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暂留京都，不作贬逐，原不是朝廷的仁慈，而是等待着最后判决的囚禁啊！
他举起酒杯苦饮。王诜劝他呈表自辩，并愿意通过贤惠公主之手将奏表直呈天庭。他感激地摇头谢绝了。他放下酒杯，举起酒坛痛饮，激愤狂呼：
“苍蝇点白，我卑视他们1志不可屈，我苏子瞻等待着刑律之剑……”
大雪仍在落着。
此时的司马光也很少走出他的庭院。但他不像苏轼那样日夜不安地为失败的痛苦所煎熬，而是满怀愤怒地顶着袭来的狂风暴雨，进行着单枪匹马地顽强抗争。他闭门谢客，独居书房，不顾妻子张氏的劝阻，不顾儿子司马康的哀求，凭借着尚未失去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地位和权力，奋笔疾书，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政见，更加大胆、尖锐地向皇上的诏令和朝廷出台的新法进行谏奏、抨击，把一份一份的奏表交给儿子司马康送进大内。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谏官大无畏的可贵品质和令人惊讶的“固执”。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曾布等人进入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时，他书写奏表，赞颂皇帝废除这个“侵权生事”机构，却强烈反对王安石所用非人。再次申述自己的吏治观：“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奏表写就，要儿子上呈。司马康看完，汗浸额头，惶恐地说：
“父亲，这……此时上呈，合适吗？”
司马光掷笔于案，不容迟疑地吩咐：
“立即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时，他书写奏表反对，大胆为韩琦辩白，尖锐地指出“……所谓‘晋阳之甲’，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中外闻者无不骇愕。窃唯执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复言……”这分明是指责皇帝了。
司马康看完表文，大惊失色，劝阻说：
“父亲，我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司马光闭目静坐，只说两个字：
“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停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时，他挺身而出，为朋友抱不平，立即书写奏表，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诬陷朝臣。“……今迁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
司马康看完，沉思良久，提醒父亲：
“……据朝臣传闻，苏子瞻被停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论专断’，而在于‘往复贾贩’，朝廷正在暗中查究。父亲知道，朝廷有制：官员‘贾贩谋利’者，与盗窃、贪污同罪，案情严重者，是要杀头的。此非政见之争，乃刑律之案。”
司马光喟然叹息：
“谣啄之词，连你也相信了。这是朝廷的悲哀，也是人世间的悲哀，苏子瞻只能以酒浇愁了。上呈吧！”
当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时，司马光立即意识到贬逐自己的诏令即将下达，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京都了。他心胸沉闷，但不恐惧。他明白，自己一旦离开“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位，也就失去了向皇上直接进谏的权力。他必须在贬逐诏令下达之前，再对皇帝进行最后一次谏奏。即使这最后一次谏奏和一年来所有的谏奏一样，不为皇上理睬，以至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自己也问心无愧了。于是，他让妻子张氏备了几样小菜，烫了一壶清酒，在独自浅饮之后，便关起书房的门，坐在烛光下，彻夜不歇，写出了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来最后一份谏奏表章。
在这份奏表里，他根据朝廷现已推行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中的缺失流弊，进行猛烈地抨击。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唯钱是求”。“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募役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信任狂狡之人，妄兴水利，以劳民费财”。并嘲讽王安石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政见之争日益残酷所产生的激愤感情和性格上的“固执”，使司马光在经略上、感情上、态度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谏奏，不再是为了匡正”变法”中的缺失，而是全面否定新法的一切。他从另一个方面和吕诲、吕公著等人走到了一起，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鸡叫了，夜将尽了，奏表写完了，他打开书房的门，想要到屋外清爽一下近于发晕的头脑。他突然愣住了。夫人和儿子站在门外，神情紧张而疲惫不堪地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他打量着脸色苍白、已力不能支的夫人，歉疚地一笑，把夫人搀进书房，同时把写就的奏表交给了儿子。
