总统还谈及这个星期他们有可能见上一面，他保证会亲吻她一下。第二天晚上莫妮卡参加了一个社交活动，总统也在场，当着众人的面，总统简短而深情地拥抱了莫妮卡。虽然克林顿一直在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努力着，可是莫妮卡还是觉得他对自己的关心还远远不够，那天晚上，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她将自己这半年来的压抑与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莫妮卡承认，“当时我很沮丧，我知道这样做对他并不公平，可是我已经郁闷透顶，不说出来肯定会发疯。”总统同样怀着满腹郁闷与委屈，他冷冷地对她说，“别这样了好不好，你老是对我发疯，我已经受不了了。”他又安排他们两人相见，建议她去他秘书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见上一面，克林顿知道莫妮卡打算去白宫找比利·沙迪克斯谈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也知道莫妮卡始终与他的秘书贝蒂·库里保持着联系，贝蒂还曾经邀请她去自己的办公室。莫妮卡于是去了白宫，可是让她更加郁闷的是，她在西翼的会客室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贝蒂才告诉莫妮卡，总统已经离开白宫了。她还对莫妮卡解释说，伊芙琳·利伯曼就在附近，她现在不敢随随便便地将年轻女人带进她的办公室。
莫妮卡试图在众人面前掩饰自己的失落与挫败感，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还是注意到了她的痛苦与煎熬，她们对她的担忧也开始与日俱增，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回忆说，“我非常担心莫妮卡，觉得她又回到了当年与安迪·布莱勒的老路。我并不害怕美国人会最终发现她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只是害怕克林顿会彻底摧毁她原本就很脆弱的心。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让她趁早脱身而出，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说起来永远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莫妮卡越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她也就越孤独，越是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她的情感纠葛上，这简直成了一个她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好在她还算是一个生性活跃的女孩，在华盛顿她也找到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与她最要好的是阿希莉·雷纳斯，她与总统同样来自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也曾在白宫工作，一度担任过策略发展与特别联络部的主管。她们俩常常会相约一起出去逛街、看电影或者一起吃饭，成了一对亲密的好友。可是，尽管她们在一起时总是过得非常开心，几乎无所不谈，可她往往与她聊着聊着，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不可抑制地想起总统。阿希莉已经听别人谈起了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绯闻，她也曾劝说过莫妮卡，让她重新找个好男人。
不过，我们的莫妮卡虽然寂寞，却并没有过着修女般的凄清生活。她仍然有一两个男朋友，可是她发现即使总统不在她身边，对她的影响依然如此巨大，当她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约会时，她总会像灰姑娘一样紧紧盯着时钟，在午夜到来前就会匆匆飞奔回家。她曾经和一个五角大楼的同事约会过，这个男人是在1996年7月，他们去波斯尼亚出差时认识的，莫妮卡不愿意透露他的名字，只是用“托马斯”来称呼他，据莫妮卡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比她年纪要大不少。从波斯尼亚回来后，他们俩就开始约会，当晚他留她在他家里过夜。可是莫妮卡拒绝了她，因为她担心总统会在夜里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直觉是对的，那天晚上克林顿果然给她打来了电话，莫妮卡兴奋地向他描述起了波斯尼亚之行，她告诉他，她在那里看到了美国军队帮助这个战火纷飞的地方重建和平，为这里带来了希望，现在她确实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自豪。总统也为莫妮卡的描述而感到非常激动，那天晚上他们长谈了几个小时，一直聊到天蒙蒙亮。
