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刻意“忆苦思甜”，小时候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我在只有五户人家（ 如今只弟弟一家了 ）的小山沟长大，写字做作业每次只能趴在柜角或炕上吃饭用的桌角。晚上点一盏火苗拧小的“洋油”灯，稍不小心头发就“吱”一声烧焦。那时脑海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张书桌了。用现在的话说，即所谓书桌情结。所以后来，尤其好歹当上教授住房条件改善之后，书桌情结急速膨胀成为书房情结。
数年前由广州北上青岛有了新房，装修时我断然决定把南面最大的主卧室用作书房。并为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兴奋了好一阵子：睡觉何必霸占最大最好的房间呢，大也好小也好熄了灯还不一个样！况且书总比床重要得多尊贵得多文明得多嘛！装修完后，我买回红木家具风格的书橱靠三面墙排列整齐，阳台玻璃窗全部内置日式细木格纸糊拉窗，窗前放置长两米宽一米铺有榻榻米的“坐榻”一张，榻前放写字台。因榻与椅高度相等，故写字台前后皆可伏案——我又为自己这个神来之笔得意忘形了许多时日。最后把书分类一本本仔细摆进书橱使其各就其位。一日环视一排排书橱一排排书，忽然像面对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一样涌起莫可名状的感动之情。
我虽然搞日本文学，但日文书只占藏书量的约三分之一，主要是日本文学文化方面的，其中有关村上君的最全，大体囊括了他本人的书和别人研究他的书。其余全是中文。一类是美学、哲学、宗教、历史及一些杂书，另一类是文学，主要是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学、古文论、古典文学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学。日文书主要是为了工作和生计，中文书则大多出于爱好和心仪。总的说来看中文的时间多得多，盖中文难于日文也。
年轻时喜读唐诗，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时以“仰天大笑出门去”狂妄地激励自己；人过中年则偏爱宋词，“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每每令我低回流连感时怀乡；时下仍在一格一格移植村上君或涂抹自家文字，抓耳挠腮之间偶为觅得一二佳句而激动不已顾盼自雄。凡此旧书新书土书洋书会师书房之内，与之朝夕相处，与之呼吸与共。风来涛声入耳，子夜明月伴窗，使我在滚滚红尘中得以保持一分心灵的宁静和纯净的遐思，保持一分中国读书人不屑于趋炎附势的孤高情怀和激浊扬清的勇气。而这是办公室会议厅酒吧咖啡馆以至度假村等别的场所难以带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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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比中文重要？
世人大多喜欢强调自己做的活计重要。厨师说一顿美味足可以使你重新审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理发师说改变一个发型足可以使两个星期前散伙的女友重新抛来媚眼，前天去看牙医时牙医告诉我牙痛起来足可以让你觉得名利二字多么虚幻多么滑稽多么无聊。是的，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重要的。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我。我是教了一二十年外文的教书匠，可我总跟人家中文系一个鼻孔出气，再三告诫学生中文其实更重要，中文比外文更难学，即使对于中国人。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我有证据。说来难以置信，在翻译课上，学生做的“中译日”（ 把中文译成日文 ）作业往往比“日译中”看起来顺眼。所以我宁愿相信国人有外语天赋而不相信中国人天生就会中文，不少学生译出的中文简直匪夷所思。此其一。其二，就全国范围而言翻译水平也似乎每况愈下，尤其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一方面，几乎不亚于洋人的叽里呱啦的外语交谈声讲演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又常常难以卒读，不知是翻译文字还是翻译文学。日前北京一位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了一大帮子“海归”文学博士翻译一套名家全集，“这下可遭殃了，他们的中文是多么怵目惊心啊”！
的确，我们的中文正在风化正在荒芜。诗歌明显沦为“一个王朝的背影”，美文几乎成了又一种乡愁。昨天随手翻阅一家颇有名气的散文选粹刊物，“美丽而漂亮的女孩”之句赫然入目。惊诧之余，又生出一丝欣慰：好在还没说成“美丽而漂亮的男孩”。
中文的风化与荒芜，原因固然很多，但至少外文的过热难辞其咎。大学里的“大学语文”取消了，提倡双语教学。一些地方甚至“要从娃娃抓起”。或许有人质问又不是人人要当文学家何必小题大做。这怕是一种误解。毫无疑问，中文是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小桥流水、平湖归帆、杏花春雨、秋月霜天、渡头落日、墟里孤烟以至灞桥杨柳、易水风寒……也就是说，中文更关乎心灵和审美，关乎天人之间的信息通道，关乎感性、悟性、天性、灵性——这些微妙元素一旦错过最佳萌芽期和发育期，很可能抱憾终生；外文学习则主要关乎“器”，关乎理性（ 定义、概念、逻辑、规则 ），而“器”和理性是任何年龄段都可以掌握的。其实，人的大发明、大学问、大艺术，较之理性，更与灵性有关，所谓“灵机一动”，绝非笑谈。那么对于青少年尤其娃娃，哪个更珍贵呢？为什么不让一颗刚出土的小苗苗去尽情吸纳植根于本土自然的母语芬芳中文雨露呢？