昏黑的黎明。
沉寂的书房。
突然儿子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面前：
“父亲，这份奏表，还是不要上呈为好……”
夫人张氏惊问：
“康儿，奏表上有不该说的话吗？”
司马康抬起头来，痛切陈述：
“父亲，一年来上呈的谏表，皆为‘匡正新法缺失’而发，忧国忧民，语重心长，皆不为圣上听纳，反而招致今日之灾。天知你心，地知你心，人知你心，当无憾矣。可这份奏表，全非新法，且言词锋利，意多偏颇，不仅嘲讽执政，而且非难圣躬，徒招杀身之祸啊！”
司马光冷漠不语。
夫人张氏轻声劝阻：
“我们也有一家老小，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
司马光望着将熄的残烛，仰首自言：
“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四年，不能致圣上于舜禹，愧对天下啊！明知说而无用，但心之所使，情之所驱，不能不说！况且，时不我待，位不久居，若现时默而不语，只怕今后再没有说话的时候了。我们有家室，奈天下家室何？我们要生活，奈天下黎庶何……”说着，泪水滂沱而下，不能自己。
夫人张氏伏在司马光的肩头泣咽。
司马康拿起奏表，望着相抱而泣的父母，走出了书房……
奏表上呈了，皇帝赵顼诏“司马光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之令下达了。
意料中的“罢官”是一种轻松的解脱，意料外的“新任”却是一种痛苦的重压，立即把司马光引向逝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痛苦岁月。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恩师庞籍再次遭贬出知并州，自己随恩师至并州任通判之职。是时，西夏国王赵谅柞年幼，外戚讹庞执政，并臣服于大辽，侵边之事复趋激烈。恩师指派自己去麟州了解边情，以便作出决策。“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固水，纵横猎鸣沙”，将士们是忠勇可敬的。可麟州城外屈野河西那荒凉无垠的草原，稀疏的白榆细柳，磷磷的纵横白骨，衬托着肆虐横行的西夏铁骑，令人气愤难捺啊！麟州守将武勘、郭恩、黄道元等，提出在屈野河西筑碉堡两座，驻兵以阻西夏兵马内侵。自己同意了，报请恩师庞籍获准。初夏的一个夜晚，武勘等亲自带领兵将千人涉河西行选点筑堡。黎明时分到了一个名叫忽里堆的地方，被西夏兵马包围伏击，激战终日，全军阵亡，武勘夺路逃出，郭恩、黄道元被俘，酿成了血漫黄沙的“麟州事件”。朝廷接到奏札，派侍御史张伯玉来麟州查处，钦差下车伊始，不问情由，即夺了恩师庞籍的权柄，并要恩师交出所有公文，以待惩处下属。可敬的、知风知雨的恩师，在清理公文时，焚毁了与自己来往的信件，保护了自己，担负了全部责任，结果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之罪，被贬往青州。武勘更惨，发配江州。自己由于恩师的保护却逃脱了惩罚，调回京都任太常博士词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负责保管和传送有关选举官员方面的文书、档案事务。
“逃罚”的内疚，愧对恩师的内疚，羞见发配者的内疚，有罪于阵亡将士的内疚，使自己心绞如割，昼则投著辍餐，夜则击席浩叹啊！于是，剖白“麟州事件”真相，投案自首，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宽慰。可诉罪于同僚，得到的是“呒然阳应，腹非背笑”；请罪于上司，得到的是“逆加排折，不容出口”。唉，世俗是成是败非的，要真实地主动承担罪责，也没有人相信！无奈，向朝廷上呈《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和《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请求“独治臣罪，以正典刑”。可得到的回答是“借机以沽名钓誉”！唉，处世难，作人更难啊！只有厚着脸皮出入宫门，低着头颅走路……
可今日，“出知永兴军”，又是一次去麟州吗？
夫人张氏以为司马光在这新的任命面前陷于一种艰难的抉择，便说：
“无官一身轻，何必再在官场上熬心血呢。‘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故乡南原的晚霞清风，足够我们暮年享用了。”
妻子随口吟出的李商隐的诗句，勾起了司马光心底的迟暮之感。光阴流逝，离开家乡已三十三个年头了。真是思念故乡的溪流旷野、莽林竹丛，还有年老多病的哥哥啊！是时候了，该飞鸟归林了……
儿子司马康亦神情沉重地说道：
“父亲，出知永兴军之诏是断乎不可接受的。朝廷五月罢魏国公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六月、七月又大批贬逐朝廷重臣，九月、十月朝廷老臣欧阳修等也相继离京，西夏驻京使者不是瞎子聋子，西北边境形势骤变与此有直接关系，决不可以一般边境纷争看待。八月，西夏兵马进犯大顺城，永兴军兵败环庆路。九月，永兴军铃辖郭庆、都监高敏兵败身亡，大顺城为西夏兵马占据。现永兴军兵无斗志，人心惶惶，朝廷掩人耳目，不作声张，已命‘应声虫’宰相韩绛为永兴军宣抚使，前往京兆府。在此捉襟见肘之时，突然命父亲出知永兴军，我怀疑有人不怀好意。况且，父亲久居翰林，与军务无涉，又着意于书局，与征战隔绝。以不谙军情之资，而理军旅之事，岂不荒唐！再说，失去皇上信任的官是难当的。韩绛为宣抚使，上司其事，父亲纵欲有为，岂可得啊！”