性与政治（6）
那天晚上莫妮卡所经历的一切，恰恰体现出了她的心灵与她的头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碰撞与冲突。她渴望得到一份正常的感情，与一个单身男人相爱、然后结婚生子，可是当她真的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却又退缩了。看起来，她常常会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好男人的爱情，父母离婚更是在她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使她害怕在感情上对人有所承诺。因此，她宁肯选择一种毫无指望、不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哪怕因此自己会伤痕累累。
在莫妮卡开始与托马斯约会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得开朗了些。尽管托马斯在她身边时，她还是常常想起总统，害怕总统此时会给她家里打电话，可是她还是会将这件事开玩笑似的告诉总统，说现在他已经遇到竞争对手了。
1996年秋天，她结束了与托马斯之间三个月的恋情，原因实在很好笑，他竟然也在与其他女人约会。最初，当她刚刚与托马斯在一起时，她的朋友们都如释重负：她终于肯和单身男人约会了，也许他能让她忘记总统。可是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朗，这个单身男人不可能成为她的真命天子。不幸的是，1996年10月初，她前脚与托马斯分手，后脚就发现，她怀孕了。
她绝对不想成为单身母亲，虽然莫妮卡深具浪漫情怀，她仍然明白现实的残酷性，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她决定去做人工流产。托马斯同意与她平分手术费，可由于她得去美国东部找一位专科医生，她还是得去找黛布拉姨妈借一部分钱。托马斯原本答应陪她去做这个手术，可是莫妮卡想，既然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连朋友都不再是，就无谓让他陪在自己身边。作为一个开放、独立、来自大城市，受到过女权运动熏陶的女孩，莫妮卡觉得这种手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她实在是高估了自己，手术不仅令她大伤元气，而且在她心里又留下了一道永远难以磨灭的创伤。她说，“当时，我在心理上并没有对这个手术做好准备，这种经历实在是太痛苦，太让人痛心了。”她的朋友对她的情况很关切，内莎·迪曼·埃布兰德说，“这段时间莫妮卡非常痛苦，她其实非常想要小孩，她对我说，她常常会在睡梦里听到孩子的哭声。”
此时，莫妮卡并未意识到这次堕胎会给她的心理带来多么深切的伤害。可是她母亲已经感觉到了女儿正在日渐枯萎，她半哄半骗，总算说服女儿去弗吉尼亚的医疗中心接受心理医生帮助，当年莫妮卡就在这里参加了一个减肥疗程。1996年11月，莫妮卡第一次见到了心理治疗师凯思琳·埃斯特普，她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对医生讲述了自己堕胎的惨痛经历。
埃斯特普发现莫妮卡表现得非常焦虑、非常抑郁，而且自我认知水平极低，完全不自信。在莫妮卡第二次看医生时，她就讲述了自己与总统之间的故事。整整90分钟里，她不停地诉说
着她的恐惧与无奈，表示自己很难与他人处好关系，她承认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始终非常僵，可却又不知如何改善，更让她担心的则是自己与克林顿之间的感情，她担心这段关系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埃斯特普医生错误地估计了莫妮卡的情况，她认为莫妮卡既然已经学会了倾诉，情况应该有所好转，因此不再给予莫妮卡专业的帮助，放任莫妮卡在黑暗中独自摸索。
莫妮卡有那么多问题要面对，她这次痛苦的堕胎事件，她对工作的焦虑，她对重返白宫抱着的希望，她与总统之间波折迭起的关系，她的孤独，令她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就这样，在寂寞、悲哀与绝望中，琳达·特里普这个绝对不受人欢迎的形象，开始占据了莫妮卡的生活。
