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基辛格遇见了另一位伯乐，这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1956年春，纳尔逊·洛克菲勒请基辛格协调一项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的专题研究计划。纳尔逊196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基辛格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构成了前者竞选的基础。这样，基辛格便更深一层地进入了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权势人物的关系网。
基辛格熟练地掌握了进行明争暗斗、奉承吹牛和闲聊天的技巧。他一方面乐于为白宫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又很圆滑地与政府中的熟人周旋。他在给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报告中说：“当今华盛顿的状况令人生厌，聪明的策略家太多，深谋远虑者太少。”基辛格也知道如何去奉承。他对这位前国务卿继续说道：“现在再也找不到年轻的迪安·艾奇逊们了。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造就出他们来。”
看到1965年以后美国持续不断地在越南浪费资源，欧洲人开始摇头，流露出不信任、困惑、最终的厌恶情绪。起初，除法国以外的大多数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一直支持，或者说至少是默认美国的越南政策。这时基辛格已在着手研究美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这一问题。
1965年和1967年，基辛格曾两次去过越南，这是由政府出资组织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访问，旨在争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基辛格1965年那次去越南是为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作调查。他对国家安全顾问保证说：“如果你想了解我的印象，我愿意随时奉告。”总的看法，是“这场战争美国再也不应该打下去了”。
基辛格在西贡时，《华盛顿邮报》报道过他认为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打不赢战争的观点。约翰逊政府遂摆脱与这位教授的干系，甚至表明总统事先并不知道基辛格的此次旅行。约翰逊的助理比尔·莫那斯私下安慰这位使者说，“政府是出于美国政策利益”才回避他的。假如基辛格以前不知道的话，那么他现在算是了解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操纵新闻界，又是怎样不考虑调查报告作者的。后来，他把这一教训运用到自己的官场生涯中。
1967年8月至10月间，基辛格参加了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秘密谈判。基辛格还向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指出战争情况很糟糕，美国的目标应是尽快结束战争，同时“遏制共产主义的胜利”。整个1967年，基辛格都在为洛克菲勒就如何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运用越南问题出谋划策。在初选中，这位纽约州的州长把理查德·尼克松描绘成一只不可救药的鹰。一旦洛克菲勒得到提名，他又将把约翰逊总统刻画成一个不称职的草包，既不能赢得战争，又不能摆脱战争。但竞选活动没有遵循这项蓝图。约翰逊3月31日的声明震动了全国：“我将不寻求，也不接受提名。”他还停止了对北方的一部分轰炸，并在巴黎开始和谈。这年夏天，基辛格赴法国首都研究谈判问题。这时，洛克菲勒已输给了尼克松，于是基辛格放弃了刚产生不久的充当顾问的打算。但却意外的被尼克松聘用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个人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来了。1968年11月22日，星期五，基辛格飞到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他们讨论了外面盛传州长将被邀出任尼克松内阁的国防部长的问题，并且还讨论了应不应该接受的问题。基辛格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让我担任什么职务，否则我们也会加以讨论的。”谈话中间，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对方的声音和名字都是陌生的，是尼克松的一名年轻助手，名叫德怀特·查平。“可否请基辛格博士下星期一来皮埃尔饭店与新当选总统一晤？上午10点，行吗？”
“行，”基辛格在电话上说，“可以前往。”星期一，他只有一件事，下午4点在哈佛大学有个讨论课，那是他主持了8年多的“政治学259号课程：国家安全政策”。反正他已经计划留在纽约过周未了，因此现在的问题只是在11月25日星期一多呆一个上午。这个电话引起了种种猜测。直到今天，基辛格还坚持说，他当时以为尼克松召见他无非是“谈谈对外政策问题”而已。
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基辛格被领进了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39层楼的套间。不待介绍，基辛格早已赫赫有名了。5本著作，几十篇文章，外交问题有专长，熟识许多外国领导人。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讨论了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对外政策。这种就具体问题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摸底。这对基辛格来说，是一次奇特的经历。相互打量的后面隐伏着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尼克松要不要给他一个差事干？
尼克松肯定是进行了一般性的试探，看他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尼克松采取这种缓进的做法，足以反映他的持重态度，这也可能是他照顾到基辛格公开的反尼情绪，也可能他体谅基辛格同洛克菲勒的特殊关系。基辛格对这种欲说还休的做法也不置可否。这要看工作的性质和州长的进退：假若洛克菲勒参加政府，那么他必然要先来请基辛格为他工作的。基辛格暂时只答应尼克松这个具体要求：帮他找一些专家来填补外事部门的重要职位。
