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他们身旁的是几位母亲，她们的脸上布满疤痕，怀里抱着的孩子程度不同都处于伤残状态。在照相机发出快门声并转动方向拍摄时，人群变得越来越兴奋，天皇手拿着帽子，倾听着这群人简短地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低声说着“啊，是吗”，看起来似乎是在对着一个伸向他的麦克风说话。然后他嘴唇颤抖，简短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他的车中。就在此时，人群变得疯狂。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眼睛发光，除去了脸上漫无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车子前，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遭到群众的推挤和踩踏。没有人触摸到天皇，但是许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继续驶向下一站，在临时开辟的广场上，市长、市府官员和相当于城市现有人口1/4的5万名群众，正等待欢迎他的到来……在这里又看到了动情哭泣的人们……天皇登上讲台……摄影师再一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拍摄。天皇（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宣读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在市政大厅，他爬到了屋顶上，市长拿着地图等在那里，向他展示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天皇准备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放在一块紫色的绢帕上，但是他没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显地被不安的情绪所压倒，看起来似乎想尽快离开那里。
此时，GHQ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国内外批判以及来自GHQ内部的批判，开始重新评价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的中国地区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报告记录了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他继续记述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他坚持认为天皇“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天皇的视察更像是“政治宣传式的巡视”，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踪他的巡幸中，将他每天都置于公众的视线当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没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强了“传统天皇制的权力和影响”。
肯特没敢因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这样描述天皇的：
神经质到了似乎身体有残疾的地步；他的姿势和动作笨拙而且不协调。他在讲话和行动之前总是很犹豫。如果不是过分的自我意识，那么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当对孩子们讲话，或者万岁的呼声非常大的时候，他也微笑过几次。他的衣着甚至也很糟糕。
最后，肯特将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归咎于宫内官员的态度。他还举出了两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认为责任也在他们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袭击珍珠港6周年纪念日巡幸广岛。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国地区最后一天发生的“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悬挂太阳旗”。
GHQ迅速采取了行动。1948年1月12日，GHQ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GHQ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GHQ还注意到关于暗杀天皇的谣传，其中涉及到对新颁布的外国人登录法不满的所谓朝鲜共产主义者。其实，没有明说的更深的担忧还在于，巡幸非但没有消除天皇已经放弃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体日本民众从臣民意识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事实上促进了旧的偶像崇拜。
巡幸活动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宫广场的数万名群众的问候。1月中旬，他在皇宫举行了大众性的“皇室新年诗歌朗诵会”（歌会始）。这个活动从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开始举办，伴随着每一次民主主义浪潮的冲击而逐渐向臣下开放，最后向全体国民敞开了门户。参加者按照命题创作和歌提交上去，被选出的最优秀作品在大会上朗读。对于宫廷官僚和天皇制论客来说，这种歌会仪式有利于化解日本国民间的社会和政治分歧。而在现实中，其效果却完全相反。当天皇屈尊听只不过是普通庶民的诗歌以及下层的国民谦卑地聆听天皇的诗歌时，天皇和国民成为一体。因而“歌会始”使保守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价值观得以再生，成为日本国民是无阶级差别的铁板一块这一伪装的再象征。
