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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办公室里只有小小的几个书柜，陈列的书也不过几百册，但在我眼里简直像宝山。不时看木兆先生掏出宝贝来。很多只能在姜德明、倪墨炎等藏书家那里才能看到的书影，在这里都看到了真身，这实在是难得的眼福。说到叶灵凤的《香港风物志》，木兆先生随手就找来了这本书香港的初版本，这不能不让人惊喜。有时在书上还能看到一些京华文化名人的题识，也足可让人感慨。藏书是需要眼力的，看到他收的一本民国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知道是蔡元培的著作，因为鄙人这几天正每晚在枕头上翻他的自传。他用很便宜的价格收到这本书，问他如何做到，他只淡淡地说那些书贩不懂书。这里还看到了被傅斯年骂做“上虞老贼”的罗振玉的一本手迹，蝇头行书，洒脱流畅，品相绝佳，真是难得的珍品。买这样的东西，没有足够的眼力，是做不到的，印象中罗振玉行世的法书大多是以甲骨文体为主，要判定他的行书真伪，一般人确实是不易措手的。
木兆先生是科班出身，能浸淫到藏书中去，自有基础，像我辈这样的半路出家，想成为藏书家，大概是痴人说梦。此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彻底打消了自己想做藏书家的幻想！聊到了一些人的读书品位，觉得很有意思。譬如对张中行的唠叨，董桥的矫情，周劭的信口开河，大家的看法很一致。范曾那样的散文，也能被人奉成美文，实在想不明白。但对于二周，都是彼此服膺的作家。木兆先生对周作人看来是有研究的，收集了很多周氏的单行本，说起有关周氏的文章也是如数家珍。我说到周氏旧居八道湾，很想有机会去看看，他说他还没找到在哪。他提到有心访问一些周氏的后人，想了解一下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弃世前几天的境况，这大概是所有关心周作人研究的人都想知道的，但愿木兆先生能完成这一功德无量的事。
谈到现代的几个藏书家如郑振铎、唐韬等人的藏书归宿，这些人毕生的收藏最后都是进了图书馆。木兆感叹说自己每月花在购书上的银子有数千元，藏书是只进不出，最后的结局也怕是捐献给图书馆。藏书家不同书商，大概都是这样的傻气吧？正是这样的傻气，才让人尊敬。平时节衣缩食买书，千方百计聚书，辗转辛苦访书，到了最后呢？藏书不是流散就是进了图书馆，但这实在是文化流布、造福读书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正是有这样一群人，文化的薪火相传才能绵绵不绝。由此看来，木兆以至“闲闲书话”的书虫们功莫大焉！
不知不觉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想着赶回酒店看世界杯，便匆匆告别，访问书房的计划只能待以来日了。提着他送的一套精美的《知堂译文集》，来到街上，已是华灯初上。和他并肩走在去地铁站的路上，突然想这里就是以前鲁迅刚到北京寄寓的地方啊，北京也真不愧为文化古城。在红尘万丈的京华，能不为物欲左右，探访旧书，摩挲珍藏，在如此多的文化名人生活过的地方缅想前尘往事，木兆先生可谓有福矣！
网络论坛有程蝉
程蝉，据说是位女子。但她注目江湖，而且颇有心得，笔走也有劲，《人心江湖大》，《千万年笑傲江湖》，仅题目就让人感到江湖风雨交加。而我最喜欢她的《侠客行》：“游侠不再。其实游侠也许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只是因了在中国的艰难时世中跋涉的人们对可望不可即的自由的巨大渴求，才有了武侠小说，才有了武侠小说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游侠们。”我的目光第一次碰到这段话，心头不禁一震，同样是捧读武侠小说，程蝉却是俯看了，她看得广阔，看得深远，看得苍凉。
程蝉读过李劼的《论晚近历史》，知道李劼说过，在中国，江湖这个概念是一个与庭院处于对立状态的方位名词。但是，程蝉由此更扩而大之，她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两者力量相差之悬殊令人瞠目结舌。庭院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包的；江湖只能在庭院的偶尔疏忽间，出来顽皮地探头探脑。两者一旦正面交锋，江湖必然一败涂地。”看到这段，我心里一下涌起古人的那句话：“庭院深深深几许。”多少年前，我曾以《秦始皇》为题写道：“做梦也没想到/帮孔子的学校/修建了围墙”——千百年了，这道长长的围墙围绕着的大大的院落，它一重重墙壁阴影重叠，它一道道大门厚重结实，这阴暗厚重压得太阳每每刚刚升起便向西落。程蝉通过众人皆熟的武侠小说看到：“游侠们依旧留给世界一个倔强的背影，在流浪的道路上体验着绝对孤独所成就的审美性的传奇。他们所坚守的原则只有在其坚守的前提下才具有了真理性的意味。”这倔强的背影让人想到这世上还有别一种精神，恰像程蝉说的，那是一种拒绝，那是一种放弃。