我总怀疑——也许我心术不正——美国佬英国佬有个大大的阴谋，即用烦不胜烦的英文耗掉我们有限的脑浆扼杀我们万能的灵性从而把我们变成白痴。当我们捧着英文课本抓耳挠腮心力交瘁的时候，他们以逸待劳灵机一动地鼓捣点什么发明从而一个又一个把诺贝尔奖捧走—— 一个就一百万美元！名利双收，皆大欢喜。
当然，我并不反对花力气学好外文。但有几点提请注意：（ 1 ）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若无实质性内容，就算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或标准的东京腔，那也无非多一个喋喋不休的假洋鬼子罢了；（ 2 ）及早发现自己的弱项和强项。口语这东西也多少与天赋有关，并非只要勤学苦练人人都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3 ）从小学外文未必有多大优势；（ 4 ）恕我重复，务必关爱中文。尤其人文领域，没有中文根基，外文迟早营养不良，难成大器，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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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遭遇
忽然时来运转，居然接得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签署的“北京论坛”请柬，得以去人民大会堂风光了一回。原以为自己既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看情形又不大有希望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今生今世怕是进不了人民大会堂了。岂料，这次不但进人民大会堂听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赞美中国的讲演，还进国宴厅看着精彩文艺表演饱饱吃了一顿龙虾鱼翅等丰美海鲜，晚间下榻的又是同样堂而皇之的北京饭店。尤其“可歌可泣”的是自己分文没花。于是顿生感慨：纵然草民如我，偶尔也还是有一两桩美事掉到自己头上的。人世间不尽是凄风苦雨，也有丽日蓝天。
不过回想起来，那期间尴尬事也并非没有。这里只坦白一件：英语遭遇。非我自吹，国内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少光顾，但好多时候洋人寥若晨星。国际会议云云，纵非徒有虚名，也是言过其实。而人家北大到底能量非凡，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四百人会议，洋人呼啦啦占了不止2/3，单单欧美大学校长就有三十几位。余下的1/3中国人中的2/3又是北京本地人不驻会，所以报到当天晚宴上几乎清一色洋人。洋人个个人高马大，龙行虎步，顾盼自雄。置身其间，不止矮人三分。若论智商，未必屈居其下，或在其上亦未可知。但比个头，只能自叹弗如。更可恼的是自己的英语开不了口，而他们又叽里呱啦满口英语。索性找个角落独自闷头吞食倒也不失为一计，却又觉得有欠品位。四顾茫然，进退失据，恰如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但闻杀声震天，苦苦突围不得。最后好歹觅得一位相识的日本教授，用日语攀谈起来——所幸自己还会几句蹩脚的日语。
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赖有同声传译，会上自是不成问题。但晚间正式宴会，尴尬又来了。我旁边不幸坐一位缅甸人，仰光大学的教授，自小生活在英语环境，英语一泻千里。见我英语实在不灵，便笨拙地道出“你好”等几个中文词。后来经那位日本教授翻译，得知他老婆是祖籍福建的中国人。看得出，此人对我——或者说中国人——相当友好，又是拉我照相，又是送小礼物。会后几次碰见都满面笑容地“哈啰”。我发言之后他愈发热情，一副急切切想说什么的样子。作为我又何尝不想和他一吐为快！然而我不会英语，他不会中文，面面相觑，坐失良机，不免心中怅然。暗自思忖倘若研究生三年玩命操练口语，此时断不至于因这英语遭遇尴尬。
尴尬之余，我陡然发觉有什么不对头。此次大会用语为中文和英文，地点在中国北京，主办方乃北大诸公——我讲中文岂非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何懊恼之有，何尴尬之有，何怅然之有！若地点改在华盛顿，美国人会因为与会者大部分叽里呱啦讲中文自己不会讲而有如此遭遇吗？此次大会的主题是从全球化角度讨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而全球化绝不意味英语化，和谐绝不意味和西方套近乎，共同也不意味事事非同洋人接轨不可。很显然，是自己感觉错位了！
可是事情好像又没这么简单。说到底，我的这种感觉错位无非是多年来有意无意对英语霸权地位的默许以至主动屈从的结果，而且似乎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换言之，讲什么语言并不单单是话语问题。第一，影响人的心理。试想，操一口娘胎里带来的英语纵横天下的美国佬英国佬在心理上占有多大的优势！相反，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被迫挤眉弄眼结结巴巴讲英语的人心理上能扬眉吐气吗？第二，压迫自家文化。如果我们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修炼英语，我们还有多少闲情雅致欣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呢？第三，动摇自我认同的根。不难设想，若有一天真的英语全球化了，汉字没了汉语没了，孔子屈原李白杜甫二十四史统统随之没有了，那么我们还知道自己是谁吗？还认得出自己吗？