1948年后期，裕仁进行了慈善捐赠，被大肆宣传。另外，还尝试了三种新形式行幸访问：参加植树节的简短出行，出席体育大会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民间组织主办的文化、社会活动。
1948年1月，天皇召集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习惯走的“螃蟹步”引发了事件。通常，当天皇通过一个专用的特别入口进入国会议事堂后，他首先在专门的谒见室接见两院领导人。按照传统，进入谒见室的议员径直走到天皇的正前方，深深地鞠躬，然后侧行或倒退步，从最近的出口退出。不让天皇看侧脸或头后部，是为了避免犯不敬之罪。但是1948年1月，当天皇进入那间专门的谒见室，准备接受国会两院议长和副议长的鞠躬时，参议院副议长、社会党员松本治一郎没有露面。后来他对同僚解释说：“我怎么能学螃蟹横着走？他不是已经成人间天皇了吗？”
松井揭露了不符合新宪法秩序的战前习惯是如何仍被固守着的。可是他的勇气不但没有被称赞，反而受到了制裁。他的言行（如记者松浦总三所指出的那样）彻底触犯了吉田茂以及顽固的保守派，后者自1946年“布告事件”以来，一直为争取新刑法恢复不敬罪在运动。很快，在吉田的要求下，松井被GHQ开除了公职，其政治生涯因而一时中断，而在天皇面前的蟹步行仍在继续。
“螃蟹步”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对有关新君主制的行为准则作进一步的改革。尽管巡幸活动受到了禁止，主要日报上不再有关于巡幸的报道，但是天皇设法获得民众支持的努力仍在继续；限制君主制的进程同样也在继续。
1948年2月10日，由社会党主导的片山内阁由于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而全体辞职。片山随即就他的辞职向天皇作了汇报，尽管新宪法根本没有这样要求。3月10日，芦田均组成了第二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裕仁和以前一样地告诫芦田“有必要对共产党采取措施”。芦田解释说，共产党是合法政党，除非他们进行了不法活动，政府才能起诉他们。他提醒天皇注意，GHQ收到的批判巡幸的信“堆积如山”，正在危及新的君主制。就这样，芦田表明了他将继续片山未成功的宫廷民主化改革的意图。裕仁搬出了他得意的渐进改革的“钟摆理论”，抵抗了近两个月。最终还是被芦田说服，同意罢免了他的高级顾问们。夏天巡幸主要的舞台监督大金、加藤和松平都退出了舞台。
这期间，天皇的威信仍然在受到攻击。4月，战犯法庭休庭，准备最终的判决。关心新君主制未来的知识分子再一次提出了裕仁继续回避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和他给国民带来的苦难所产生的所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问题。有些人甚至期望他利用审判结束的机会宣布退位。
1948年是日本国内政治在美苏对抗的形势下调整轨道的时期。10月7日，历时7个月的芦田内阁倒台，几天后，更为保守的吉田茂组成了他的第二次内阁。1个月后，东京战犯审判宣告结束。11月12日下午宣布了审判结果。1948年12月23日，在巢鸭监狱，7名被宣判死刑的罪犯被处以绞刑。
第二天，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但没有起诉的19名A级战犯嫌疑人。其中有1941年签署了对美宣战声明的前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和铃木内阁时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儿玉誉士夫和笹川良一。
之后的几年中，日本政治家和天皇本人要求释放所有被定罪的A、B和C级战犯，几乎所有的请求都得到了麦克阿瑟及其后任陆军中将马修·B·李奇微的应允。至1952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开始生效时，在华盛顿的正式批准下，SCAP（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释放了包括没有受审判的B级和C级嫌疑人在内的、全部892名战犯。对这些人的释放，以及随后出现的其中几个人在战后的国家里迅速升至权力高峰的情况，对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两极化的影响。
1948年1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13／2号文件被送到麦克阿瑟手中。文件正式批准了美国的占领政策从政治民主化向重建经济和重整军备的转换。以后，美国不但要考虑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在军事上加强日本的力量——这违反了和平宪法。收到文件和杜鲁门的追加指令两周后的12月18日，麦克阿瑟指令第二次吉田内阁实行“安定经济九原则”，其宗旨是控制薪金和价格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生产。第2年初，底特律的银行家约瑟夫·M·道奇来日本，指导日本实施通过产生大量失业者的极端的通货紧缩财政政策，复兴日本的资本主义。这些由华盛顿批准的政策转换削弱了麦克阿瑟的权力，突然加速了日本政治中的“逆转进程”。
和平运动
1949年，在新的安排导演下，裕仁的巡幸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51年末。这段时期的初期，GHQ放松了对公众讨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限制，结果和平运动乘势兴起。到了末期，占领迎来了新的军事指导者并迅速走向结束。
