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准备正朝着和平条约的方向快速推进着，和平条约将把日本纳入美国领导的对抗苏联和中国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集团当中。裕仁此时秘密地使自己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使美日单边军事同盟的协商变得更加容易，关于这个协商，事实上日本给了杜鲁门政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挺进到鸭绿江
根据历史学家丰下楢彦的推想，裕仁的外交介入是在1950年4月18日他与麦克阿瑟第十次会面之后随即展开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问题（1947年5月6日的第四次会谈以来）一直是放弃战争的宪法，和彼此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据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谈时给天皇作翻译的松井明所言，1949年11月26日，正值关于和平条约的争论不断升温之际，他们讨论了“和平问题”。4月18日的会面中，话题中心是共产主义阵营对日本的威胁。据说，两次会面中，麦克阿瑟都宣扬了“第九条的精神”。而除了公共宣传目的之外从来不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裕仁则坚持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护日本。也许是感觉到在日本的安全问题上，他与最高司令官之间的分歧是无法克服的，天皇最终决定回避这个问题。
可能有两个背景因素影响了他。1950年2月，苏联重新提起了裕仁的战争犯罪问题，以他在二战中批准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而要求对他进行审判。
另外，4月6日，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律师被任命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特别顾问，这引起了东京和华盛顿对和平条约的谈判将重新开始的推测，自1949年秋以来，有关和平条约的谈判因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意见不一而受阻。丰下推测，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十次会面后，财政大臣池田勇人赴华盛顿时，曾带去天皇给麦克阿瑟的财政顾问约瑟夫·M·道奇的秘密私人信件。信件的“大意是［吉田］政府希望尽早缔结讲和条约。即使这样的讲和条约缔结了……也可能需要让美国军队在日本驻留，如果从美国方面不好说出口，作为日本政府，探讨由日本方面提出的方式也可以。”简而言之，是裕仁，而不是吉田，做出了加速缔结和平条约的第一份努力，和平条约将结束占领统治、在日本保留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并将归还日本的独立。
杜勒斯6月下旬来到东京，开始了结束占领的和平条约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全面谈判。当他与吉田第一次会面时，他对这位首相感到很失望。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吉田与裕仁不同，表现出一副不慌不忙、不情愿接受安全保障问题制约的样子。三天后，6月25日，北朝鲜派遣军队越过了北纬38°线，向南朝鲜的内地进军。分裂的朝鲜半岛的区域性纷争转变为全面内战。一向反应迅速的杜鲁门政府立即决定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一夜间将冲突国际化。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司令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对北朝鲜展开了陆海空的军事打击。
与此同时，裕仁得知了吉田与杜勒斯的糟糕会谈。战争爆发的翌日晚上，他通过宫内厅的松平康昌给杜勒斯带去“口信”，表达了对吉田的不信任。根据杜勒斯的记述，口信的“要点”是，美国官员“前来日本视察实情时，只能见到日本政府中得到SCAP正式认可的日本人……显然，SCAP认为他们有持有军国主义的观点，因此害怕接触这些经验丰富的人物。”但是，正是这些多数已被解除公职的干练官僚能够向“关心将来日美关系的美国人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协力”。裕仁“建议在有关和平条约的条款进入最终程序之前，应该设立一个由真正代表国民的日本人构成的某种形式的咨询委员会。”
在《新闻周刊》的两名记者，哈里·克恩和康普顿·帕肯汉姆安排的晚宴上，松平向杜勒斯传达了“口信”。早在两年前，对麦克阿瑟的经济改革和战犯清除持批判意见的克恩和帕肯汉姆就组织了一个“美国对日协议会”，致力于促进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裕仁也许认为，涉及到和平条约和军备重整问题，自称“臣茂”的吉田已不再是“日本国民的真正代表”。对于裕仁来说，克恩和帕肯汉姆再开了一条绕开首相的新的、独立的渠道，就像他先前绕过麦克阿瑟一样（原文如此），通过这两个人，他可以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在宪法上这应该受到谴责，但这正是裕仁的特征。事实上，他正在复活战前的“双重外交”的传统习惯。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返回东京，解决剩余的问题。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杜勒斯阐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是否有权力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期间、必要的地方、驻扎我们认为必要数量的军队？”希望在日本全国无限制地部署军队的杜勒斯担心日本会试图引美国让步。但是吉田没有做任何努力，即便是形式上的，去限制美国在独立后的日本所持的特权，他简单地就作出了让步。美国获得了军事基地和治外法权；日本甚至还要建立一支5万人的“代用”军队。显然，吉田表现得很无能。但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的失败表现——同意设立基地以取得力量平衡；反驳杜勒斯关于美国将军队留在日本是一种友善行为的论点——恐怕更多地与裕仁的影响有关，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误。
为了促进和平条约的商讨和谈判，裕仁及其亲信与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接触了多少次我们无法确定。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们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宫为杜勒斯举行了晚宴。那一年，他还在其他场合与杜勒斯至少见过两次面。这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定不会将昭和天皇仅仅视为一位礼仪上的元首。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初期那股要发展民主主义的热情冷却下来，左翼领导的工会组织受到了攻击。对左翼的政治镇压风潮随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众对新生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批判天皇表现得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个夏天，讽刺杂志《真相》报道了一名来自长崎县佐世保市的青年称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诉讼。很快，《真相》的发行商佐和庆太郎以诽谤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亲王也因为公开反对复活“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和警告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鲁门授权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受到中国的警告——美国（而不是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将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并将导致中国做出直接反应——的几个星期后，麦克阿瑟得知中国说要做出反应的威胁变成了现实。中国30万人的部队越过边境进入了朝鲜。鲁莽地扩大战线的美军很快败北，不得不大幅度后退，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到了1951年1月，曾经命令部队挺进到鸭绿江边，如今变得恐慌沮丧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鲁门政权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学生举行和平集会
