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杨怀诚内部有人主张杀了李飞耘，有人主张送给红军，也有人主张释放。这让张、杨二人骑虎难下，于是电请社会党中央派人到西安主持大局。以周卫国、叶键等人组成的社会党代表团来到西安。
国防部长何英清将军有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俗话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和李飞耘斗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一种这么接近成功的感觉。何英清将军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民族主义者，一方面他反对李飞耘的独裁，一方面他又有点留恋日本美好文化的情结，这两点综合起来让他和日本人走得有点近。而且，持他这一观点的人还不少。
在平日里的军政活动中，何英清将军都或明或暗地拉一下李飞耘的后腿。这次李飞耘在西安出事，再加上方云和李飞耘之间的恶劣关系，他非常有把握一举把李飞耘置于死地。他是个老政客，不会天真地认为方云和李飞耘会和解，他对他的亲信说，“方云和李飞耘就好比猫和狗的关系”。
但是，他的幕僚却在提醒他，方云是一条躲在黑暗中的毒蛇，随时可以给人以致命一击，凡是小看他的人现在几乎全部被他干掉了。对于这点他是承认的，不过想起自己当初在关键的时候给拉过方云一把，而且方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敬，所以他是不太相信方云会对付他。刚才，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和他的幕僚们仔细商量了一下出兵西安的计划，要求他们回去做好准备：“我现在不能确切地把握西安的情况，要在座诸位帮忙。你们各自先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做好准备，等待我的指示，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的。”
幕僚们也是精神亢奋，纷纷离去。他们也感受到了机遇的难得。
但是，世事能如他们所愿吗？
～第二章～
在复兴大厦的秘密会议室里，方云和杜英豪，王文宾，王力军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讨论，作出了以下决定：第一，李飞耘不能活着回帝都。要借东北军、西北军和社会党红军之手除掉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要秘密安排人手进行；第二，秘密部署部队进京，准备一举铲除李飞耘、何英清在帝京的势力；第三，要控制好邮电、交通、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不让帝都南京形成动荡；第四，对国防部的官员进行控制，对待亲日派官员不要手软，实施秘密抓捕。
形成决定后，方云开始了他的夺权行动。首先，他以帝国总理的身份提出，东北军、西北军擅自扣押帝国总统李飞耘的作法是个严重错误。更严重的是扣押了帝国总统后不与帝国政府进行接触，反而要求社会党人到西安主持工作，简直就是对帝国政府的藐视。他代表帝国政府发出严正声明，要求东北军、西北军立即无条件释放帝国总统李飞耘，否则引起的严重后果将有张、杨两人负责。
其次，方云要求国会授权给他，全权处理帝国军政事务，代替总统履行职权。
其三，秘密调集近卫军第二，第四摩化师进驻帝京。
国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激烈的吵闹中，同意授权给方云全权处理帝国的行政事务，代替帝国总统履行职权。
天色暗了下来。
大汉帝国的第一夫人陈美玲最近也是非常憔悴，她不但是心悬李飞耘的人身安危，更操心的是李、陈两家在帝国的未来走势。方云的迟迟不表态让她感到为难和愤怒，何英清在背后的落井下石更让她感到恶心。
这些都还是表面的，更让她感到恶寒的是一些三民党元老的态度。他们明显是对李飞耘被扣押表现出不应有的淡漠。以至于陈美玲都能感觉到他们心底里的幸灾乐祸。总之，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一切都变了。
“夫人，好消息，国防部长何英清在家中被安全情报局的人给逮捕了。”匆匆赶来报信的是李飞耘的得意门生陆军上将陈军，是帝国预备军总司令。
“消息可靠？”陈美玲心中一震。
“非常可靠，是我亲眼所见。我今天本来打算去何英清家里拜访的，刚好看见了安全情报局的人冲进去，还开枪打死了何英清的两名侍卫。”陈军将军说道。
“这是个好消息。这说明了方云已经有了选择。”
“是的，我估计最迟明早就有消息了。”
方云拿到国会授权后，立即以阴谋谋害总统生命安全为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国防部长何英清将军。随即帝国政府的名义派出以第一夫人陈美玲为首的代表团赶赴西安，与东北军、西北军进行谈判，命令驻兰州的荣誉师和空军进行了军事演习。这些措施为方云在李飞耘控制的阵营中赢得了好感。同时也让东北军，西北军感到非常不安，在硝烟还没有散尽的青甘宁战役中，护国军表现出的实力让人惊异。
在帝国政府强硬的态度下，张良将军和杨怀诚将军被迫扣押了社会党来西安的代表团，同意释放帝国总统李飞耘。
西元1933年8月6日，帝国总统李飞耘携夫人及其亲信，在西安登机，准备飞回帝都南京。飞机起飞后不到三分钟，就在西安机场上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身亡。
真是天遂人愿。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方云开始清洗和接收大汉帝国留在他的烂摊子。他先是以帝国国防部官员过于亲近日本人为由，撤销了国防部。组建帝国三军司令部，帝国军队对外统称国防军。任命孙仲伦为大汉帝国国防军总司令兼战争部部长，军衔为元帅；陆杰飞为大汉帝国总参谋部参谋总长，军衔为上将。接着，把帝国内务部与护国军安全情报局合并，称为国家安全局，任杜英豪为局长，军衔为中将，统领全国情报系统。
西元1933年9月8日，方云终于是登上了帝国权力的顶峰。在前帝国总统李飞耘遇难后一个月，大汉帝国政府对李飞耘的飞机失事调查做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机械故障。
在这份报告公布后不到一天时间，帝国政府新闻处就向全国发出了通告：由于李飞耘总统的意外逝世，总统的职务要和总理的职务合二为一，方云将担任帝国首脑以及帝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与此同时，帝国国防军总司令孙仲伦元帅和国防军三军总司令们在总统府，简单地举行了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向统帅宣誓的仪式。孙仲伦元帅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领读了誓词：“我庄严地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大汉帝国和人民的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方云；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现此誓言而献出我的生命。”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誓言。只不过以前是对宪法或祖国宣誓，现在是对方云个人宣誓。这样，大汉帝国的国防军将完全臣服于方云。从一位海外游学学子到大汉帝国最高统帅，方云用了十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方云为李飞耘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庄严的葬礼上，方云沉痛地发表了悼词。演讲把李飞耘说成了一个为帝国强盛立下汗马之劳的英雄，为大汉民族开创不世大业的先驱，同时还是一个提携后进的谆谆长者。对前第一夫人陈美玲，他赞扬了她的美貌和智慧，称其英华早逝是帝国最大的损失。对李飞耘在大汉帝国犯下的重重丑行只字不提，博得了李、陈家族的好感，认为方云担任国家最高首脑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
哀悼日期一过，大汉帝国的国家国民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方云就任帝国总统兼任总理的任命。方云手中真正地握住了帝国的帝王权杖！
接下来就是对帝国要害部门的控制和清洗。
在政府方面，方云任命王文宾为新闻外交部长，推荐何凯担任帝国国会委员长，王家瑜就任农业部部长，钟羽就任帝国保安和警察部总监，朴志玄就任帝国民政部部长，黄胜利就任帝国工业部部长，刘爱国出任财政部部长，谢峰就任帝国交通部部长。其他所有官员方云允许他们留任原职。
