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作辩解。美国记者曾经揭露，9岁以上的男孩子都被登记为士兵，甚至他们姐妹的名字也在花名册上。花名册上还有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早就阵亡了的人的名字，这样一来，指挥官们就能把他们的薪晌装进自己的腰包。由于那些在册的人很少拿到薪饷，他们就得靠抢劫同胞过活。
朗诺有一支由“鬼兵”和匪徒组成的军队，据西哈努克估计，实际上他能动员到的人数约在10万人左右，其中最多只有3万才是真正的战斗部队，或者说，在1971年最后几个月里在六号公路沿线战败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其余都是被朗诺强征入伍的中小学教师、小官吏、学生和孩子拼凑起来的。西哈努克说：“我们的部队奉命不得射击这些年轻人，只要情况许可，还要警告他们，攻击即将开始，好让他们能够回避一下。经常有逃避兵役的人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把年轻的送进学校，欢迎那些年纪大一些而且愿意作战的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其余的则可以各自回老家。”
关于朗诺饷单上的“鬼兵”问题，合众国际社1971年2月13日发自金边的一则电讯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成立不久的柬埔寨军队里，最常见的贪污现象之一就是各营的花名册都超出实有人数，而且有时候竟有整营整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于是，负责的军官就把薪饷攫为己有。
……有消息说，最高指挥部面临一个主要的困难，当他从各省抽调部队去增援六号公路或防卫金边时，竟发现那些部队只存在于纸上。
仅仅隔了一周之后，合众国际社记者金·威伦森又从金边发来主题相同的报道，他在评论六号公路上“真腊二号”战役的失败时，说得甚至更为明确：
也许最坏的是，军队被贪污腐化搞得百孔千疮，它的各个部队都不满员。奉命去征补并发薪怕给新兵的营指挥官们，发现了大有油水的生财之道，那就是在怕单上写上许多空头士兵的名字……12月13日，朗诺突然视察了军队，为的就是想在饷单上消灭空额兵，以了解兵力的真相。总人数超过15000的30多个营被解散了，因为它们都有严重缺员。
而新近成立起来的柬埔寨解放武装力量，却是一支新型的部队，他们都是被美国和朗诺集团的飞机大炮和残酷暴行“动员”来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他们对敌人怀着刻骨的仇恨，敢打敢拼。他们和越南、老挝军民协同作战。正如西哈努克所说的：“我们的武装部队是整个印度支那抵抗力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美国人早就把印度支那当作一个单一的战场了。他们把西贡部队派到老挝和柬埔寨；把泰国部队调到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他们利用泰国作为庇护所，从那里出发轰炸印度支那的4个组成部分。”
“朗诺的突击队员在泰国、老挝和南越的美军基地受训练。各条战线都有军事上的协同作战。
1971年2月发起对老挝南部入侵的同时，南越和泰国的部队也协调地对柬埔寨进行攻击，企图重新占领桔井地区，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西哈努克强调说，“我们印度支那人民也必须把整个地区看作一个单一的战场，协调我们的行动。这就是1970年4月24—25日，我被废黜的5个星期之后，印度支那3国人民最高级会议的中心思想。我们一致同意，各方既保留各自的实体，又要把我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
西哈努克亲王对印度支那战场出现的抗美救国形势十分欣喜。他说：“由法国人合在一起的印度支那，现在第一次将要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至少为了这一点，我们就得感谢尼克松。1970年4月和5月入侵柬埔寨，1971年2月和3月入侵老挝南部，这两件事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团结，也为我们的部队在1971年8月至12月沿着六号公路取得更大胜利，巴特寮部队在1971年12月和1973年1月在查尔平原和波萝芬高原上取得更大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为了进一步发展柬埔寨的抗战大好形势，1970年4月4日，西哈努克在他的第二次告全国人民书中，确定了这样的目标：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基于完全社会主义的新的生活；享有一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或者在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教——佛教的保护下，由人民中的进步青年和劳动人民间接行使。
亲王的这些想法，后来写进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从他收到的各方面的来信，他的理想正逐步变为现实，解放区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西哈努克，从团结政府国防大臣乔森潘关于“真腊二号”战役给他的报告里，获得了如下的情况：
“人民同我们一道打击敌人。从敌人进攻的头几天起，根据我们的呼吁并得到了我们人民组织的帮助，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从六号公路沿线的农村撤了出来。敌人由于得不到人力和物质资源去补充我们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在我们一再打击之下，敌军士气很快就涣散了。……参加战斗的不仅是我们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干部、战士和全体人民，而且住在六号公路沿线的佛教僧侣也都参加了。”
西哈努克对这一情况十分满意。他说：“人民的全力支持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军队，在没有重武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大饱和飞机的情况下，也还能够战胜敌人。“真腊二号’不是一次孤立的战斗，而是一次和我们在所有战场采取主动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战斗。人民的这种支持，是以人民在过去和现在都同胜利有超过一般的利害关系为条件的：那就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纲领所宣布的农村新生活。”