现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已经听说了琳达·特里普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正是这个人玩的阴谋诡计，使得莫妮卡与克林顿之间的地下情曝光，并且最终令克林顿遭到弹劾。她其实并未从中捞点半点好处，因此，对于她这样做的动机，人们始终不得而知。或许，这位政府资深秘书这样做的根源，还在于她复杂而又矛盾的个性。
1950年，琳达·特里普在新泽西出生，和莫妮卡从小就因为长得胖而备受屈辱一样，她也因为自己不讨人喜欢的长相而受到了众人奚落。14岁那年，她已经长到了5英尺8英寸高（译者注：即173米），她笨重而平淡无奇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再配上一个鹰钩鼻，让同学们联想起了篮球明星加斯·约翰逊，于是大家都开玩笑般地叫她“加斯”，每当听到别人这样叫她，她就会非常愤怒地大叫，“不许这样叫我！”有一年，在她所就读的学校、东汉诺沃学校的校友录上，她义愤填膺地表达了对同学叫她外号的不满。还有一年，她则向老师报告了同学们的劣迹。她同莫妮卡还有一个共同点，她也曾经经历过父母离婚的伤痛，她的父亲是一位理科教师，在她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严厉、不苟言笑的父亲，在读高中的时候，父亲离开了这个家。30年后，直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她才第一次与父亲说话。
特里普还对妹妹能上大学而自己却不能上的事实而感到懊恼不已。由于父母一直是在妹妹临上大学前，才算清了抚养费的问题，因此在中学时学业平平的特里普只能去一所秘书学校上学。从学校毕业后没多久，她就嫁给了一个叫布鲁斯·特里普的军人，并且生下了两个孩子瑞安和艾里森，现在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丈夫的官运还算亨通，在他提拔为中校时，特里普在军队里也谋得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她工作的地方极不寻常，是三角洲特种部队，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
性与政治（7）
这份工作让特里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觉得自己成了政府中的重要一环，足以操纵许多人的命运。这个曾经被人唤作“加斯”、长相粗笨的女人，现在可以带着傲慢和不屑的眼光看待她当年的同学了。从1990年起，有4年时间，她一直担任白宫新闻办公室秘书，当时白宫的主人是乔治·布什，这份工作让特里普可以抢先知道无数秘密，于是她的脸上，终年带着一抹轻慢的微笑。
1993年1月，当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宣誓就任时，琳达·特里普觉得她的世界都完全变了一个样。她很不喜欢克林顿，因为发现自从他入主白宫，这里的人言行举止都变得轻浮无比，连穿衣服都不像从前那么讲究了，很多女人都穿着在她看来过于性感的衣服，作为白宫老资格的工作人员，她觉得自己有资格对那些小字辈的同事指手画脚。同事们都认为她是个肤浅而且睚龇必报的女人，报复心极强，别人对她稍稍不客气一点，她就会大喊大叫，甚至威胁要起诉对方。1993年7月，当局开始调查白宫责任律师文思·福思特自杀事件，她竟然趁机对调查者报告说，这里的一位秘书有酗酒问题。由于特里普是白宫里最后一个在福思特自杀之前见到他的人，因此人们都很重视特里普的证词，这让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事实上，1995年8月1日，也就是莫妮卡在白宫实习前两周，琳达·特里普还曾在大陪审团前，就福斯特自杀一事作证。福斯特律师与第一夫人和“白水事件”之间的关系，令不少阴谋论者欢欣鼓舞，开始编织起一张事实与想象互相缠绕的大网，正是从这时开始，斯塔尔开始进行对总统的调查。特里普本人也为阴谋论者贡献了许多谣言，她反复传说政府中存在着所谓的黑暗势力，之所以有人要暗中对付福斯特，就是因为他与希拉里·克林顿之间走得太近，知道了太多第一夫人的秘密。
琳达·特里普的工作经历也使得她养成了一种习惯，看待万事万物，她总是习惯于从一种阴谋论的角度出发，90年代，她与丈夫在结婚20年后离婚，这件事更让她产生了仇恨一切世人的心理。她认为自己的职位非常重要，而且把自己当作正义与道德的化身。1994年，由于她的顶头上司、白宫律师伯纳德·纳斯鲍姆退休，她被人从白宫调往五角大楼，虽然和莫妮卡一样，这次工作调动后，她的工资也提高了不少，可是特里普还是为此愤愤不平，她喜欢成为焦点的感觉，认为被调到五角大楼是有人在暗中同她作对。据说，她被赶走一事让白宫新任律师拍手称快，因为他一直怀疑特里普在向外界泄露白宫机密，而且特里普常常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