在新任命的第八军司令李奇微中将将中国军队的推进阻滞在三八线附近之后，麦克阿瑟再次超越权限，发表了未经授权的公开声明，威胁中国说，“除了胜利，别无选择。”4月11日，愤怒的、忍无可忍的杜鲁门终于因其反复违抗命令并企图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地方而罢免了他。四天后，裕仁对在战争中打败了他而在和平时期又保护了他、享有很高声望的元帅朋友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拜访。在日本期间，尽管裕仁的随从曾竭尽全力邀请，但麦克阿瑟一次也没有去过皇宫。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启程回国。在他驱车前往羽田机场的途中，道路两旁是被征服的国民组成的长长的送行队列。欢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宫内厅的代表向他挥手道别。
六年多的时间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将军坚忍不拔的意志，视他为一个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职使裕仁感到震惊。这是否预示着和平条约的缔结将延迟？也许美国的基本政策要发生改变？朝鲜战争要进一步扩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询问杜勒斯以寻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烦。他回答说：他“无意讨论事情的功过，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在我们的制度下，平民高于军部的示范……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谈论就到此为止。
1951年10月，裕仁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吉田政府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他们发出了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 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面写道：“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
2000多名学生唱着“和平之歌”，而不是传统的国歌“君之代”，在校园中迎接天皇的到来。当局对学生们象征性的行为和有失礼节的表现感到震惊，大约5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和常规警察冲入校园，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的报纸站在警察一边，批判了学生的做法，宣称大学中发生了“世纪丑闻”。8名学生因和平抗议被开除学籍。学生组织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日本新闻界将学生的行动视为不敬罪，连续数周以煽情手法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全国上下，许多人指责学生们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礼仪的年轻人。然而，同样也有许多学生的拥护者，表示对天皇的反感，或是对天皇完全没有兴趣。
京都大学的抗议事件标志着不敬罪在事实上的复活，也标志着保护天皇的更为传统的手段的恢复。它为“人间天皇”运动带来了一个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领导人，时代已经改变，任何想恢复君主权威的行为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从这次紧张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裕仁在适应日本不断涌现的反军国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
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GHQ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8年，欧洲的冷战对抗更加尖锐，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摊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裕仁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没有宪法上的权力，天皇只得在幕后操作，他鼓励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而后又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作用。对他来说，反对苏联和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他前期背离了这个政策才导致了日本的灾难。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译后记
现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从1991起，用10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中传记奖的桂冠。评选委员会评价这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此书在欧洲、日本、中国也同样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众多媒体对书的出版暨获奖都有报道与评论。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1989年逝世，在位63年。由于日本皇室和政府的严密封锁，有关他的一生世人了解甚少，尤其是他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则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后，世界对他的关注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空前高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裕仁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上。随着昭和时代的结束，裕仁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逐渐公之于世。另外，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公开了许多有关太平洋战争和对日占领期间以及裕仁个人的机密资料。终于，躲在铁幕后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
在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记述了裕仁的一生，并着重描绘了他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裕仁不但不是傀儡，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实力人物。战后日美两国基于各自需要，共同为裕仁刻意塑造了一个和平君主的形象——热衷海洋生物研究，不介入政治，没有实权。而作者的结论是，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本书关心的一个重点是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对于那场以他的名义发动、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指挥官积极指挥的战争，他从未公开承认自己负有道义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他不认为他应该对日本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那场持续13年又11个月的侵略战争夺走了那么多的生命，而他却从未对此认过罪。”“无论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还是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抑或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虐杀俘虏、屠杀平民、开发使用化学武器等，裕仁不仅未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反而嘉奖了犯罪者”。
尽管裕仁在侵略战争中起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他最终逃脱了审判，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对此，作者认为除了日本政府和裕仁本人负有责任外，美国更应该负主要责任。美国出于占领需要，欺骗本国及世界舆论，极力掩盖了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之所以几十年来迟迟解决不了其战争责任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保留下来的天皇以及天皇制的存在。“许多日本人在参加战争时都与天皇有着共犯的关系，全体国民都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不负有责任，他们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在迄今为止的有关昭和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论述中，像本书作者如此观点鲜明、角度多样的阐述还是首次。按照日本社会的舆论现状，对于如此评论昭和天皇的书，右翼文人和保守媒体往往不会坐视，然而这次似乎有些例外。对此，有日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