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城则会叛乱。君有难而不殉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
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
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帝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祗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下面的人不劳作。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对上没有粢、酒来供奉上帝鬼神，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给寒者以衣，抚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反对。这是天下的大害啊！”
二十九 非命（1）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2），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3）。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9）。”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12）！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由：当作“为”。（3）于：此处通“乌”，疑问词。（4）此句下失“或以命为有”一句。（5）故：依孙诒让说作“胡”。对：即怼，愤恨意。（6）桀：通杰。（7）知：当作“疾”。（8）厉：即绝灭后代意。（9）用：当作“厥”，丧灭意。（10）居：疑为“虐”。（11）不：疑作“百”。（12）且：通“徂”，往、去意。（13）此句当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三十 非命（1）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2），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3），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4），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5），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6），民不而葆。既防凶星（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9）：“恶乎君子（10）！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統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12），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13），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14），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辩：通“辨”。（3）请：通“情”。（4）此句中“不而”当为“而不”。（5）术：通“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