在讨论过程中，尼克松把霍尔德曼叫了进来。这是基辛格第一次见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在加利福尼亚搞宣传的人。此人后来成了总统的心腹，直到1973年4月30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垮台为止。当选总统指示他，为了联系方便，搞一条直通哈佛大学基辛格那里的电话专线。但是基辛格感到自己还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安电话专线未免过份张扬，便说，找他不难，通过哈佛大学的总机就行了。
基辛格匆匆离开皮埃尔饭店直奔机场，飞往哈佛大学去赶他下午4点钟的那堂课。第二天，他把同尼克松3个小时会晤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洛克菲勒。州长说，他刚接到尼克松的通知，说决定不邀请他本人在新政府中担任内阁职务了。据洛克菲勒记忆所及，尼克松没有对他提及可能聘用基辛格的事。基辛格刚在哀叹洛克菲勒被排斥在内阁之外，这里电话铃又响了。还是查平，从纽约用普通电话线打到哈佛大学来的。问“基辛格博士星期三是否有空再来皮埃尔饭店见见约翰·米切尔”？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一听就有数，也许他们现在要谈我的事情了。”他赶快同他的哈佛老朋友麦乔治·邦迪联系。邦迪当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是福特基金会主席。“可能他们要我担任一个什么职务，”基辛格悄悄地对他说，“你看我干哪个工作好呢？”邦迪替他出主意，争取当政策计划室主任。
11月27日，星期三，基辛格怀着喜悦的心情，坐飞机离开哈佛，到了皮埃尔饭店。他到了39层楼，刚跨出电梯，急于想知道事情的分晓，不料同米切尔一见面就闹了一场喜剧性的误会：
米切尔（一本正经地）：那么，你是同意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了？
基辛格（按捺住狂喜心情）：这个，还没有向我提出过啊——反正我不知道就是了。
米切尔（恢复常态）：哎呀，我的天哪！（匆匆离去。数分钟后又出场，微笑地）当选总统再过15分钟就见你。
正式邀请是在当选总统的套间里提出的。尼克松聘请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沉吟了一会，解释说：“我感到非常荣幸，但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
“好，”尼克松说，“一个星期吧。”
这件事谈完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接着便就新总统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谈到越南问题时，尼克松想要把苏联拉进来共同解决这场战争。基辛格对这场战争引起的国内不团结表示忧虑。他们还谈到中国、三角外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核均势等问题。基辛格认为，主要由于华盛顿忙于印度支那问题，忽略西欧的时间大长了。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重点都应该重新安排。两人谈得很合拢，十分满意。
在此后的一两天内，基辛格忙于打定主意接受尼克松明确请他担任的那个职务。这时候，他一下于就把以前对尼克松的许多书生偏见都抛在一边了。基辛格在哈佛的许多朋友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客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他们不同意所谓“新的尼克松”的说法，他们认为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认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历史上以前受玷污的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卷土重来。最严重的是，他们把尼克松看作是造成美国分裂的越南问题上的一名鹰派。
可是现在，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变了，最少是在起变化。从他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一次颇能说明问题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尼克松有某种坏名声。我需要使我相信，他这个坏名声是不应该有的。”
亨利·基辛格很相信自己对尼克松的印象，这是很符合基辛格这个人的特点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他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他并不隐讳他对这些候选人的评价：就连那些他称为非常有才华的候选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给他的观感也是十分无知的。艾森豪威尔算得上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但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对于肯尼迪，基辛格感到有点难下断语。肯尼迪很吸引人，可是同样优柔寡断。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前那段时间里，基辛格认为，如果肯尼迪再任一届总统的话，大概不是创出丰功伟绩，就是闯一场大祸。至于戈德华特，基辛格说，从远处看去，戈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得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观点。约翰逊对于全球的政治一窍不通，不需待言。汉弗菜本来是很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的，却因为在约翰逊手下当副总统，玷污了自己的形象，破坏了自己当领导的资格。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的了解却是头等的”，然而，洛虽能鼓舞他周围的人，却无法赢得竞选总统的胜利。
现在新当选总统要聘请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助理这一重要职务，基辛格十分感动，决心今后为尼克松出谋献策，当好助手，做好参谋。基辛格的朋友，包括洛克菲勒也力促基辛格接受这一职务。
