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够抵得上这期杂志的销售收入。进一步说，就算抵得上，对读者评价杂志的影响怎么算呢？
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出版人和主编永远是一对矛盾，而且这事儿恐怕很难完全摆平。一方面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花钱的；另一方面对出版人来说这本杂志全卖成广告才好，而对主编来说最希望的是人家说，你们杂志真好看。从职业的角度讲，主编的意思有点儿像职业经理人，所以最后当然要听出版人的。我跟洪晃打架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上广告对杂志的损失太大，得不偿失，而一旦你的丫头有了前科，再找婆家总不如黄花闺女方便。而洪晃的思路是，有人愿意跟丫头合影，就先收一份合影的银子再说，有人要亲一下，然后再在姑娘肚皮上签个名，那也行。我们两个的分歧就在于，我觉得肚皮上的签名是洗不掉的，除非签字的是咱们女婿，否则还是再忍忍的好。而洪晃觉得，第一，未必就洗不掉，第二，就算洗不下去，将来的姑爷也未必那么介意。其实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盼着把闺女养成｜人物嫁个好人家儿，但是在怎么教闺女方面，我们打起来了。
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俩也没完全达成一致，只能是来来看。以后这种架我们还得常打，打出来的结果往往比假模三道地商量或者叫“探讨”出来的东西更接近真理，但是更多人选择不打的原因，是接近真理的过程容易伤感情。跟洪晃打架的好处是，她不小心眼儿，只要你说得还有点道理，当时脸红脖子粗，明天见面就都忘了。再过两天甚至就成了饭桌上的笑话。这年头大家心浮气躁睚眦必报，小心眼儿的男人都一抓一大把，赶上个女人可以这么大大咧咧，确实比较难得。其实和洪晃吵架需要的主要不是勇气，是智力和判断力，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一点很重要。
具体到那场争论结果，是洪晃拉着美编在电脑屏幕上把那单广告比划了一下，终于放弃了。说实话，那东西放那儿实在太难看了。前面说过，洪晃对钱有强大的热情，但是她还有艺术鉴赏能力，开过画廊拍过电影自己也写东西，一句话，这个女人有脑子，所以即便有时候小不讲理，也反不出大边儿去。
下面说说洪晃的脑子和前面说过要提一提的洪晃的艺术鉴赏能力。先说艺术鉴赏能力，这个比较好说。
洪晃最早弄的一本杂志是“《I
Look世界都市》”，里面的文章我还记得一点儿。比如有一个是刘索拉的说美国爵士乐的专栏，我还见过一篇文章是说“哥特”式建筑的，而且是一篇“下”，这说明之前至少有一个“上”，弄不好还有“中”。在我见过的时尚杂志里面，这篇文章对“哥特”艺术的说法是最具专业水准的，惟一的问题是，它并不适合一本时尚杂志的调子。
我没有挤兑时尚杂志的意思，但是显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时尚杂志并不是办给有脑子的人看的。我不想冒犯读者，但我真是这么想的。如果不是白痴，谁会指望到一本时装美容杂志里接受一本正经的艺术史教育，而且还是“中世纪”的？
伊伟说洪晃（二）
现在看来，洪晃当时正沉浸在所有脑子里充满自以为是想法的艺术爱好者办杂志的误区里面：我要办一本有思想有品位的杂志，它本身就得是一个艺术品和思想家。其实真的艺术品总是好长时间都卖不出好价钱，而很多思想家终其一生都营养不良，或者孤独到老或者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文盲老婆了此残生。总之，洪晃当时很丢人地拥有一个初出茅庐的艺术青年所能拥有的全部幼稚想法和理想冲动，而缺少对杂志市场庸俗本质的基本判断。
当时洪晃办的杂志没别的毛病，就是通篇都是这种“惟一的问题”。其实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洪晃也不是第一次摔跟头，我记得她讲过一个故事，起头说的是“拍电影开画廊都是千万不能干的事”，因为比办杂志烧钱多了。支持这个判断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回拍一个械斗的群众场面，把四里八乡的老乡们都拉来了，两边都举着铁锨摆好了架势站在山谷里就等开拍，山头上的摄影师突然要上厕所，把机器一架先闪了，偏赶上不知道谁和摄像不对付，成心冲着底下一嗓子“开始”，漫山遍野的老乡们立刻一声呐喊，高举锹锨锄头上满弦似的跑起来。因为和老乡们是讲好了的，每个人跑一趟就是10块钱，这边导演一看不好，赶紧举着大喇叭喊“别跑，这次不算”，但老乡们哪管那些，跑完这趟再说……这个故事让洪晃讲起来比这么写着有意思得多，说得你眼前真有万马奔腾，最重要的是洪晃说起老乡们撒丫子就跑的时候那股惟恐天下不乱的劲儿，是我见过的口头艺术的最高形式，也是我对拍电影这件事最直接的感性认识。
尽管如此，在很长时间里洪晃充沛的艺术创造热情构成了她不断骚扰编辑部的理由，这种经常性地爆发出来的冲到第一线的冲动，在症状上表现为强烈的编辑情结和美编情结，站在苹果电脑旁边比比划划，这张图大一点儿，那个字用大黑怎么样，或者仿宋，要不换成中等线呢……
洪晃还自告奋勇当过杂志的栏目编辑，而且每期一定因为晚交稿被罚款。I
