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很多山里面都有洞｜穴，洞｜穴里面都有水。如果按照类象来讲，这就表明，地球也要吐纳，也要呼吸，跟人也是相应的。这个出气的地方也称之为“｜穴”。古人有很多种找｜穴的方法。春季，看地上哪个位置的草长得最早，最旺；夏季，下雨的时候，看哪个地方会冒气；秋季，要寻找群体植物中凋零最慢的地方；冬季，要看哪里的地面是最温暖的。如果有降雪，要注意观察哪个具体地点的雪是最先融化的。通过一年四季的观察之后，就能基本判定出哪里是真正的“｜穴”了。
此外，在沙漠里，有些湖泊是受地气的影响而自己能够去搬家，就像很大的一个球一样，能够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停稳。想一想，这是十分奇妙的事情，但它的奇妙，无非还是气的运行，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生作用。天地之间，天地人之间，地理之山泽之间，总是有气相通。
中医讲究望气，其实也就是一种哲学实用化。也就是说，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根据无处不在的气来望到一切。易经大师们想要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北宋五子之一的邵康节，在洛阳与朋友散步时，发现杜鹃花提前开放了，便说：地气从南向北来，这是天下将乱的开始。如果地气自北向南，则天下将治。不久，从南方来的王安石任宰相，并提拔了一大批人。不久，王安石的变法引得朝野一片混乱。这就印证了邵康节的判断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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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对天人合一观念需要小心翼翼地分析。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上为《大易识阶》米鸿宾的主要观点，但《开启中医之门》的作者李阳波则很不满意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合一观，他解释说：董提出这个观念主要是讲天的情况与人的情况的统一，实际上，作为天的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是很难模拟的，可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植物、动物及人的本身，他们的生长衰老、他们的变化却无法逃脱天的支配。所以，天人合一，主要是讲天与万物、与人的这种生理状态的合一，而不是天与人的社会结构的合一。为了作出这样一个划分，李阳波就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有关社会观的这一部分划出去，而保留其谈生物的部分，并且径直把它称为“宇宙生物观”。 因为中医是研究天、地、人之间的术数转换变化关系的一门学问。在他看来，天人合一就已把中医小了一截。李阳波同时认为钱学森也看到了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些情况，从一些人身上所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潜力，看到了人天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所以也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而改作了“人天观”。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
《管子？水地》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说的就是将水比喻为同人的筋脉一样。除了将河流比喻为筋脉之外，自然界中其它的也是和人体一一对应的——山为骨骼，土为肌肉，植物为毛发，石油为骨髓，山川中的孔｜穴为人身之九窍。九窍为二耳、二目、二鼻、一口、一前阴、一后阴。山川中的孔｜穴是用来交换地气的，起到一个新陈代谢的功能，而人的体窍也具有这个功能。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齿嚼五谷杂粮以养身立命；大地以高山为齿，食纳阴阳之气而为生。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天有九重，人有九孔；天有二十四节气，人有二十四根肋骨；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四季有五行，人有五官、五脏、五声、五指……如果继续罗列，这种对应比附关系可谓比比皆是。
五行
很多人不知悉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以为真的说的就是能看得见的阴阳，或是金木水火土。其实，阴阳五行最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比拟附象，即类象。它们不是具体的物质所属，而是属性划分。这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神秘所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很明显，五行指的就是天地之气的运行。
阴阳和五行是“气”的基本运动规律。五行之“气”一出，阴阳功能当下即得到落实——阴阳之气处在生的状态为木，处在长的状态为火，处在收的状态为金，处在藏的状态为水，生长收藏的转化过程为土，这些都靠土来实现。于是，五行由具体的五种物质的原意，升华到五种气的运动形式的高度，由形而下上升至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形而上的水平，即由“器”上升至“道”。
五行的排序在历史上共有八种。我们现在常说的金木水火土的排序，是依照战国晚期的阴阳家邹衍之说而来（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取排序相同）；同时，邹衍也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用阴阳、五行为说者（详见《汉书？艺文志》）。史上第一次申明五行之间生克关系的著作是《国语？郑语》，其言：“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从而表明了五行已糅合在一起，发生了内在的生克关系。值得探讨与求证的是，五行的定义与使用在《易经》中却没有任何体现——《易经》只言阴阳不言五行。而五行、五音、五味、五臭等的具体分类最早见于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中。
五行中，“五”是数词，“行”是动词。行是作用、过程及其变化。《说文解字》释“行，人之步趋也”，也就是迈步行走的意思，进而可引申为行动、运行、运动。类似的说明有很多，如“天地动静，五行迁复”（《素问？五运行大论》）；北宋邵伯温云：“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谓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间者也”；明代大儒来知德亦说，阴阳“二气交感，生成万物者，流行也”……因此，行而不止、循环往复为五行。由此可见，气运是不断变化的。
五行是流行，是五种静态元素在不停作用。
易学的中流在五行，五行接本末。五行在脏腑，本末在四肢（人身有生机之处，唯有五脏六腑）。因为五行在中流，不会逆流而上，只会往下走，故五行只通根本，不通源头。
源清流浊，吃下的是好的，顺流而下后排出来的都是脏的。
真正清楚理解了阴阳五行的大义，就能够做到源远流长。
和而不同
