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小店，亦毫无所获，拿他为南朵美眉刻的藏书章就走人。正在各书摊闲逛，被吴宓先生弟子周锡光先生、新文学版本研究专家龚明德兄碰见，于是一起到周先生在文物市场开的古董店小坐，店中所列多为木雕，其精美令人养眼无比。周、龚二位问及近况，顺及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之事，某趁热打铁，要明德兄割爱他所收藏的各种民国版语文教材与我。他笑着说只要用你的书与我换就行，我记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老话，岂有不答应之理？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稍坐出来，即到斜对面的一家线装书书店，店面不大，但存列的线装书不仅品相较好，而且码得整齐有序。进得屋里看到一套十册嘉庆刻本的《十驾斋养新录》，反复翻看，虽不算什么惊心骇目之书，亦非风神绝世的藏品，但清雅可玩，令我爱不释手。卖书老者，见我反复翻看此书，并不愠恼，倒走过来怕我不再看了似的，说年轻人你认真看，不买都不碍事，现在能看这些书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像钱（大昕）先生这样绝大的学问，居然无人问津，可叹！末了禁不住长“唉”了一声。原来老先生姓陶，是成都古籍书店的老店员，经眼过目的线装书极多，言及谢国桢、徐仲舒、缪钺诸先生来店找他买书搜书的神情，竟快乐似小孩。正说时，成都书家邓代昆亦寻宝至此，说到他前两年从某书贩那里用二万六购得一批语言学家向楚的旧物，计有向楚《巴县志》原稿、赵熙批本等好书，面有得色。陶先生马上接嘴说，是否左姓书友用一万元收购的一整车向楚旧物？邓说，正是如此，左已经分卖了几十万，譬如于右任、谢无量等人的书法都卖了大价钱。陶说，可惜，可惜，向先生健在时，我还见过他来跟我师傅买过书呢。后来越说越投机，还叫我下次去他书店，他带谢、徐、缪诸先生写给他的信让我看，并告知我成都哪家及哪里有真正的好书，一定要带我去亲见，以慰平生。虽然《十驾斋养新录》由于价格原因未达成交易，但我们俩都高兴异常。
眼看今日要空手而归，寻至这半月形书市的弦顶散摊处，费6元竟得只印了1000册的《中学语文课文作者辞典》（一夔主编），令我大喜过望。是书将1993年以前大致所能收到的语文教材514种汇集在一起，对已知作者作了简介，对未知作者存目，并列出课文篇目，尤其是书后附录514种语文教材的编者、出版社、出版日期，近及中国各种语文教材，远至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文教材，资料之功不可没。同在是摊，还得张隆华、曾仲珊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这是研究中国现代语文教材的必备书，以前我曾买过一本，被一中学语文老师索去未还，今重得此书，可以不必计较他借书不还之无理了。某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十年不辍，只要见有关教育的书，稍有意思的就搜罗，以供他日研究之用：《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钱理群主编）系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北大建校100周年而出的书；《国际重要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台湾学生书局）对国际上一些大图书馆的运营采购、馆际互借、借阅流通等均有详细介绍。
对文化的胡乱比较，一直是我厌恶的，这次见《跨文化对话》（一）很便宜便买下了，至于会有什么收获，我现在还不知道。不才识其小，在书讯专栏里看到刘维荣辑的《欧洲文化：书目一百种》，就觉得买此书不冤枉，因为我对书目于治学看书之助，有某种格外的情感。
俞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以前曾读过，不知到哪去了；另一本张燕瑾的《唐诗选析》，这里面的解析很多。这两本是为目前写《像唐诗一样生活》一书作为资料而临时买的，当然也都有一定的留存价值。关于这两年走红的虹影，我并没有一般人那般关注，我对热炒的东西总是有种天然的远离倾向。最近与慕容雪村兄谈到他在读什么书的时候，除了乔伊斯、哈维尔的作品外，就有《饥饿的女儿》。我想看一看从网络上成名的作家看这本书的理由何在，所以花5元钱买了一本。艺术批评家李小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画界因批评得锐利且相对有深度而暴得大名，今得他早年与张少侠合作的《中国现代绘画史》，书中文字不无谦逊，甚至不乏古板，但封底勒口上一幅坚毅的照片已然透露了几分后来的杀气，正所谓其来有自。