程蝉的目光仍是俯看的。程蝉目送游侠的背影走到他们的江湖里去，游侠们没有想到，他们从一个古老的院落走出，却又走到江湖这另一个院落里去了，在古老院落这个大背景下生出江湖这另一个院落，可以说，它的很多地方只是前一个院落的翻版。程蝉通过她的《人心江湖大》一文揭示道：所有男人女人都在政治中徘徊，人们又都在争取笑傲江湖的可能。程蝉写道：“江湖发展到这个年代（约为明朝），所有的局限处都开始凸显。少林和武当作为武林正义维护者的阙如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缺陷。而正义本身也不得不陷入政治的频繁争吵中。在此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以暴易暴，即以暴力和手段获得成功，永远不能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这就是方正和冲虚的可悲之处：他们值得怀疑的不是自身的人品，而是身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被迫承受了一个没有成功可能的身份。以恶的手段来争取善的胜利，对恶的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承载，都使得整个江湖成为一个悲剧。这才是没有人能够笑傲江湖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超越后的再次超越，于是，退出江湖就又成了一句话。
院落是无边无际的院落，江湖不外是院落的翻版，这就使人猛然意识到院落与江湖不过是一种语言的划分，这中间原本从无界限。院落即江湖，江湖也就是院落，程蝉上述的思考与揭示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既是宿命，便如笼罩，逃离既不可得，退出，又退向何处？
程蝉让我不知该向何处去想了。
沪行记零
上周我在刚刚开通的“天涯书局”发了头一帖，高喊了一声“书局万岁”，便匆匆忙忙提上行李跑到上海去了。
上海是我近年出差次数最多的城市，我简直对去上海有点烦腻了。不过，对这次到上海事先倒是很有热情，原因有三：距上次沪上之行已相距近一年，可以到旧书肆逛逛，看看能淘到点什么古旧书；自从上了“天涯”之后，认识了不少上海的网友，趁此机会可以与他们见个面；上海正在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或许可以抽时间参观一下，饱饱眼福。这也是我到上海除公务之外的“三大任务”。
以前到上海出差，我一般都下榻浦东，此次被安排在浦西的银河宾馆29层住下。由于楼层高，可以鸟瞰上海大部分市区。我感觉这几年市区变化最明显的，是增添了许多高楼大厦和高架快速路，城市面貌正在发生快速变化。
不过，我站在窗前，望着林立的楼群、穿梭于其间的快速路以及往来流动的车辆，竟产生一种奇妙的幻觉，好像自己是在看一只脏猫浓密的毛下有许多跳蚤在爬动，用一把细密的梳子就可以梳出许多跳蚤。又想起了北京的城市景观，感觉北京就像理了“寸头”的农村小伙子，有点匪气；上海就像头发长短不齐的都市中年男子，整天忙碌，略显疲惫。
闲话少说，为了发扬书话有写“访书记”、“访友记”的优良传统，我也把这次上海之行记录下来。
逛旧书肆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福州路古籍书店三楼的博古斋。博古斋乃沪上古书最为集中之地，是考察当地古书行情的风向标，所以不能不去。
但我这次光顾博古斋的时间很不巧，由于在二楼卖新书的地方停留了将近一小时，等到我上到三楼时已接近下班时间。店员提醒我抓紧时间，或者明天再来。我也就只好用最快的速度将架上的古旧书“扫瞄”一遍，这里陈列的书从数量上看远不及北京中国书店的多，从质量上看也显得平平，大多是晚清末、民国的刊本，乾隆以前的清刻本似不到十部，明刻本好像只有一部，也都是些常见的书。总体来看，书价要比北京的中国书店低廉，比如架上有一套原刊的《刘申叔遗书》，74册，标价为2000元，而同样的一部在中国书店新街口门市部就标价6500元。
匆忙之间，我只挑了两部书，一部是《涵芬楼秘芨（第三集）》（共8册），收《西湖老人繁胜录》、《孙氏书画钞》、《松下杂钞》、《彭氏旧闻录》、《太仆行略》、《明译天文书》6种；一部是《淡庵幸草》（1册）。
第二个目标是位于瑞金路的新文化服务社。由于店面设在弄堂里，这家国营的旧书店显得很冷清，不过就旧书数量而言，算是上海旧书店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吧。
新文化服务社的店面分里外间。外间面积较大，摆放的主要是一些80年代以后的旧书，在入门处右拐的那个墙角，还摆放了一些老商务的“万有文库”零种，我在其中找到了一部向达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3册装）。里间则是精华所在了，主要销售1949年前的出版物和部分线装古籍，去年春节前夕，我就在这里买了40余种旧书，过了一把狂淘的瘾。不知何故，这次里间竟关了门。在我的诚恳请求下，一位老店员为我开了里间，让我进去选书。
但这次的运气不如上次的好。听说在这里淘书，主要还是要看书店有没有进新货，如果赶上店方新收了一批图书馆撤架书或有点名堂的私人藏书，就会有不菲的收获。看来，我只有拣拣别人啃剩的骨头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挑细选，我手头也有那么一摞了，虽然其中多是属于“可买可不买”之列的旧书，但价格还比较公道，也就买下了。其中稍可列出的，也就是梁启超著的《王荆公》（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法布尔著、宋易译的《家常科学谈》（开明书店1946年再版）、陈延杰著的《经学概论》（商务“国学小丛书”本）、王钟麒编的《晋初史略》（商务“史地小丛书”本）、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的线装本《龙川词校笺》（中华书局1961年初版），此外，便是一些“四部丛刊”的零种。