当然，假如忽一下子缩回二十岁，且天生伶牙俐齿过目成诵，我也乐意把该死的英语捣鼓得滚瓜烂熟行云流水一般——此事另当别论。
娱乐至死
我这人基本不看电视。看书，看报，看杂志，惟独看不上电视。因此，电视机在家里显得相当尴尬——作为装饰品，未免黑乎乎傻乎乎的；作为实用品，又没发挥什么实用功能；而若索性处理掉，作为生活在青岛这座“奥帆之都”的知识分子家庭，又有搞笑之嫌。于是电视机整天受气似的蜷缩在客厅角落里，一副大气不敢出的样子。好在我本人不是电视机。
不看电视，原因有三。一是真没时间。社会上不少人以为大学老师又不坐班又不天天有课又有寒暑假，银两或许不多时间焉能没有，其实不然。不才如我，不熬到十二点断不敢离开写字台，除了大年三十几乎天天挑灯苦熬。尽管如此，去年还没完成科研指标——教授一年至少须在“核心刊物”即发行量极为珍稀的刊物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我虽挖空心思洋洋洒洒涂抹了两篇，但一走神都没投给“核心刊物”。有一篇发表于大型读书报且被网上频频点击，但那也不算数的，落得自讨无趣枉费心机。指标没完成，哪有闲心捧着电视机陪赵本山老兄咧嘴傻笑！第二个原因，是我不大愿意看张曼玉李曼玉们老是抛着媚眼忽儿把长拖拖的“飘柔”秀发甩过来忽儿把满口“高露洁”白牙逼上前忽儿把“舒肤佳”酥肩玉背哗地整个拉出。翻来覆去，喧宾夺主，看着头晕，等着心焦。再说我一向欣赏清水出芙蓉的天生丽质，压根儿不相信舶来化学制剂能改写上天的作品。
第三个原因——或许有些偏激——我着实对电视这种图像媒体心怀不满。非我刻意打抱不平，我觉得电视图像未免欺人太甚——直到前不久，文字，也就是汉字还是主流甚至惟一的媒体。坊间吟诗作赋，乡间晴耕雨读，学堂书声朗朗，男女鸿雁传书，“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场景何等优雅气氛何等温馨情调何等美妙！毫不夸张地说，创造吾国历史的，不是人民更不是帝王，而是汉字。汉字以其文静的手势和纤弱的身姿抚平了内乱的创伤，抵御了异族的入侵。哪怕口音再不相同风俗再不一样的叛将，见了汉字也会涌起乡情和归心，使版图因之免于皇权林立；哪怕再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化外强虏，在汉字面前也不能不俯首称臣，中华文明因之得以一脉相承。真正的强者不是汉武，而是汉字，不是唐宗宋祖，而是借助汉字的唐诗宋词。换言之，吾国乃以字立国，没有字，没有书，等于什么也没有。岂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电视登场了，忽而直角忽而平面忽而数字，以其越来越冶艳越来越乱真的图像，始而蚕食继而鲸吞文字家园。近二三十年来更有取代文字之势，看电视成了多数人的主要文化生活。报载，1998年至2003年，识字国民的阅读率下降8？郾7％，为51？郾7％。美国人均每年看书21本，日本17本，国人5本！如今，书的销路甚至要靠电视剧开路了——文字、书要傍图像这个大款、这个新贵、这个入侵者，岂非欺人太甚！
一位名叫赫胥黎的西方人曾预言文化迟早消亡。消亡的原因是没人想看书，没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沦为“搞笑”。而其罪魁祸首就是电视、就是图像媒体。不言而喻，图像调动的是眼球，刺激的是感官，其指向是娱乐，是形而下，是对意义的溶解和文化的消费；书调动的是心智，激发的是心像（ 内心视像 ），其指向是思索，是形而上，是对意义的执著和文化的创造。文字固然不无娱乐功能，而图像则旨在娱乐。一个本来就缺乏宗教情怀而偏重世俗利益的民族，如果再松懈了形而上的思索、怠慢了对意义的探求，后果可想而知。美国的尼尔·波兹曼就电视图像的危害写了本书——《 娱乐至死 》，直译乃为“把我们自己娱乐死”。反言之，如果不想把自己娱乐死，就要少看电视，多看书，少看图像，多看字。
警惕图像！
挪威有没有森林
不知是国人喜欢凑热闹还是时代风潮所使然，如今到处都不甘寂寞。这不，日前有人告诉我书城里拙译《 挪威的森林 》旁边亲密地偎着《 挪威没有森林 》，《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旁边紧挨紧靠一本《 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 》。跑去一看，果然如此。拙译有人捧场免去寂寞，自是好事。但庆幸之余，不由沁出一丝苦笑。
后者怎么回事我不晓得，而这《 挪威没有森林 》，再包装也瞒不过我等知情者。其实事情非常简单：去年夏天在东京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 拙译村上作品责任编辑 ）。用E？鄄mail发来一部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说有人模仿村上或“林先生译笔”续写《 挪威的森林 》，嘱我“奇文共赏析”。我粗粗看了一遍，回复说“品位不高”。此后再未提起。不料，今年五月赫然冒出一本《 挪威没有森林 》。于是奇迹和魔术一同发生了：未出国门的这部中文小说成了 “总印量高达600000册感动日本的十大好书”之一，原来的男作者成了日本女作家福原爱姬兼译者“若彤”，并宣称村上春树“是她梦中的神秘情人”及“灵魂导师”，“本书被日本传媒称为‘一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