司马光默默地静听着：一个年轻娃娃已看事多思多疑。喜乎？悲乎？大家重文治，朝廷有几个会用兵之人？老夫岂不知前途的险恶！可烽烟边疆，司马光能畏缩而躲避吗？他的迟暮之感，陡然化作苍凉、悲壮和不甘落伍的情结，在心头滚动起来。西夏兵马的铁蹄，大顺城残破颓废的墙垣、环庆路流离失所的黎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闪动，而“事君能致其身”、“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等先贤圣哲的教诲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他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喃喃自语：
“枢密副使之高位可辞，此诏之鞍马劳顿坚不可辞！”
司马光以豪迈慷慨之声教诲儿子：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人臣者，分君之忧，死而后已！”
说完，他提笔展纸，工整地写了谢恩呈表：
臣司马光叩头奉诏。荷恩至重，任责尤深……恳
请朝辞进对。
司马光掷笔于案，大声吩咐儿子：
“立即上呈大内。”
夫人张氏怆然摇首。
儿子司马康拿起谢表，一声叹息，快步走出了书房。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送上谢恩呈表的第二天，便排除了几个月来积淤在胸中的不快、委屈和愤懑，在等待皇帝的“朝辞进对”中，紧张地进行着奔赴永兴军的准备。他让妻子张氏带着女婢返回涑水老家，以解其妻日后身居京都的孤独和寂寞，并拂照他年老的哥哥司马旦。他叫儿子司马康从户部借来有关西北边陲近年来的政情、民情文书，从兵部借来军情奏札。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谙军务，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参阅研究，像在史料中探索历代的兴衰成败那样，在文书、奏札中思索着强兵安民的策略措施。他把一颗心全然置于一个新的职责，竟在一个多月内三次昏厥于书房，而不为家人所知。
《强兵安民三策》终于拟定出来。
腊月十五日，儿子司马康闯进书房，传禀了皇帝恩准“朝辞进对”。司马光闻讯而起，冒着漫天如席大雪，向大内延和殿走去……
大雪落着。
除了驸马王诜敢来看望苏轼外，苏轼的表兄文同也不避风险地常来苏府。文同不仅用表兄弟的情谊宽慰着倒霉的苏轼，而且每次来访必然携带画卷一束相赠。文同以画竹著称，他也许想用他笔下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为他的表弟解忧消愁，希望子瞻能在欣赏自然情趣中，忘却这庭院之外的苟苟营营。也许他别有深意，在他馈赠的画卷中，十之八九是“做千秋雪霜，阅古今之气”的高风亮节之竹。
今日，文同又冒着大雪，踏破苏府的凄清，来到苏轼书房。进屋的刹那间，他惊愕地顿住了脚：
这书房完全变了模样！洁白的四壁，挂满了自己笔下的竹子，书房成了千姿百态的竹林。主人苏轼也变了模样，长须散发，形容枯槁，活像一个脱却凡尘的浪迹散人。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州永泰（四川盐亭东）人，时年五十二岁。其人皇祐元年举进土，工于诗、文，善篆、隶、行、草、飞白，尤擅画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现供职史馆。他身高六尺，生性澹泊沉稳，木讷少言，言则有意，虽自号笑笑先生，但终日难得一笑，似乎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语言，全融于作画的意境。在朝廷“变法”的炽热争斗中，他一直置身事外，懒于参与，既不议论新法长短，也不议论流俗好坏，终日作画，逍遥于笔墨。谁知风雨无遗，祸从天降，因他与苏轼交往密切，近几个月来又经常出入苏轼府邸，前些天竟接到审官院下达的诏令，命他出知湖州。按惯例看来，这分明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和警告，而他却泰然若常，依旧来往于苏府，依旧和比他年少十八岁、口无遮拦的小表弟品茶论画。
苏轼半个月来，日夜坐卧在文同用笔墨营造的一片竹林之中，观竹、赏竹、思竹、念竹、琢磨竹，用以排解朝政纷争积于在胸中的块垒，抗拒压在头顶的厄运，驱散深夜惊悸乍起的恶梦，充实逝若流水的光阴。人啊，有血、有肉、有灵性，何必在牛角尖里发疯，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必念念不忘那些已过去了的是是非非呢？远古是过去，近古是过去，去年是过去，昨天不也是过去吗？感谢文同表兄，他的这一片笔墨拯救了苏轼快要发疯、发癫、发狂、发魔的生命啊！
苏轼在终日赏竹中，已写出了《净因院画记》《文同墨竹跋》论画的文字初稿。他没有示人，也不曾就教于行家里手，今天文同踏雪而至，天赐良机。文同刚刚落座，苏轼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
“幽居方丈之内，无所事事，观赏表兄之作，聊有所思。小弟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表兄以为然否？”
文同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眯着一双眼睛。他之作画，随心而挥笔，随意而泼墨，情之所至，从不考虑“常形”、“常理”之义。子瞻今日论画之语，乍听而觉无奇，细思之，始觉其语甚妙。是啊，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自然风物，可由画者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