11月29日，即同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办公室，要求约见当选总统。他从尼克松那里出来，再到尼克松那里去，前后相隔不到48小时。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已经考虑过了，咱们就一言为定吧，我准备接受。这事我就不再找人谈了。”
12月2日，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举行记者拾待会，向大家介绍他的这位新顾问。尼克松笑容可掬，基辛格更是满面春风。当选总统明确表示，给基辛格的指示是要杜绝那种危机外交的做法，“不要尽是等到出了事才去应付”。基辛格显得颇为自信的样子，宣称他打算经常请一些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外国专家来白宫商讨问题，又说他“同全世界各种观点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广泛的交往”。尼克松也说：“我这个人喜欢让各种观点都有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基辛格博士已经或正在建立一种我认为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程序。努力使美国总统不要只听到中听的话。而这种投总统所好的做法向来是白宫工作人员爱犯的毛病。”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对越和对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不谋而合。基辛格主张必须尽早从越南脱身，必须改变继续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尼克松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一年前，尼克松作为候选人曾应阿姆斯特朗的要求，谈了他对美国亚洲政策的看法。在《越战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非常重视对外关系协会新近完成的8卷本综合研究项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由于孤立北京的故伎显然已经失败，学者和官员们都表示在处理中国问题时要有灵活性。华盛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孤立于盟国。
在《越战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详细论述了这些观点。他指出，从长远来看，一旦印度支那这个头痛问题解决，美国就不得不与北京达成协议。与基辛格的看法一样，尼克松认识到美国的卷入所造成的混乱影响。他哀叹越南遗产“将使美国极不愿意再次以类似的干预形式卷入这类情况”。他还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
外交政策专家们对其他国家的抱怨很是担心，同样，对国内因越南战争而提出的异议也十分烦恼。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这类“温和派”，在1965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后就与“主流派”看法决裂，在越南问题上也同约翰逊政府存有很大分歧。他指出：“哈里·杜鲁门以后的历届总统为了加强白宫在外交上的权力，夸大了苏联的威胁。”他建议美国外交政策“不要过多注重使用武力和对抗革命”。
1966年后，林登·约翰逊在大学校园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报刊和电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报道，说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战地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等人，在预见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时遇到了困难。“行政当局的道义权威看来已被推翻”。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任命赢得了整个政界的称赞。“保守派”的《国民评论》称之为“很好的消息”。《商业周刊》也赞扬他“不在乎硬的和软的标记”。“开明派”的《新共和》高兴的是，“这位哈佛教授以他具有的精细构思（这是尼克松所缺少的）来分担核时期外交政策的责任”。“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基辛格后来令人着迷的大部分基础：一个庸人政府中的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上。”曾一度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国防部中任职、当时是基辛格哈佛同事的亚当·亚莫斯基曾对《时代》杂志说：“得知有基辛格在那里，我们每晚都能睡得踏实些。”《新闻周刊》把基辛格描绘成“一只温和的鹰，一只警觉的鸽子”，并希望对他的任命“将有助于当选总统与学术界之间的沟通”。
从一开始，基辛格就向尼克松陈述了他对国家安全体制的看法。他强烈主张顾问不能只当一名处理各官僚机构发出的大量文牍的协调人。这只是等待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呈报计划，然后从中作出选择的做法将不能使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居主导地位。他可能是位决策者，但他并不是政策的始作涌者。
这些建议正中尼克松的下怀。1969年2月7日，白宫宣布“总统已经表示，今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讨论需要总统作出决定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论坛”。基辛格特别强调这一新体制将为总统提供“创造性的系统计划，确定事实和一系列完整选择”。基辛格向尼克松进言道：“至关重要的是，70年代的外交政策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再也不能只满足于熟悉的观念或以为未来一定是将来的投影。”
白宫和国家安全顾问争取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是国防部。它的预算超过700亿美元，拥有35000名文职官员和近300万的武装部队。尼克松转向国会寻找一位能主持摊子庞大的国防机构的人。来自威斯康辛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