第三个目标自然就是文庙周日书肆了。为了能赶在早晨7点半文庙开门时到达，我特地让宾馆在早晨6点半通过电话叫醒我。好在周日清晨上海的街道不塞车，用不到20分钟，我就赶到了文庙门口。
虽然离开门还有一段时间，但那里足足已聚集了200多人，其中大多是胸前挂着营业牌号的书贩。看他们那扛着装满旧书的编织袋、争先恐后往门前靠拢的景象，我真为他们感到可怜。为什么不可以像潘家园那样提前到4点钟就让他们入场布置摊位呢？那样不是可以更从容一些吗？还有一点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淘书者入场须花一元买门票，这可真是典型的“聪明而不高明”的手法了。
说老实话，我来文庙并非想在这里淘到什么好书。这一年来，在网上看到过不少网友文庙淘书的帖子，知道如今的文庙好书寥寥无几。我主要是想再次感受一下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它的旧书市场发展的一般情况。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上海旧书肆的经营者多为本地人，而北京旧书肆正好相反，多为外地人。这种现象的背后必有一定原因，但我实在还弄不明白其间的原因。
文庙书肆规模不大，场地狭小，大约也只有北京报国寺旧书肆的二分之一，潘家园旧书肆的七八分之一。虽说一大早入场淘书的人还不多，但摊位之间的走道已经拥挤不堪，如此淘书，真是受罪。
我转了两圈，实在也没发现那种让人“三步两回头”的好书，只买了三册：一是商务1955年再版的《西藏王统记》（王沂暖译）；二是开明1949年再版的《诗词散论》（缪钺著）；三是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初版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遐寿著）。这三册中仅知堂的书差慰人意，摊主索价40元，我试以30元还价，不意竟得爽快应允。此书我已有三种版本，独缺初版本，购得此册，也算又填补了我的知堂著作初版本收藏的一项空白。
晤长乐老
在见到长乐老之前，我一直在想像他的模样。
我曾经见过一枚外国藏书票，画面上是一位中世纪的书痴坐在抄经台上，一手拿着掸帚，一手在翻阅经书，书痴戴着深度眼镜，身后左右是一排排塞满图书的书架。
我想像，长乐老大概就有点类似这枚藏书票中的老学究的样子：汉学书店里大概光线很昏暗，厚重的书柜里插满各种艰深古奥的学术著作。在书店的一角，有一张古旧的桌子，桌子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各类工具书和刚刚从出版社寄达的图书目录。如果你不太仔细观察，你也许不会发现桌子后面还隐藏着一个人。他是这家书店的店主，但他似乎不太关注都来了些什么顾客，顾客们都在翻阅些什么书。他静静地蜷伏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捧着一册书，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不知今世为何世。只有当顾客向他问什么问题或者交款时，他才会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惊愕的样子，眼光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你一番，然后毫无表情地跟你搭话。
想像归想像，长乐老实际上不是这种臆想中的形象。
在去上海之前，我与长乐老通过短信息联系过，我表示一定要去拜访他，他说，能见到你很高兴。
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当我跨进长乐路上“上海汉学书店”的时候，店中只有一个人，我猜想这个人应该就是长乐老了。几乎是同时，他也猜出了我，“你是木兄？”然后伸出宽大的手掌，把我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抖了几抖。
汉学书店的确非我想像的那种格局。由于它临街，且大门为玻璃门，所以店中采光极好。面积大约是40平方米，除去里间的库房，实际的店面也只有25平方米左右。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斗室中，却集中了时下学术出版物最精粹的部分。
我没顾上与长乐老多寒暄，放下背包，便一面向双手哈着嘴中的暖气，一面在书架前巡阅起来。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书一般每种只有一两册，所以种数极多；其次是书的总体质量很高，所谓无“俗书”是也；再次是所涉及的学科极多，举凡人文科学各门类的著作都能找到。最后，也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都还未露面的最新古籍类图书，在这里已经上架了，比如上海古籍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一书，我在别处专售古籍的大书店中均未见到，而在汉学书店却有了。而所有这一切，正说明了店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