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
“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咱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
“吉甫，‘均输法’、‘青苗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敲定了吗？”
吕惠卿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神情的变化，从王安石对谢景温“杀伐”建议的训诲中，他发现王安石的心是软弱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莫名的微笑。但从王安石平静的询问中，他猜到这位软心肠执政的心头，定然又萌生了新的方略，立即取出“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呈上：
“‘青苗法’因为子由有不同见解，诸多条款尚在争议。‘均输法’已经成文，请执政最后敲定。”
王安石立即接过“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拉近几案，移来烛台，对吕惠卿说：
“吉甫，谈谈你对当前朝廷动荡的看法，越详尽越好！”
吕惠卿应了一声，谈了起来……
王安石端坐在案前烛光下，展开《均输法》，目视、手批、耳听、心决，忙忙碌碌。
吕惠卿毕竟是一个才智出众，辩才极佳的人物，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观察力的深透和敏锐。他说：
“三个月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震动死气沉沉的朝廷，震动因循苟且的官吏，震动惧怕‘变法’的重臣，震动沉迷不醒的黎民。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自己却因此而害怕了……”
王安石目不旁视、手不停笔，大声称赞说：
“好！‘变法’伊始，就是要雷滚九天，惊动鬼神！”
吕惠卿受到王安石豪气感染，提高声音继续说：
“现时，‘均输法’还没有出台，‘青苗法’还在难产之中，其它新法正在研究拟定，‘变法’尚未真正开始，我们何罪之有？‘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一事，针对的是培育书呆子的教育旧制，与天下英才何碍？与黎民百姓何干？范镇说‘变法’是‘残民之术’，分明是无的放矢！张方平预言‘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实在是杞人忧天……”
王安石边阅文本，边随口吟出几句诗来：
众人纷纷何足竟，
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
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
不能铢两为千钧。
……
王安石突然笔停手歇，中止吟诗，低头仔细看着《均输法》，挥笔修改，同时头也不抬地催促吕惠卿：
“吉甫，接着谈你的高论吧！”
吕惠卿听了王安石即兴吟出的诗句，心境觉得坦然了。既然王安石觉得不必浪费精力与反对者去争辩，自己何必找气生呢？况且，王安石把反对“变法”的头面人物看作王莽，把自己比作圣人周公旦，可见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觉得再说些什么都是多余的，便概括几句，作为自己议论的结语：
“至于御史台、谏院一些官员的反对，恐怕只是一种本性罢了！”
王安石正在挥笔勾划着，闻吕惠卿之语而大声询问：
“吉甫，你说他们的本性是什么？”
吕惠卿回答：
“维护旧法。”
王安石扔笔抬头，纵声大笑，以掌拍案，连声称赞：
“一语抓住要害！他们立足‘维护’，不想‘开拓’，恋旧而拒新，守死而畏生。此种官员，能有出息吗？”遂即又吟出两句诗来，完成了他那首未竟之作：
“乃知轻重不在彼，
要之美恶由吾身。”
曾布这时凑趣说：
“妙，全诗居境高阔，立意鲜明。最后这两句，铮铮铁骨，毫无畏惧。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在人们如何议论，而是由自己行为的好坏决定的。”
王安石点头：
“千古皆然。我们变法者，只要本身刚正、清廉、光明、磊落，断不会被人骂倒，一定会赢得千古胜负。子宣，这份《均输法》，劳你尽快工整抄写，我要连夜进宫，呈奏皇上。”
曾布应诺接过。
吕惠卿看得出，王安石要抓紧时机反击了，便试探地提醒：
“现时已将近亥时了。”
王安石笑着立起：
“我子时进宫，一日之始，必定吉利。你们都安歇吧。”
王雱此时已将王安石的即兴诗背诵抄写于笺纸上，呈王安石过目：
“阿爸，这首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可以留集的。”
王安石接过，目光一扫，笑着说：
“理太直而诗意少，若为苏子瞻所知，又要说味若嚼蜡了。”说着，一撕一团。
谢景温急喊：
“可惜，可惜啊……”
吕惠卿一笑，说：
“王公子已牢记于心，会流传于世的。”
