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义的帮助，越南人民只能用竹棒锄镐来抵抗法国的飞机大炮。法国将军们自恃兵力和武器的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术。他们叫嚷说：“快则几旬，慢则3个月，就要灭亡越南。”一些动摇分子也认为抗战是“飞蝗踢大象”。对那些动摇分子，越南人民则坚决回答：“今天虽是飞蝗踢大象，明日大象将被飞蝗踢断肠。”
河内军民经过两个月的英勇固守并给法军以重大杀伤之后，实行战略退却，撤到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越北根据地。这里驻有越南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大部分主力部队，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根据地和指导中心，北部战场成为越法双方的主战场。不久，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北部平原和东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控制了上述地区的城镇和重要交通线，形成从沿海东北地区经红河三角洲到西北山区对越北根据地的包围态势。
在这之后，法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向抗战根据地多次进行大规模突袭和合围，企图消灭越军主力，尽快结束战争，在敌重兵进攻面前，越军采取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打击敌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人民军歼敌近6万名，而自己在战斗中发展成一支10多万人的游击队伍。特别在1947年10月的反击战中，人民军收复了大施、宣光，直逼河内近郊。法军速战速决的闪电战宣告破产。
法军连遭失败后，便改变战略，在军事上实行重点进攻，疯狂封锁解放区，还玩弄了“以越制越，以战养战”的新阴谋，妄图用越南人打越南人，并在经济上实行残酷掠夺政策。英雄的越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路线上不断加强扩大统一战线，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孤立一小撮卖国贼。在经济战线上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厉行节约，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军事战线上，坚持“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方针，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法军占领的城市。
从1949年4月到1950年5月，法军在加紧对南部、中部各游击区扫荡的同时，对越南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8次大规模的扫荡。在一些地区，恢复伪政权，建立保安屯，强化对占领区的控制。越军则在南部，中部和北部平原各敌后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进行反扫荡，并在北部战场多次发动3至5个营规模的战斗。经过这些战斗，积小胜为大胜，给敌人以很大打击，根据地和游击区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依然没有扭转被封锁。被分割的局面。
法军依然控制着城镇、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和主动，但也日益暴露出兵员不足、兵力分散的弱点。1950年初，虽说整个印度支那的法、伪军增至23万人，但由于越军日益壮大，游击战争遍及全国各地，迫使法军分兵驻守，机动兵力有限。法国殖民者面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直追中越边境的威胁，进一步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以求稳住阵脚。在继续对北部增兵的同时，收缩一些据点，集中更多的机动力量，巩固从沿海先安北至高平的四号公路一线的防务，建立起一系列比较坚固的据点群，以加强对北部边界的封锁，“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南下”；同时，建立一条自海防经过河内、山西、和平，直伸到老挝边界的东西走廊，形成南北包围夹击越北中央根据地的形势。他们对人口众多，盛产粮食的北部平原地区进行残酷“扫荡”，夺粮抢牛，毁坏庄稼，妄图在经济上困死中央根据地的革命军民。
这时，越南武装力量已经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主力部队虽说有师、团、营、连的编制，但除在中国整训和装备的一个师和二个独立团外，其余仍以连和营为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基本上还是一些游击队，因此，就军事力量来说，法军还占优势，许多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还在敌人的控制下，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片。南部平原有几块小解放区，中部山区有两块狭长的根据地，越北山区是面积最大的中央根据地，和中国边境相邻，但被敌人严密封锁着，法军不断对它进攻。这块中央根据地只有100多万人口，要养活20多万军队和干部。每年二三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要上山采集木薯、野菜、野果维持生活，加上疟疾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越南民主共和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胡志明主席派人来中国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并请求援助。后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的胜利进军，中越边境的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胡志明和印支共中央曾先后派黄文欢、李班、阮山等来中国，负责越、中两党的联络事宜。其后，黄文欢为印支共中央驻华代表。
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与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与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周恩来总理于1月18日复函越南外长黄明鉴，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1月18日就成为中越两国正式建交的日子。在中越两国正式建交不久，1950年1月底，胡志明主席就动身来中国进行秘密访问。
在北京期间，胡志明又以印支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越的要求，其中包括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和派军事顾问帮助越南抗法战争，并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具体商谈。当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技术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分割包围抗战根据地。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支持越南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中国共产党不顾刚刚取得全国胜利，战争创伤有待医治，国家经济尚未恢复，正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毅然作出决定，接受印支共的要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在物资上和军事上给予无偿援助。并立即派遣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与印支共中央协商援越抗法的重大事宜；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鉴于当时中越边境的主要交通线仍在法国侵略军的控制之下，要大量援助越南，就首先必须扫清边界的敌军，打开一条由越南通往中国广西的交通线。经商定，中共中央决定派当时在云南工作的陈赓将军到越南，帮助组织打开中越通道的边界战役。
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向兄弟党和友好邻邦派遣军事顾问团，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亦无成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要把这些经验成功地运用到另一个国家和军队中去，则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而军事顾问团能否正确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胜利地完成所担负的重大任务，将直接影响到越南抗法战争和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
