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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内阁投票表决退出国联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退出国联的问题的意义未充分领会，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达到了目的，退出行动本身竟成了目的。为达成此目的而狂乱呼号的言论界的现状，表明帝国人心之轻佻。瞻念前途，不胜忧虑。相信时日推移之后必悟此理。
或许牧野还应该详述一下媒体在为满洲战争制造支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过他对公众对于反国联的宣传不加批评的态度没有说错。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彻底改变观点。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宫廷对军事扩张采取姑息政策的背后，是对扩张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描述。相反地，日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国的纳粹抬头对日本来说是个好兆头。德国在日本之后退出了国联，成为英美和苏联的潜在敌人。1933年，纳粹德国也处于非常状态，与日本一样，正致力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
日本的“生命线”
这样，日本的领袖们为了使他们在满洲的行动正当化而提出的思想观念，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非常时期财政和贸易联盟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对立中找到了援军。1932年1月28日，在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进讲”中，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为陆军创立独立的“满洲国”做解释时，强调了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资源和领土的不足。他告诉天皇说，“日满共同经营”，将使日本能够“抵挡外国的经济封锁”并“永远成为一个强国”。另外，掌握了整个满洲，还将解决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预计将达到7000万的“人口问题”，为日本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
松冈洋右（南满铁道会社前理事）也于1932年2月8日在宫廷“御进讲”，题目为“日满关系和满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对裕仁的提问，松冈用生物学做比喻，有些暧昧地强调了维持像日本和中国这样在人种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间的亲善关系的困难之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学家的天皇这样说。
经常参加宫廷近臣讨论的近卫将围绕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置换为白黄人种之间的种族冲突，宣称日本人在精神上优于对手白种人。对近卫来说，满洲事变就是“一道穿透正覆盖日本周边的黑云的闪电”。他论述道：“即使满洲事变没在那个时候、以那种形式发生，迟早也一定会进行某种尝试，驱散这乌云，为日本的命运开辟一条道路”。在1933年2月发表的题为《改造世界现状》的文章中，近卫就人口压力与战争的因果关系发出了马尔萨斯式的警告：
战争起源于领土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调节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现状，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和平。为此，至少应承认“经济交流的自由”，即，废除关税壁垒和开放资源，以及“移民的自由”这两大原则。可是这些条件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对日本来说，年年近百万人口的增长，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受到沉重的压迫，”我们不能坐等实现，“不得已，作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们选择了向满蒙的进展”。
对于近卫来说，自然法则的必要性、不可回避性和自我保护证明了日本征服亚洲的合理性。他这样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坚持审判日本在满蒙的行动。他们或是挥舞国联的公约，或是以不战条约为盾牌谴责日本的行动，甚至还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敌那样的口吻嘲弄我们。然而真正妨碍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们。他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们。
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需要领土上的“缓冲地带”以抵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人来说，一个“独立的”“满洲国”的构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满洲国”的卫道士们还以其大量资源形成的巨大经济优势作为他们侵略的理由。及时建立的“满洲国”将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为日本不断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园和食物，同时它的煤、铁和农业资源将加速日本经济的成长，在此期间为未来与美国的持久战争做好准备。
将帝国日本转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 ，对在亚洲的西方殖民竞争对手拥有抗衡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寺内内阁所追随的“亚洲门罗主义”的重演。自给自足体制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只有当西方势力被认为是在恶意欺侮日本时它才会获得这种支持。自给自足经济也对日本资本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当时，他们正在摸索减轻对外国资源和技术依赖的方法，准备将他们的国内投资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和化工业。
满洲事变中，那些由日本舆论领袖鼓吹的夸张利己的对国际形势的解析中，没有什么比把满蒙描述成日本经济、战略和道德的“生命线”、“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赢得陆军支持的说法了。生命线的比喻最早由松冈提出，激起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关于陆军在满洲行动错误报道的影响，许多日本人似乎很愿意与甚至是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以保护祖国、维护国家的荣誉。如果说对“满洲国”的承认和退出国联，导致了对国际法本身的抛弃，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际法是西方的概念，是为了在一个有利于英美的时点把国际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将以发源于天皇的规范为基础，创建自己独自序列的国际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爱用的抽象的法律更为真实。
近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感。他在早些时候（1918年12月）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就曾论述说白种人歧视黄种人，如英美那样的先进国家垄断殖民地，违背了“正义与人道”的国际基准。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提倡“对维持现状的盲从”，而要提倡一个将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视角安排秩序的“和平之标准”。
这个将现时代视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种族群体的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如今使近卫倾向于支持事变，提倡解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废止支撑它们的各种国际条约。在1935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近卫批判了国际联盟、凯洛格—白里安协定、九国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说：“意大利的政治家极其大胆坦率地说明了意大利为什么必须扩张。德国的政治家把德国需要新的领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纳粹纲领中。然而日本缺乏这种坦率。”近卫认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脑袋里渗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机构奉为了神圣。”
尽管近卫因为这些强硬的主张经常受到元老西园寺的批评，但却得到了裕仁的赏识。无法证实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是否受到了近卫的影响，但裕仁一直接触的都是列强出于人种对立的心态，企图遏制日本上升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的观点。此外，我们还知道近卫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与天皇最为接近的宫廷官员，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英。这些精英，是舆论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终是短期的政治考虑使裕仁与军部携起手来。裕仁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现状，并从这个事实中获得了信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西方列强承认“满洲国”，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因其侵略行为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在裕仁看来，当务之急是稳定因首相暗杀事件、近臣遭袭事件和政变未遂而动摇的国内政治局势。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与关东军司令的冲突，他需要关东军来守卫“满洲国”。
炮击山海关
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
时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结婚已经8年。她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活了下来，当时正怀着第5个孩子。那个夏天，满洲的形势迫使他们留在首都，无法去叶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们在各自随从的陪伴下度过很长时间，认真执行着有规律的工作日程。习惯上，裕仁7点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点。两个人不用仆人帮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两个“女官”准备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一名女官摇铃，当班的侍卫们便知道可以进来并问候他们了。他们的一天从入浴开始，随后是各自进行户外运动。怀孕的良子的运动包括照看花坛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场高尔夫球。到中午，裕仁从办公室回来与她共进午餐，然后去工作直到下午4点，再和她一起喝茶。他们在6点30分前后共进晚餐，9点前后吃些点心，通常是10点到卧室就寝。当良子不侍弄花园时，她便利用这个时间为满洲的部队卷绷带。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们人生中最感压力的一段时间。他在艰难地处理满洲危机，而她则担心自己无法为皇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他们作为国家的公人，一直过着严格管理下的生活，近来他们听从内大臣牧野、秘书官长河井和侍卫长铃木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照公主离开宫廷，住进皇宫内的另一座建筑。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反抗这一宫廷传统。
在这种氛围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产了。之后裕仁的压力开始增大，被要求添置侧室以完成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曾任学习院院长和宫内大臣，服侍过明治和大正两代天皇的长老田中光显伯爵开始在东京和京都物色合适的侧室。他们选出10位公主，其中3名进入最后一轮选拔。据说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宫，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义的裕仁据称除此以外再没给过这位公主更多的关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怀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们的生活危机结束了。
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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