我不是佞宋之人，也无钱佞亦无处去佞，所以只好见到有趣的、于自己有用的线装书就买，大多数时候，于版本便无法像前辈那样去讲究计较了。今得线装书三种，一为石印之《问松里郑氏诗存》，书名署题为吴庆坻，跋为金镜蓉，均郑氏一家几代人的诗稿合集。二为《南通孙氏念援堂题咏集》，依次出现在书中的人有：钱基博、孟森、柯劭、林思进、冒广生、章钰等，均为一时之选。我前几年曾得四册石印线装之《郭母太夫人清芬录》（此书名仅凭印象，待考），上有胡适的一大段题词，樊增祥、沈增植等人的书法。尤其是胡适的文字可能不见于任何着录，因为这等应景文字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这倒是研究一个人及社会变迁、相关礼仪流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如将其与我购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共读，可收奇效。三为线装木刻《今悔庵诗》，署名成都张慎仪淑威，未审何人。因为我想研究一下近现代四川文化流变，便收了很多大家不太注意的书，如方旭、赵熙、邓镕、周登岸、刘咸炘、龚道耕、乔大壮、向楚、刘师亮、黄稚荃等人的书。《察荃斋诗集》作者乃邓镕，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女婿是周一良，不知我记忆确否，好像是在《钻石婚杂忆》里读到过。三种线装书品相均极好，书贩喊价160元，我以100元携购回家。
午后于送仙桥文物市场附近一小店，食三两刀削面、一碗粉蒸羊肉、一大碗羊杂汤、半斤白酒，顺购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有三序，以罗以民的序“日记与史学”最为精彩。
记旧书摊
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常去旧书摊的人有三种。一是穷书生，他们是的的确确、地地道道的爱书者，常常囊中羞涩，从嘴边身上省下的几个钱更要好钢用在刀刃上，而新书高昂的价格常常让他们望而却步，心向往之而钱“不多也”，只好来旧书摊寻些有价值的书。有句俗而又俗的话说，“有钱人不买书，买书者没有钱”，他们就属于后者。第二种人是来寻宝的人。书对他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书的内容，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书的内容对于他的学识的增长与人格的完善有帮助，而是因为某本书稀缺，“物以稀为贵”，或者说，他要在纯粹种类的意义上配齐某本书。俗气些说，就是他买的书将来能增值或给他带来名声。他只看书名、作者与类别，而不管它的内容。对他来说，书既是古董又是机器的零部件，越旧越好，越罕见的越好，如果把他们的藏书楼比作大观园的话，那么里面的美女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征：来自各个民族、国度、种族、阶层，穿上破烂古旧的衣服，最好缺个胳膊少个腿什么的就愈发珍贵了！第三种人是我揣测的，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人：他们去旧书摊是种习惯，就好像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又好像是不正常的生理需求。只要手里捏着几个钱，他们肯定是要去逛旧书摊的，正如嫖赌成瘾的人隔三岔五非得去那个地方不可，否则心儿痒痒，手儿也痒痒。去过之后，亦如刚从雅称为洗手间的地方出来，如释重负般轻松，即使事实上正好相反：他拎了两大袋书，已经有些步履蹒跚了。
逛旧书摊的人有许多恶劣的嗜好。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总希望书本身越有价值越好，而价格越低越好。“便宜没好货”这么一条颠扑不破的价值规律他们岂能不知道，不过是强作掩耳盗铃罢了。他们常常希望或者说以为卖书人都是傻子，目不识书，总让他们自己占了大便宜去。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似乎漫不经心地翻弄着如获至宝的找见的书，悠悠地讨价还价，摊主的价钱已经开得很低了，还一边用鼻子哼哼出声音说：“这什么破书嘛，鸡肋而已”，一边装作不耐烦地把书插回原处。很快，摊主让步了，有些急地说：“好，再让一块钱，拿走！”这时千万别傻兮兮地作出喜出望外的样子，而要继续犹疑下去，显出欲买还休的样子，最好是咬一咬牙，掩饰住内心发出的笑，毅然转身而去。这时，摊主会报出不能再低的价格，你这时再欢天喜地不迟。当然，你也可以“一以贯之”，占了便宜还像受了委屈，递给摊主那被你攥了许久的人民币。
在北京摆旧书摊的有两类人：一类像报国寺、潘家园中的固定摊点，多是北京本地人，个别的还有些文化档次，尽管不一定上过什么大学之类，但颇能识货，用蒙骗的手段是不足以对付他们的。他们当中有人囤货居奇，漫天要价，稍好一点的书不比新书便宜，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这书是第一版，多少年没有重印过，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或者与重版书比价钱，他开的价便宜多少。另一类像在五道口、玉泉路、北大小东门的那些散摊，我很恭敬地送它们一个雅号：“游击摊”。摊主多是外地人，以中青年女性居多，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据说他们摆书摊影响城市容貌，在很多地段被禁止出现，而且今天能在这儿出现也许明天就不可以了。记得她们在北大小东门卖书时，总在近黄昏时才出现，一个个骑着小三轮车，有时车上还坐着一个脏兮兮但不失可爱的小孩。如果气氛宽松，她们会掀开盖布，麻利地把书放在地上，通常是书本之类的码在一起，朝上显出书名，杂志、画册、字帖之类的就铺在油布上。如果气氛紧张，她们就不肯轻易把书散开来放，而是堆在一起，只要露出书名即可，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把书叠在一起，用盖布一裹，一溜烟朝小胡同驶去，刹那间无影无踪。
