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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己内心感到不安。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己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己越发恐惧。
＇15＇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薨。
＇15＇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去世。
＇16＇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16＇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17＇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7＇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8＇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逼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这不是好办法。”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19＇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19＇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20＇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