这些年间，东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苏联开发并试制了核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大陆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国民党逃往台湾。1950年2月末，美国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就远东紧急事态的防御计划进行了磋商。关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政府允许麦克阿瑟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以扩大权限，让他管制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日本周边广大海域。同期，杜鲁门采取了具有挑衅性的冒险战略，具体见于1949年12月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48／2号文件和之后1950年3月的68号文件。3个月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对应这种局势变化，日本重整军备，加强警察力量，并开始接受美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很快地，日本不但经历了第一次战后经济繁荣，而且还经历了第一次民族主义的复兴。主要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作用，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个分支——日本的和平运动诞生了。
1949年5月17日，应县议会对天皇巡幸的邀请，裕仁开始了为期24天的九州巡幸。这时，将天皇从主权者变成象征人物的宪法已经颁布了两年，国民的心态也已发生了改变。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掌权，1949年2月，组织了他的第3次内阁，这是第一个以稳定的保守派主流为基础的内阁。占领下的日本不再对侵略受害者进行象征性的赔偿，它正在成为“亚洲的工厂”。美国占领者也不再费力推行日本经济的民主化。不过，GHQ依然在控制政策的制定，也依然在执行对日本媒体的事后审查制度。然而更多的行政权限正在逐渐地移交给日本政府，1949年5月，保卫皇宫和天皇的责任完全移交给日本。6月，宫内府成为总理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宫内厅）。
裕仁的九州巡幸规模上不再像从前那样铺张。然而，天皇一行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除了新兴媒体呼吁人们支持君主制，再加上政府在各个层面的持续努力，最终保证了巡幸最大限度地唤起国民极为一致、但又是“自发的”热情。身穿工作服的天皇视察了三井煤矿，还会见了记者、学术界人士和著名文学家。在长崎，他马上将焦点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他访问了长崎医院，站在濒死的医学教授、放射线辐射的受害者永井隆的病床边让记者拍照。同年初，永井的手记《长崎的钟声》拨动了日本国民的心弦，手记指出，长崎是为了结束战争被神选中的纯粹的祭品，被天皇巧妙利用的“永井热”是日本国民对被压抑的核经历的一种迟到的觉醒。
在不断深化的冷战背景下，新日本的国民开始了解原子弹受害者的经历和体验，尽管这项工作着手得很晚。大田洋子的《尸体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今村得之和大森实的《广岛的绿芽》成为1948－1949的畅销读物。不断增强的核意识和不断加深的冷战相结合，带来了对新宪法的和平原则更为积极的评价。但是，在新宪法下运营国政的保守政治家们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与大多数国民所持有的国家概念仍有很大差距。仿佛是对宪法理想与现实间矛盾的反应，无论宫廷官僚如何仔细地策划和组织，关于天皇应有的行为方式问题，民间的意见仍无法统一。有些人希望天皇进一步“人间化”，有些人则认为如果天皇变得太“人间化”，君主制本身将失去信赖性。
1949年夏天举办的全日本游泳锦标赛等一系列体育赛事，占领后第一次振奋了民族主义精神。天皇和皇后出席了比赛，裕仁发表讲话对运动员进行了鼓励。当日本游泳冠军古桥广之进在洛杉矶的全美游泳比赛中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之后，他和他的队友在皇宫受到荣誉谒见并被赐茶以示祝贺。那一年，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增添了国民的自豪感。这些新日本“象征性人物”的出现，给裕仁提供了在媒体上大面积曝光的好机会。
1950年初，裕仁发表和歌，表达了他九州之行和对汤川获得诺贝尔奖的喜悦心情。然后，便踏上了另一次连续巡幸的旅程。3月13日，为期19天的四国、淡路岛旅行开始。他访问了县政府办公厅、公立学校和大学、农业试验基地、孤儿院、造纸厂、化学工厂以及纺织厂和机械工具厂。与以往一样，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多数情况是，巡幸中的天皇作为爱的精神体现者、慈爱的人、名人，通常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少数人仍然相信他是神圣的化身、活着的神，是一股激励人们精神和行动的强大力量。看到天皇来到近前，他们高呼万岁并激动得流泪。他们的面部肌肉绷得紧紧的，身体在颤抖，腿就好像接触了强电流不停地抖动。随后出现的将是情感麻痹，一时间失去意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这种现象，这种原封未动的臣民意识的身体表现，有过体验的人在回忆时都反复地描述过。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有一种充实感，为能与天皇一起拼命工作，并一起遭受磨难。
而另一方面，无论怎么进行形象处理，也无法抹去他的战争责任。对天皇的淡漠感也在扩大。在少数左派人士那里，他的不善言谈依旧是嘲笑的对象。
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准备正朝着和平条约的方向快速推进着，和平条约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