《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他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并广播了它的纲领之后，私自进入解放区活动，没有多久就被俘虏了，在获释后，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我看到了这种柬埔寨的人民运动的早期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被彻底地、迅速地改造成为大规模的、专心致志的革命根据地……在每个种植园或每家农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西哈努克的迹象，以及它的对立面——对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深仇大恨……”
3月政变后大约一年左右，西哈努克从他老相识那里收到不少来信。他说，“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同红色高棉相距甚远”，但他们对金边的腐败无能再也忍受不下去，所以就设法跑到解放区去了。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他们找到了自由、民主的生活。”
前《民族》周刊社长罗介托的来信是最典型的。他在讲了金边生活如何腐朽以及他为什么要同他一家逃离金边之后，写道：
“解放区是真正的新柬埔寨一一独立、民主的柬埔寨——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民过着享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是他们村子的真正主人。人们——从老年人到孩子和年轻人——的脸上的欢乐和热情，是他们对最后胜利和光明前途有信心的明证……我们在解放区所亲眼看到的一切，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
罗介托逃离金边的那个时候，经常也有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出走。
1971年3月初，西哈努克收到了这批人给他写的一封联名信。他们之中有位金边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位牙科医生、几位上程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写道：
“解放区离首都并不太远，但我们却有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感觉。行政大楼四周没有铁丝网。没有带着刺刀枪的傀儡军恶狠狠地把过路人从头搜查到脚。没有贪污，没有警察的突然袭击，没有宵禁，没有侮辱年轻妇女的事件。知识受到尊重；天才受到欣赏和鼓励。知识分子，所有爱国的、进步的个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感情付诸实践。每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
西哈努克说，写这些信的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受过什么政治训练，但朗诺和尼克松改变了他们。他们是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每天忙于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大概对于3月18日政变并不怎么关心。很多人被那些煽动性的保证弄得晕头转向，而据说成立了“共和国”就会给人们带来光明前途。例如孔旺夫人，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青年女药剂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位女药剂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在金边开设了一家最负盛名的药店。但是，在朗诺统治下的金边生活了几个月就受不了啦。她冒生命的危险，抛弃了她的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如果一定要对这样的人贴个政治标签的话，那恐怕也只能算‘自由主义中间派’。要是他们属于‘进步分子’的话，那在一年前也许早就逃离了。”西哈努克说，“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谴责他们，因为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都受过朗诺一施里玛达政权的蒙蔽。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指出，根本不可能指责他们是红色高棉的宣传员。”
西哈努克的女婿西索瓦·杜萨迪亲王，在一封长信里给他的岳父带来了最令人吃惊的消息，而他本人，按西哈努克的说法是“一个保守派的青年人”，在1971年8月到达解放区以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红色高棉分子”，西哈努克认为他是个为人正直、办事负责的人，所以当杜萨迪向他最小的女儿波东帕花公主求婚时，西哈努克同意了。杜萨迪在培养文官的学校受过教育。3月18日政变时，他年方29岁，在金边国家百货商店经理部任职。由于他和西哈努克有姻亲关系，他马上就被革了职。
杜萨迪在朗诺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8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妻子——波东帕花公主被捕，并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在这之后，他设法逃到了解放区。他1971年10月1日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就是从解放区寄出的。信中说：
金边的爱国者今天都有一种共同语言。如果我们不打倒卖国贼，他们就会杀害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过尊严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继续做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敢于站起来，为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崇高理想而斗争。今天敢于斗争就意味着什么都敢干！它意味着拿起武器，推翻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集团。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是没有其他道路的。