“和”为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在古汉语中，“和”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这里强调的是“万帮”，而不是融为“一帮”，“一帮”为“同”）。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在“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广韵》）和 “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新书？道术》）中，“和”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基于“和”的本义，庄子把“太和万物”作为他的最高理想。
有“和”就有“不同”。据《左传》和《国语》记载，齐国的大臣晏婴，有一次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婴说：“像梁丘据那样的人，你说对，他也说对，你说不对，他也说不对，有什么用呢？”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条件。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
后来，孔子也吸收了晏婴的思想，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总结起来说，“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和”的作用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之间如何共处。这一思想也鲜明地体现在“五行学说”里。
玄学
社会学科有隐学和显学之分，易学本身是隐学。隐学的主体就是玄学，妙法凝玄！隋代佛教天台宗的智者大师说：玄学是人类最高的学问。
在北大校史馆，有一面由红、白、黄、蓝、黑五种颜色构成的旧校旗。蔡元培曾对这五种颜色作过解释，即红色代表“现象的科学”、蓝色代表“发生的科学”、黄｜色代表“系统的科学”、白色代表哲学、黑色代表玄学。蔡元培认为：“人类的求知欲望绝不能以综合哲学和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
“玄”的概念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为奥妙莫测之意。
魏晋时期，有所谓三玄之学。“三玄”一词始见于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兹风指玄学清谈之风。梁代清谈复盛，《老子》、《庄子》、《周易》之学从而得以再兴。
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是因它们含有非常深奥的学问。魏晋时的玄学家无一不从事三玄之学的研究。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给“玄”下了这样的定义：玄是有无两者的浑同。要了解“道”，就必须通过“有”和“无”来了解。有无相生，大道巍巍。哲学界有这样的定义：最高的存在是虚无。而谭嗣同在他的七律《题江标修书图》中也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缥缈间”。
易学大师的聪明故事（1）
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这其实也给后来的读书人做出了榜样，或者说，是为来的易学做的一个活广告：读书必读易经，才有大聪明，有大志向。
于是，就产生了很多易经大家的聪明故事。
就先说孔门的子贡吧。孔子既没，子贡为其选定其墓地。先前曾有人给子贡推荐一处，子贡看后，说此地只适合葬帝王，不适合葬我的老师。后来，子贡在山东曲阜选得一地，称：葬此地，老师的后人贵而不富，一代强一代弱。这样才够安全。而先前他人所推荐的地方，后来果然葬入了帝王——汉高祖刘邦。
附带记上一笔《易经》在先秦时期的传承关系：孔子→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桥疵→馯臂→周丑→孙虞。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基本可信。荀子的《易》学，源于楚人子弓；后来，他久居于楚，其学又传于楚人陆贾、穆生等。
然或说到三国时的虞翻，秉性刚毅，精通周易，曾经对孙权说：本郡人陈豪梦见我与一个道士相遇，道士排出周易的六爻，取出来其中的三个让我吞下去。我当时要求把六爻全吞了，道士不同意，说：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虞翻根据此梦，认为自己是受命于天，理应精通周易。他写的《易注》，在当时引起了朝野的轰动。蜀国将领关羽打了败仗，孙权就让虞翻去占卦卜吉凶。他起了一卦是节卦，变卦是离卦。虞翻断言：不出两日，关羽必掉头！两天之后，果然应验。研究象数易学，虞翻的翻卦法是必学的。
南朝宋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中记载“郑玄拜师”一文：郑玄师从马融，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等郑玄学成辞归之时，马融便有“礼乐皆东之叹”，也就是说儒家的学问都传到东面去了，“恐玄善名而心忌之”，害怕郑玄的名声超过他而心生妒嫉。郑玄也怀疑马融派人追赶他，于是就坐在桥下，在水面之上，靠着桥柱，脚穿木屐，马融果然按照旋转式盘的兆象派人追赶他。没找到郑玄，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于是郑玄得以幸免于难。
晋代的大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亦是一位奇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其集《尔雅》学之大成，著有《尔雅注》、《尔雅音》、《穆天子传注》、《周易注》、《山海经注》等传世之作。《仙游诗》是其文学代表作，后来启发了我国古代的两大文豪一个是李白，一个是陶渊明。据《世说新语》“委罪于木”记载：丞相王导让郭璞卜卦，卦成之后，郭璞脸色非常难看，说‘公有震厄’有雷击之灾。王导问他是否有避灾的方法，郭璞‘命驾西山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至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后来王导就听了他的话，照作无误。‘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王敦（王导堂兄）却说‘君乃复委罪于树木’你的灾倒是消了，却把罪推给了树木。
后来，郭璞四十九岁时为王敦所杀。
《晋书？郭璞传》：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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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大师的聪明故事（2）
医圣孙思邈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孙思邈活了一百零二岁。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他对阴阳、推步、医药无不精通，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于针灸创奇｜穴和阿是｜穴。
北宋的理学大家邵康节，是易学发展史上中流砥柱式的人物。《梅花易数》中记载了一则“傍晚有人借斧”的例子。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傍晚时分，邵康节正与他的儿子在家里烤火，突然听到院外有人叩门，先敲一声，停了一下再敲五声，并且说是来借东西的。当时，邵康节正在教儿子学习《易经》，为了使儿子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就让儿子先用所学的易学方法推断一下：邻居来借何物？儿子按敲门声起卦，得到天风姤卦，四爻动变巽卦，便分析卦义说：“这是一个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