窗外亥时的梆鼓声敲响了。
亥时梆鼓，传进大内，传进福宁殿，拂动了内寝外厅里的烛光，惊扰了两天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夜徘徊、俯首焦思的皇帝赵顼，提醒了恭侍一旁的皇后。她轻步走到皇上身边，低声劝说：
“官家，已是亥时了，入内安歇吧。”
赵顼闻声站住，抬头望着皇后，吁叹一声，微微摇头，又在室内徘徊起来。皇后望着赵顼，暗暗垂泪。
皇后，河南沁阳人，时年二十三岁，是真宗赵恒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其父向经曾任定国军留后。她贤淑聪颖、容颜秀丽，性情谦和；头上绾簪的粉红珠花，衬托着一双晶莹深情的眼睛，更显庄重秀美。她不似仁宗皇后（时为太皇太后）那样胆略超人，也不似英宗皇后（时为皇太后）那样的聪颖过人，却有着女人罕见的雍容大度、柔静平和。三年前，她以曾祖父的余荫和当时女子的德、才、容、工走进颖王府邸，与当时只有十八岁还不是皇帝的赵顼成了亲。她长赵顼两岁，以秀丽的容颜、温柔的性格与大姐一般的关切，赢得了赵顼的欢心和情爱。一年多颖府内如胶如蜜的生活，连结了两颗相恋相爱的心。在甜蜜的沉醉中，总嫌时光易逝、岁月短促。可现时，当皇帝了，当皇后了，朝廷“变法”了，忙碌代替了安闲，愁容代替了笑脸，昔日的欢乐已经逝去，忧郁、沉默、紧张、泪滴占据了这华丽的宫宇。白天没有尽头，这夜晚也没有个头啊！
赵顼昨日傍晚从琼林苑回到福宁殿后，就废寝忘食反复琢磨着苏轼、司马光晋见中的一言一语。
苏子瞻对贾谊的评论，似乎在诉说他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忽耐”、在等待时机吗？可这个“时机”又是什么呢？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似乎是有所暗示，难道这次“变法”也和商鞅“变法”一样，也会出现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结局吗？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秦王朝兴盛了、败亡了；汉文帝和贾谊相会了、离散了；难道朕也在走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宫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赵顼一天两夜的废寝忘食，惊动了他的母亲皇太后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她俩怀着忧愁惊恐的心绪相约而来。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驾临，都知警戒，宦侍列队，嫔妃跪迎，宫女捧茶献果，皇帝、皇后跪伏聆教。内寝、外厅骤然换了气氛，两夜一天来沉入桌底屋角的笑声重新腾起。
太皇太后，河北真定人，真宗赵恒朝宰相曹彬的孙女，时年五十三岁。容仪慈和、性情开朗，言谈有高屋建瓴之势，常于谈笑之间表达精辟的见解。今夜，她着一件白绸暗花竞博装，头饰黄色五支飞凤珠花，显得洒脱而飘逸。这个女人一生中最辉煌之事是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三日，大内卫卒几十人叛乱，借着深夜攻打皇帝赵祯的寝宫，杀死宫嫔多人。皇帝赵祯惊骇失措，欲越窗外逃，仁宗皇后闻变遽起，闭阖保护赵祯，并组织宫女、宦侍抵抗，等待援兵。叛乱者纵火烧宫，仁宗皇后亲自率领宫女、宦侍提水灭火，并下令身边宫女、宦侍各剪头发一绺为记。叛乱平息后，仁宗皇后重赏剪发者，并以剪发为区别，清查宫内暗应叛乱者，使无一疏漏，悉行斩首。其才智胆略，震动朝野，时年三十一岁。皇帝赵祯屡次吁叹：“皇后决事应变，朕愧不及。”
皇太后，安徽蒙城人，时年三十七岁，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她体态婀娜，容貌秀丽，丽目晶莹，举止端庄，今夜身着青丝暗花紧身服，头饰浅蓝三支飞凤珠花，精明干练之气溢于仪表。这个女人身为皇后的四年中，亦表现了令人感佩的深谋远虑：对其娘家兄弟子侄，严禁参与朝政和领受赏赐，以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即使英宗皇帝赵曙亲下诏令的赏赐、授官，亦强令其娘家谢辞，以避来日之祸。对此，朝臣无不称颂。
曹氏和高氏，在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中是平庸的，但在三百二十年宋王朝平庸的后妃中却是杰出的。
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询问了皇帝赵顼的“病情”后，忧虑消失了。太皇太后抚着年轻皇后说：
“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值你陪着官家点灯熬油，太不值了。我看看，瞧，这粉扑扑的脸也熬白了。快去铺床放被，陪官家上床睡觉去！”
皇后羞怯地笑了。
皇太后远远瞟了一眼案几上堆积如山的奏表，缓缓说道：