Look前不久全体去了一趟青岛，经费基本来自内部罚款，里面就有洪晃的基本建设。我替《乐》约过洪晃的电影评论，她当时挺兴奋，一口答应，条件是我给她拿盘，她给我写东西。洪晃信誉很好，交不了稿就交罚款，每天50块钱的罚款连交了3天，而且很有继续交下去的架势，弄得我自己都觉得怪没劲的，说什么也不让她给我写东西了。
洪晃的艺术热情是被一次一次的残酷现实粉碎的。有一回I
Look的美术编辑弄了一个选题叫“菊儿胡同的大丫二丫和三丫”，找的三个模特分别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和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这种天马行空玩概念的东西当然很拽，但是很容易激怒读者，让他们觉得杂志在拿她们开玩笑，事实是那个选题在激怒读者之前先激怒了评刊的众编辑，这件事好像让洪晃很沮丧。但是这些事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就是让洪晃越来越接近一个真理，你的杂志一定是给人民群众看的，所以个人爱好和品位要服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
后来这个朴素的道理化成了洪晃告诉我的一句话，这是我在洪晃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编辑永远无法避免自我欣赏甚至是自恋，好编辑和坏编辑的一个区别往往只是能不能时刻提醒自己别陷到自恋里去就是了。这个问题洪晃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如果喜欢自己，别办杂志，写书去。”很有道理。
洪晃的模仿能力惊人，像前面提到的学个把群众场面什么的，只是一般发挥水平而已。这部分我不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比我更有发言权。兴致上来逮谁学谁而且最可怕的是学谁像谁，所以能在她身边待得住的人，应该都是心理素质比较好的人。洪晃自己的心理素质也极好，这就让大家在一起比较轻松。有一阵洪晃和宁瀛去拍一个什么电影，中午回了一趟公司，我正好撞见，那是我见到的最有戏剧效果的洪晃。穿着一身很没落贵族的衣服，一看就知道是戏里给安排的，没来得及脱下来，脸上的妆不知道是谁给化的，几乎就要把洪晃化成一个美女了，这给洪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张脸怪怪的，无论如何肯定和洪晃没有任何关系，像从哪儿借来的，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一次事故。
洪晃自己显然也很不好意思，在公司里鬼鬼祟祟的。最要命的是大家都刚刚吃完饭上来，正好是头脑不太清楚又总想说几句话的时候，迎面碰到老板这个样子，和平常的情况迥异，总得习惯性地发表一点意见。结果那天中午洪晃在公司里遭到了各种热情洋溢的表扬，从“漂亮极了”到“漂亮多了”，我在旁边听着实在不像话，又同情洪晃又同情那些发表意见的同事，洪晃是为朋友帮忙，所以才容忍化妆师把自己作践成这样，这正是洪晃敬业精神的具体表现之一。按我的理解，同事们即使称赞，表达的也应该是对洪晃献身精神的敬意，而不是什么漂亮不漂亮之类的东西。非要说，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洪晃。但考虑到公司当时的舆论气氛，我还是很小心地闪了20分钟，尽量回避和洪晃的正面遭遇，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一个人给弄成那样实在是太惨了。但最后一个不留神还是在洪晃马上要走的时候和她正面遭遇了，当时的情况是，我如果装出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显然说不过去，因为发生的事情就写在洪晃脸上摆在那儿。而我也不适合表达我的真实想法，因为对洪晃的新形象交口称赞的同志们就分布在我周围两米不到的范围之内，其中还有一个是我当时的主编，在这种局面下我说任何一句话都会出问题，我既不想让洪晃觉得我脑子里有水，也不像让同事们觉得我认为他们脑子里有水，只好直愣愣地干在当地看着她发呆，而这显然是各种处理方法中最糟糕的一种。这时洪晃的聪明发挥了巨大作用，她冲着我一句：“你丫什么都别说，说我跟你急。”立刻就把我救了。这句话让我立刻想起《顽主》里杨众一边蹬板儿车一边回头，“你丫说谁呢，我知道我傻”，都是比较聪明的表现。
我只剩下500来字说洪晃的脑子，本来这部分我是准备作为本文最主要的部分来好好说说的，现在只好因陋就简。
首先说这5000字的作业，贝塔斯曼约她一本书，讲好是十来万字，结果洪晃给大家这个分5000字那个分5000字地一消化，压力立刻就小多了。这中间有一次洪晃过来说，出版社那边打电话过来，洪小姐啊，出于市场的考虑我们觉得还是希望您写一写和陈凯歌的事。“我说好吧，我就加一章：和本书主题无关的若干人物。”
洪晃写得很好的随笔，有一阵她在I