我通过参加解放区的方式，选择了尊严的道路……我很受感动，因为我在这里重新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真正面貌……
一种欢乐、可爱的面貌……就像慈祥的母亲同她阔别了很久的孩子重新见了面一样。在解放区这里，每个人都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生活。我可以亲眼证明，在朗诺那个假共和国里，“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毫无意义的字眼……
尽管敌人的空袭不断，我们的同胞们仍在为了经济建设而英勇斗争，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把一切资源动员起来，并在同时改善生活条件。已不存在饥饿、贫穷和失业了，我们的同胞由于知道自己是命运和国家的主人，正在热情地劳动——这种热情得你亲眼看到之后才能相信。我发现了一种特别感动人的景象：人民在他们所有活动方面都互相帮助——在同敌人的战斗中互相帮助，在田地里劳动中互相帮助，在文化和社会活动中互相帮助，为孩子们和不同年龄的成人建立各种学校。为护士和公共卫生工作者设立训练中心……这里的生活真正是生气勃勃！
要是没有一条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政治路线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凡是从地狱般的金边出来的人……
对此不由衷地感到惊奇是不可能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如同获得了新生——开始了一种充满了目的和价值的、纯洁的新生活。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读完了女婿的来信后说：“杜萨迪亲王现在已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干部了。他同我的儿子拉维翁王子一样，都在解放区变得更加坚强了……年轻的杜萨迪被证明是个好人，完全没有辜负我同意把女儿嫁给他时对他的期望。从我家庭里的一位亲密成员那里收到这样一封信，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不用多说的，从我们抵抗总部送来的报告中的每个字都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心百倍。”
“局外人很难理解柬埔寨爱国主义如此深入人心。这是一件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我们的命运—夹在比我们强大而又敌视我们的邻国之间——所强加我们的。在过去，我们总得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今天的情况也一样。”西哈努克说，“美国人硬说我们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斗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为生存而战斗的。边远地区农村里的女青年们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佛教僧侣们也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他们由于同人民有密切联系，一直起着爱国的作用。因此，当我了解到僧侣们在鼓励人民拿起武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时，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
“农村里的伤亡经常都是由远处来的威胁——B—52飞机造成的。但是，即使日一52飞机就在头上飞过，女孩子们也继续在制作弓箭，当然她们射不着飞机，但是，只要美国人或拿美国人钱的雇佣兵一出现，她们就会用她们的弓箭把他射死。”西哈努克说，“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总是存在的，就像覆盖在土壤表层下的蘑菇苗子一样。国内的背叛行径和国外的侵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游击队就像蘑菇一样，到处冒了出来。”
乔森潘在给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报告中，提到了磅湛省省会以南约10公里的3个地区发生的情况：它们是湄公河上的戈索丁岛、河对岸的罗卡戈伊和卡哥。这些地区是政变后不久就解放了的，但在1971年初又被西贡军队占领并交给了朗诺。他们把当地居民集中起来，分成由10户、50户和100户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的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由驻在4个军事哨所的近800名正规军和散布在各个村子里的1000名“自卫民兵”担任看守。在这样一个小地区有这么多的军队驻守真可算不少了。乔森潘在报告中指出：
“尽管有这些措施，我们通过做耐心的、秘密的工作，还是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些村子。因而我们能够把自卫民兵中的60％争取过来，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同当地居民密切合作，终于设法在1971年11月18日重新解放了戈索了岛，并于次日解放了罗卡戈伊和卡哥……两万多居民获得了自由，缴获了步枪400多支及其他军用品。”
在战斗中，4个军事哨所中的3个被消灭了。在磅湛的北部也同时采取了行动，但朗诺的军队吓得不敢离开城市前往救援。乔森潘强调指出，农民渴望过不受束缚的生活乃是主要因素。总的说来，解放区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作用，吸引着广大农民群众投身到抗战洪流中来。
“我们最不喜欢战争，而且我们竭尽全力要避免战争。但是，战争既然降到我们头上来了，那我就必须指出，除了尼克松的轰炸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之外，战争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超人的努力。”西哈努克说，“有些问题，在和平时期本来可能得花好几年才能解决，现在只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解决。尼克松不会想到。他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我们的公民们实现了高度的民族团结，使我们还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