对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军事顾问团出国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对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的意义、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根据越方的要求和越南革命斗争形势，中共中央赋予军事顾问团两项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毛泽东说，越南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你们此次去执行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要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同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毛泽东说，“越南民族是一个好民族。近几年来，越南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绩很好，不要看不起人家。在越南群众面前，不能表现出我们是胜利者的骄做情绪。”
刘少奇说：“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有看不起人家的表示，不能摆大国架子。你们去后，除帮助越南建军、打仗外，要少发表意见。因为说多了容易引起误会。至于军事上，应当积极提意见，但要注意少批评，多做示范。可以多提办法，让人家作决定。”
“我们帮助人家，还要帮助得好。这只凭主观愿望好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毛泽东说：“遇事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过失败。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
“你们还要帮助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中国的革命战争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同时也靠自己生产武器。自力更生是我国革命胜利之本。”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要帮助越南打胜仗，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因为条件不同了。必须学会取胜法军的办法，必须会打既勇敢又巧妙的仗。最重要的是巧妙，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越南强。还要帮助他们把敌军工作做好。优待俘虏，这是取胜的宝贵经验。”
“同志们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最后强调说。“我知道，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艰苦，面临着很艰巨的任务，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要多准备克服困难，不要多作如意打算。我们共产党人要能够吃苦，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打算，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
在军事顾问团入越前，中共中央派驻印支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于1950年3月中旬抵达越北印支共中央所在地，首先与越方商讨如何帮助人民军在边界发动一次战役，打破法军对越北的攻势和对边界的封锁，开辟越南通往中国的交通线，以利于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罗贵波就边界战役的作战方向和战役的准备工作， 反复同越方进行磋商，并亲自勘察了交通线。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军委责成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于4月初开始按计划完成对人民军所需武器弹药的调集、运输和支付；同时由广西省军区抽调一个汽车团，开辟从柳州经南宁入越的运输线，运送援越物资，为边界战役提供后勤支援。
与此同时，根据越方提出的要求，经中共中央同意，人民军新建的第三○八师和二○九、一七四两个团开到中国境内，由中国给予更新装备和帮助训练。云南、广西两省军区奉命在云南砚山和广西靖西分别设立训练基地，并于5月中旬开始实施装备和训练任务。为解决在中国境内越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和加强援越物资的运送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50年8月6日在南宁设立办事处。
1950年7月7日，陈赓离昆明赴越，途经砚山训练基地，在了解对人民军装备、训练情况和听取人民军师、团干部介绍敌情后，认为把战役的主要方向放在东北边界的高平地区是适当的。陈赓在入越途中，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法军的兵力部署、作战特点、工事构筑及人民军的战斗力和干部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形成了边界战役的作战方案。
7月27日，陈赓抵达越北太原市附近印支共所在地，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一见陈赓，立即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拥抱。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胡志明就在广州结识了陈赓，如今，这两位老战友又在越北战场上重逢了，当然是分外高兴。陈赓在太原住了5天。每天，胡志明都和陈赓在一起，大家促膝谈心，商量组织边界战役的有关问题。
当时，对于如何进行边界战役，众说不一。有人极力主张乘法军不备，先攻占四号公路最北端的重要据点高平。胡志明就此征求陈赓的意见，陈赓当即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越南人民军在越北战场作战的指导方针，主要应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便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争取自己的主动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军还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而高平法军兵力集中，工事坚固，一开始就打高平，不容易取胜。最好是先打位于高平、谅山之间、敌人兵力较少的据点东溪，将四号公路拦腰切断，痛打敌人。然后南下围攻七溪，迫使高平、谅山法军出援，人民军可在中途包围他们，消灭他们。这样最后拿下高平就比较有把握了。
胡志明觉得陈赓意见很有道理，立即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采纳陈赓的作战方案。在作战方案确定之后，陈赓离开太原奔赴边界前线之前，胡志明邀请陈赓到自己的住处共进午餐。两位老朋友边吃边谈，他们共同回忆起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一些往事。交谈中，胡志明对陈赓在制定边界战役作战方案时表现出来的谋略十分赞赏，他顺口吟咏出这样两句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中英雄来。”以此来比喻他和陈赓的会见，把陈赓称作运筹帷幄的英雄。
战役方针确定后，7月31日陈赓离开太原市，前往高平附近的广渊，同越军总部和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一起制定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当时，越南东北边界地区，敌军共有13个营约11000余人，部署在第四号公路北至高平南至谅山的一条线上。越军集中兵力2万多，其中包括中央根据他的大部分战略机动部队和边界各省的地方游击队。8月16日，胡志明在高平前线召开高级干部军事会议。陈赓应邀在会上作了关于边界战役作战计划的说明和报告。
“边界战役的作战计划，是根据越北战场总的态势和高平、东溪、七溪、谅山、亭立一线的具体敌情以及人民军的实际情况，并考虑了敌方可能的反应和变化而制定的。”陈赓说，“高平地势险要，三面环江，背靠大山，工事坚固，守敌较多（1000余人），易守难攻，是块硬骨头。进攻高平要渡水作战，而且只能从一面进攻，既要打纵深，还要打增援的伞乓。这对缺乏攻坚作战经验的人民军，困难尤多，容易打成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诚然，乘敌不备，突然进攻，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解决战术和技术上的全部困难。”陈赓进一步指出，“首战不胜，对整个战役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最好先不攻打高平，而打高平与七溪之间的东溪据点。东溪守敌只有一个营，设防不甚坚固，而且孤立突出，有利于从南北两面相向合击，取胜把握较大。打下东溪，便把四号公路拦腰斩断，使高平孤立起来。这样就迫使七溪、谅山的敌人可能出援，将为运动中歼灭更多敌人创造有利机会。”
“如果七溪之敌不出援，就在解决东溪后乘胜攻取七溪，最后集中全部主力进攻高平，并力争在运动中将敌聚歼。”陈赓强调说，“进攻东溪，胜利比较有把握，而首战胜利，对整个战役影响很大。便于一口口把敌人吃掉。”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完成，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