固定摊点上的好书多，价格自然不菲（以我这个穷鬼的经济承受能力为标准），但只要混熟了，他们会给你明显优惠的价格。他们有时也很势利，老买别人的书而不当一回他的“上帝”，下一次就给你脸色。报国寺有一摊主常能搜集到不少好书，每次去他那儿都不会空手而返。但有些日子因为讨价还价最后未能像现在的大国外交辞令所说的那样“达成高度一致”，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赢性“伙伴关系”立即岌岌可危，稍有不慎，一捅即破。刚认识不久，他友好地说：“以后你如果买书多，不好拎，就来我这儿拿塑料袋。别客气，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有一次买书不少，却因为他开价太高而故意没买他的，问他要个袋子时，他脱口而出：“我又不是塑料袋供应商，也不是你的后勤机构，袋子也不是捡来的。”真是出语惊人，让我无地自容，好像我行乞不成还要接受人生哲理的馈赠。我平日里常被人认为是“不识时务、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这下总算有了一次社会实践，饱尝了一回世态炎凉的滋味。
“游击摊”摊主算得上有北大老校长“兼容并包”的精神，她们打心眼里用众生平等的目光对待所有的书，也许她们知道所谓的好书坏书是因各人的需要不同而人为评定的罢。既然要什么书的人都有，而且什么书都能赚钱，她们便怀着民主宽容的精神接纳每一本（种、类）书，大大方方地把它们展现于读者面前。我们不要低估了她们的聪明，她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揣测各种书的价格：询问有经验的人，问读者，看出版社（三联、中华、商务、上海古籍的书价格明显高于其他书），看作者，看读者的眼神与动作（欣喜、失望、平淡、留恋）……有时候当读者抽出一本书递给她们探询价格时，她们会自作聪明地说，这是某某人的书，至少要个几块钱吧，煞有介事般，还真把你给唬住了。她们的摊子上有些书我每次去都看见摆在显眼的地方，也许是从来没有卖出去过，也许是收书时收得太多；逛多了，逐渐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肯定是一本名著，不然那个书名怎么会那么熟悉呢？大部分时候她们开出的书价太低了，连我这个寒碜的穷书生都觉得若再压价就有些像“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们那样“为还价而还价”了。我也看到过有人在旧书摊夸夸其谈时爱亮出自己身份，像“名校的博士生”之类的，一边要赢得别人的尊敬，一边拼命地压那本他相中许久的书的价，好像买回去的是一堆废物。每每此时，我都有些为他害羞，赶紧躲开。
我曾为一件事洋洋自得过好久：以廉价买旧书，赠益友得真情。最开始逛旧书摊，只要看到文革后期版的平装的鲁迅先生的集子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送给朋友、同学，尤其是《野草》、《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少说十几遍也买过了。后来才知感慨自己的财力微薄与类似的书太多，而且这事纠正了我的一个旧观念：好书也能出现在旧书摊，不一定要像典章般雄踞于大书店或图书馆。在旧书摊上碰上较难找的好书，即使我有，仍会毫不踌躇地买下来送人，这估计是我这个吝啬鬼少见的慷慨了。
有两个人物不单独提出来讲不足以说明旧书摊风景的极致。那年头，北大东门有一中年摊主，个子挺高，聪明而绝顶，嗓门大得像喇叭。他的书摊常有好书，但来路不正。每天他都到得很早，每有另一个摊主摆出书来，他都会巡视一遍，先挑出其中的好书，以较低的价格买进，然后汇集在一起，以高价卖出，而且绝不二价。讨价还价对于旧书摊顾客来说有两种涵义：一是计算着物有所值；其次干脆就是一种惯性，既然是买卖，哪有不还价之理，新书店还打折呢！但是这位摊主首先声明：“我的书是好书，好书值高价。你要占不懂书的人的便宜，那不是我的管理权限；你要占我的便宜，没门！”你无奈地拿起准备付钱时，倘若再嘟囔两句，他立刻说：“这位先生您走好，书不卖给您了，请您放下来！”闹得你一个脸红脖子粗。有一次我为了杀价与他套近乎，连吹带拍地对他说了些好听的，他有些飘飘然了，情不自禁地说：“我老爹是教授。我不肖，不能子承父业，只配卖书。但您还甭说，以我卖书的水平，一位北大教授说了，我可以给北大中文、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开书目！”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他时说：“只有在北大周围才有这样卖旧书的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我这个向来不懂曲终奏雅大团圆的人要说一句令人沮丧的话：两三年后，我在中关园看到他还在卖书，但卖的是盗版新书。他似乎没有了昔日的豪情壮志，冲我这个熟人憨厚地一笑，说：“这个比旧书来钱！”再后来，他似乎销声匿迹了。
正如开卷必有益，旧书摊的书与书主都难免良莠不齐，更有人专卖黄色书刊。咱们只好辩证地把这看作沧海一粟，弱水三千之一瓢。有个老头，在北大小南门外的巷子里摆个书摊，铺在外面的书的封面已让你心惊肉跳了，藏在一边的袋子里的书的内容从头到尾毫不离开女性身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从未目击过有人购存这种书，尤其没有北大同学模样的人，这总算让我长出了一口气。可惜我担心老者没有顾客，成天没有收入何以为生，终于有一天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