“宰相执政行权，是朝廷的规矩；御史、谏官参奏告诫，也是朝廷的规矩。当皇帝的，不能一味袒护宰相，也不能一味厌恶御史、谏官，骂人家是臭嘴乌鸦。这一扯一制，才能把事情办好。历史上还有弹劾皇帝的谏官，你能封住人家的嘴吗？”
皇帝赵顼听得出来，皇太后的态度是明显偏袒御史、谏官的。可能后宫已听到不利于王安石的言词了。
皇太后接着说：
“要当一个好皇帝，头一条是心胸要宽，容得下人。第二条是‘兼听则明’，什么话都要听，特别是逆耳之言……”
太皇太后也许觉得话说得太明白了，她截住皇太后的话：
“咱俩该离开了，别讨他小两口嫌气。官家，要当个不挨骂的皇帝，就得像今晚这样点灯熬油、劳神焦思，在纷乱忧烦中发急发呆、滚练摔打！你看，我这老婆子多狠心啊！”
赵顼明白了，皇太后的话，也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他急忙拉着皇后跪倒叩头谢恩：
“谢太皇太后、皇太后赐恩教诲。”
这时，一名宦值急步走进外厅，跪倒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深夜进宫，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圣上。”
赵顼望着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犹豫不决。
皇太后微笑不语。
太皇太后挽起皇太后的手说：
“王安石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别误了官家处理大事。”
皇太后、太皇太后离去了。
赵顼定了定纷乱的心神，大声吩咐宦值；
“准王安石御堂晋见！”
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王安石踏着梆鼓声在宦值引导下走进御堂。
这场深夜里的君臣会见，是在君臣之间从未有过的。会见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不仅加重了苏轼、司马光在琼林苑晋见中所言所论的分量，而且中止了年轻皇帝游移不定的心，他决意按照苏轼“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的三句谏言和司马光关于吕惠卿“奸巧非佳士”的参奏，重新考虑“变法”的方略。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同样也给王安石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他在宫门等候晋见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震惊晕迷。他知道，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苏轼、司马光印象极佳。特别是对司马光敬重如师、从谏如流。这个突然情况的出现，极不利于自己对皇上的规劝和开导。他本想返回府邸，再待时机，但觉得既然来了又突然离去，不仅是对皇上的不敬，势必引起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使苏轼、司马光参奏之论在皇上心底深扎其根。硬着头皮顶着上吧，现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胆量了！
君臣在礼见之后，赵顼皇帝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三个月来，‘变法’声威惊天动地，朕心甚欢。欢悦之余，冷静思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各路巡察使之遣派，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之决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几乎“啊”出声来，皇上的态度果然变了！这可能就是苏子瞻前日在琼林苑的谏言吧？在子瞻历来的主张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古训：“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虽有合理之处，但与现时“因循苟且”之弊相近相通，是断乎不可容其蔓延的！至于“变法”之举是否“操之过急”？看怎么说吧。“变法”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事先未与二府、三司议商，一声霹雳，轰隆而出，当然是“操之过急”了。但朝廷群臣因循成习，几近麻木，中枢重臣存心反对，故作聋哑，能“议商”得通吗？就算你能做到“诚之所至”，那些“金石”仍然不开呢？难道“变法”就不搞了吗？天下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貌似公允实则糊涂的想法上。只有采取霹雳手段，才能打开僵局，才能出现震动。震动的本身，就是“变法”的开始。在此实情之下，“急”是极为正常的。他也间忧“急”，但“变法”已始，更患急停。
王安石昂起头颅，从袖里抽出《均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