Look后面写“大女人小女人”专栏，我在后面写“大男人小男人”，从成色上看她的要更好一些。在写字儿方面我服气的人不多，洪晃是一个。洪晃写东西抖的是她的那种别人没有的机灵和那股有点儿“浑不论”的锐气，底子是她的生活。她见的各种神头鬼脑的人比较多，自己又一片浪漫天真，虽然很早就离开国内好长时间在外边，但对汉语却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东西写出来自然路数比较特别。我当时离开自己供职的那家衣食无忧的报社，少挣钱多干活儿地跑过来做杂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有一篇《男人分两截》是洪晃写的，后来三联“生活圆桌”第一本集子的题目，就化了这篇文章作为题目，当时我想，一个能写这样东西的老板，应该比较有意思，就过来了，我没想到的是，洪晃比我想的还要有意思一点。
写到最后我发现其实还是没怎么写到包括粗口在内的很多关于洪晃的最生动的东西。作为一个写字为生的人，我知道有两种人，一种是写出来的比活人更生动一点，另一种是活的比写出来的更生动一点，一般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活得比较生动。在我见过的各种生动的人里面，洪晃在第一阵营。
洪晃说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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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伟不是我招来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突然间，I
Look编辑部有了个时而精神抖擞，时而神经兮兮的寸头。如果说我写的文章不适应时尚刊物，那他的文章也好不到那儿去。伊伟看的书肯定比我多，有时候我不敢太在他面前拽什么欧洲历史和外国文学，骗骗别人我足够，但是这孩子我得当心。他写的文章，就像这里的一样，有一种非常聪明的幽默，特别难得。我喜欢能让我思考和笑的作者，而伊伟的东西永远两点俱全。
我在泡沫经济的高潮曾经企图搞一本《酷》技术杂志，介于“WIRED”和“RED
HERRING”之间，我找了一个北京的外国人当主笔，当时的想法是有很多技术上的资料必须由英文翻译过来等等现在都想不起来的原因，总之，找不看中文的人策划中文是脑子灌水的作法，更灌水的是这个老外给我介绍了一个管理者，结果是他的女朋友，伊伟这个倒霉蛋就被派去做责任编辑。这是个非常失败的项目，根本没成功，但是伊伟能够做总编的本事我倒是有所体会。他是一个会抓主题的人，而且角度非常尖锐。在操作上有两点是没人能比的：考证事实和整体概念。我从来不知道他到那里查来那么多资料，而且这得多耽误功夫！
我看过一本叫《总编辑》的书，里面写得是作总编辑的技巧，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纽约客》总编辑招人，问：“你想当作家，还是编辑？”
应聘者回答：“当编辑。”
总编说：“Good，好作家纽约遍地都是，好编辑没几个。”
而北京也是这样，我曾经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合作，她做编辑一塌糊涂，总要把别人的稿件改成自己的作品才罢休，实在可怕之极。
伊伟是个好作家，但是更可贵的是他也是一个好编辑。
《酷》刊策划完蛋以后，伊伟就去做《乐》。那时候，《乐》是个广告刊，是免费的直投类刊物。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好几本给老外看的吃喝玩乐城市指南。可就是没有一本给中国人看的。我们也就觉得这似乎有点太殖民了，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只有英文刊物，那中国人难道都回家待着？纯属于赌口气，非办不可。说老实话，什么市场调查都没做。《乐》出来之后很受欢迎，伊伟就在《乐》待了几期，但终归由于广告刊不得刊登任何内容，他憋得慌，就跑到《青春一族》编辑部去给青年人编写东西了。就在这时候，他原来的老编辑部，I
Look，开始改组了，原来的知识分子们全跑到《追求》去了。那时候我正在为此伤心，也为刊物干着急。就在这时候，伊伟有一天神神叨叨地说：“哎，晃，找你说句话。”
“行。”我们就进了我的办公室。
“刚去了一下《追求》，”他说，“都在那儿，好像要大干一番。”
我心里非常醋，也非常酸，立刻认为他也想去《追求》，是来辞职的，我说：“那你也去吧，我无所谓。”
他愣了一下，说：“我想听你的意见。”
我当时疲劳加伤心，因为一周走了近十个人！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干什么都不是我能为你们作决定的，我不想多说了，你就去办理离职手续去吧。”
他又愣了一下，说：“离职手续怎么办？”
“去人事部，然后我给你签字就是了。”
他立刻站起来，很常规地说了一句：“行，就这么着。”
过了没几个小时，他拿着离职的表格找我签字，我二话没说就签了，他也没说什么，就这么散了。
大概事过一个星期，小雪出差回来冲到我的办公室说：“听说你把伊伟开啦？！”
“没有啊，”我说，“是他要去《追求》的。”
“他说了吗？”小雪愤怒地质问我。
“他……他……他说他去《追求》了……”我也开始糊涂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小雪实在是看不惯我的神经质管理方式，“你去问问吧，我可是听说人家根本没想走，你就一句话把人给开了。”说完就摔门走了。
小雪走了之后，我好好回顾了一下整个过程，好像伊伟是从来没有说过要辞职，肯定是我误解了。我的第一个反映是，那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