在军队方面，方云以护国军为班底，重建帝国国防军，并对正规军军衔制度和预备役军衔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李飞耘的中央军系有部队82个甲级师，共150万人，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乙级，丙级部队，总兵力接近600万人。按照大汉帝国3。6亿的人口比例，国防军正规部队应该为320万，预备役部队为640万。根据这一原则，方云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把原帝国军队统一编制、装备、训练和思想灌输，裁弱留强；对军官分批进行培训考核，统一战术思想；编余军官送到军校集训转业。对于原帝国军队中众多的德国军事顾问，方云是尊重他们的意愿，愿意留下的就继续留任，不愿意留下的，就安排他们回国。
美国对方云奇迹般地成功非常高兴和意外，发表了贺电。为了祝贺民主制度在远东的胜利，加大了对大汉帝国的经济援助。随后是德国，法国的大使也转来了各自国家元首的贺电。而英国也抛开了羞答答的面纱，给方云发来了祝贺电报，加大了对大汉帝国的贸易。南亚，东南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大汉帝国。
这应验了方云对它们的评价：美英之间有分歧；都想在这个新兴的倾销市场获取最大利润；对突发事件缺乏心理准备从而进退两难。
对于西安事变的主角张良和杨怀诚两位将军，方云处理得很简单，直接交给了帝国国家法庭审理。而扣押的社会党代表团，方云命人秘密把他们押赴南京关押，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华泽民，要求红军不要再和帝国对抗，帝国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现在是新的篇章的开始，希望红军放下武器，接受帝国的整编，共同为抗日事业作出贡献。同时，安排了一个谈判小组赴延安与红军进行谈判，并指示王文宾在舆论上造势。从而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你们社会党红军不是一天到晚宣扬抗日吗？现在帝国邀请你们参加谈判，共同抗日，给你们机会。
同时，他严正警告了外蒙的分裂分子，不要企图挑战帝国的心理底限，蒙古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这些说话，让苏联感到颇为不快。
清初，满清政府把蒙古分为三部分：漠南，漠北和漠西。其中漠南蒙古又称为内蒙古，漠北和漠西蒙古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当时，满清政府为防止外蒙古割据，在库伦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
清初，沙俄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发动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于西元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俄蒙边境制造事端。
西元1727年，满清和沙俄政府签订了《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西元1898年，大汉帝国爆发了民族大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力，并发放大批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大汉帝国官员，宣布独立。
一年后，即西元1899年，沙俄和外蒙签订了《俄蒙协定》和《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上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西元1903年，是袁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汉俄声明文件》，确认大汉帝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大汉帝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大汉帝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西元1905年再订《汉俄蒙协约》，确认西元190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西元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于是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西元1918年大汉帝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西元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大汉帝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西元190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领导人列宁见过他俩后，在大汉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西元1920年由苏黑巴托尔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西元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
西元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西元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效苏俄“宪法”，以西元1898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出面干涉，大汉帝国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大汉帝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联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汉苏协定》承认外蒙是大汉帝国的一部分。西元1925年，李飞耘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曾要求大汉帝国承认外蒙的独立，李飞耘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祖国。西元1927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
在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大汉帝国政府出兵外蒙，汉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但是大汉帝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帝国中央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使帝国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叛乱分子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西元1933年9月一直到西元1934年4月，这整整半年多时间里，除开方云外，民政部部长朴志玄是最忙的，他要负责把华北，华东的人口向西部迁移，工厂物资往帝国中西部搬置等等，为此，方云批准成立了一个帝国移民物资安置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以便工作更快更顺利地进行。在华东，华北和东南沿海，大汉帝国秘密修建了机场和雷达站，进一步完善国防预警体系。
罗布泊在若羌县境东北部，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海拔780米，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因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于世。罗布泊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古代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流域，源源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汉代，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