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闪烁着调皮的光芒。我意识到他有些像是年龄稍大的我父亲。我本可能嫁个比这糟糕的人，我想。糟糕得多。
“你看过照片了？”他说。我点点头。“别担心。我会解释一切的。你为什么不到走廊那边找个地方坐？”他对走廊做了个手势，“穿过去就是餐室。我马上就来。给你，拿着这个。”
他递给我一个胡椒磨，我去了餐室。几分钟后他端着两个碟子跟了进来。油里浸着一条泛白的培根，煎过的面包和一个鸡蛋摆在碟子边上。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解释我是如何生活的。
今天是周六，他说。他在工作日上班；是一名教师。他解释了我包里的那个电话和钉在厨房墙上的一个白板。他告诉我应急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两张20英镑的纸币，卷得紧紧地塞在壁炉上的时钟后面——又给我看了那个剪贴簿，从中我可以粗略地了解自己生活的多个瞬间。他告诉我，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应付得来。我不确定自己相信他，但我必须相信。
我们吃完饭，我帮他收拾干净早餐的东西。“待会我们该去散散步。”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答应了，他看来很高兴。“我读一读报纸就来，”他说，“可以吗？”
我上了楼。一旦等到独处，我的头脑便开始天旋地转，装得满满当当却又空空荡荡。我感觉什么也抓不住，似乎没有一件东西是真实的。看着现在所在的房子——现在我知道这是我的家了——我的目光却是全然陌生的。有一会儿我甚至想逃跑；可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坐在昨晚睡过的那张床边上。我应该铺好床，我想。或者去打扫，让自己忙起来。我拿起枕头拍松，这时传来了一阵嗡嗡声。
我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低沉，时断时续。是细细的、微弱的铃声。我的包在我的脚下，当拿起它时，我意识到嗡嗡声似乎是从那里面传来的。我想起了本说过的手机。
找到手机的时候它在发亮。我瞪着它看了好一会儿。隐隐约约地——在内心深处，或者记忆的边缘——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来电意味着什么。我接起了电话。
是个男人的声音。“喂？”他说，“克丽丝？克丽丝？你在吗？”
我告诉他我在。
“我是你的医生。你没事吧？本在旁边吗？”
“不。”我说，“他不在——你有什么事？”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还说我们已经在一起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治疗。“针对你的记忆。”他解释说。我没有回答，他说：“我希望你相信我。我想让你看看卧室里的衣柜。”我们又沉默了一阵，然后他接着说，“衣柜里有个鞋盒，往里面看一眼，应该有一个笔记本。”
我望了一眼房间角落里的衣柜。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告诉我的。”他说，“昨天我们见面了，我们说好你应该记日志，你告诉我会把日志藏在那里。”
我不相信你，我想说，但这似乎既不礼貌又不全是真话。
“你能不能去看一眼？”他说。我告诉他我会的，接着他加了几句，“现在就去。一个字也不要和本提。现在就去。”
我没有挂电话，而是走到了衣柜旁。他是对的。衣柜的底板上是个鞋盒——一个蓝色的盒子，盖不严实的盒盖上写着“爽健”牌字样——里面是一本用棉纸裹着的小簿子。
“找到了吗？”纳什医生说。
我取出小簿子拿掉棉纸。它是棕色的皮革封面，看起来价格不菲。
“克丽丝？”
“是的，我拿到了。”
“好。你在上面写过东西了吗？”
我翻开第一页。我发现我已经记过日志。我的名字叫克丽丝·卢卡斯。日志开头说。47岁，是一个失忆症患者。我感觉又紧张又兴奋，像是在窥视谁的隐私，不过窥视的对象是我自己。
“我记过了。”我说。
“好极了！”他说明天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们结束了通话。
我没有动。蹲在打开的衣柜边的地板上，放着床没有整理，我开始读日志。
刚开始我感到很失望。日志里写的那些东西我一样也记不起来，想不起纳什医生，想不起我声称他带我去过的诊所，也想不起我说我们做过的测验。尽管刚刚听过他的声音，我却想象不出他的样子，也想不出我跟他在一起的场景。日志读起来像一本小说，但接着在日志快要结束的两页中间，我发现了一张相片。我在照片里的房子里长大，今天早上我醒来时以为自己置身其中。是真的，这就是我的证据。我见过纳什医生，他给了我这张照片，一块来自过去的碎片。
我闭上了眼睛。昨天我描述过我的旧房子，储藏室里的糖罐，在树林里采浆果。那些回忆还在吗？我能想起更多吗？我想着我的母亲和父亲，希望能记起别的东西。一幅幅画面悄悄地浮现了。一张晦暗的橙色地毯，一个橄榄绿色花瓶，一条粗毛地毯，一件胸部织有粉色鸭子、上衣正中有排暗扣的连衫裤，一个海军蓝色的塑料车座和一只退色的粉红便壶。
色彩与图形，却没有一样是关于活生生的生命。什么也没有。我希望见见我的父母，我想。正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明白他们已经不在了。
我叹了一口气，在没有整理的床边坐下来。日志中间夹着一支笔，几乎想也没想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打算再写些东西。我拿着笔悬在纸面上，闭上眼睛集聚精神。
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意识到一个事实——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因此触发了连锁反应，但感觉好像我的意识从一场又长又深的睡眠里醒了过来。它活了过来，但不是一步一步活过来的；而是突然一下子，火花一闪。突然间我不再是坐在一间卧室里、面前有一本空白待写的日记本，而是到了别的地方。回到了过去——我以为丢失了的过去——我能够摸到、感觉到、尝到一切。我意识到我陷入了回忆。
我看见自己回到了家，回到了我生长的地方。我在13岁或者14岁左右，急着要继续写一个还没有完工的故事，却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有张纸条。我们必须得出门一趟，纸条上说。泰德叔叔6点会来接你。我弄了杯饮料和一个三明治，拿着笔记本坐下来。罗伊斯太太说我的故事有力且感人；她认为我以后可以从事这一行。但我想不出要写什么，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默不做声地生着气。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在哪儿？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带上我？我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画面消失了，但立刻换成了另一幅。更有力，更真实。爸爸正开车载我们回家。我坐在车后座上，盯着挡风玻璃上的一个斑点。一只死苍蝇。一粒沙子。我认不出来。我开始说话，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没有人回答。
“妈妈？”
“克丽丝。”我的母亲说，“别这样。”
“爸爸？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沉默。“你会死吗？”我的眼睛还盯着车窗上的斑点，“爸爸？你，会死吗？”
他回头向我露出微笑：“当然不会，我的天使。当然不会。要等到我变得很老很老，有很多很多孙子孙女的时候才那样！”
我知道他在说谎。
“我们会打赢这一仗的。”他说，“我答应你。”
抽了一口气。我睁开了眼睛。幻觉消失了，不见了。我坐在卧室里，今天早上我在这间卧室里醒来，但有一会儿它看上去不一样了。完全是平的，没有颜色，没有活力，仿佛我看见的是一张在阳光下失了色的照片，仿佛生气勃勃的过去使此时失去了生命力。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日志本。笔已经滑脱了我的手指，落到地板前在纸面上划了一道细细的蓝线。我的心在胸口狂跳起来。我已经想起了一些事，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没有被忘掉。我从地板上捡起笔开始把它记下来。
我在这里停笔。当闭上眼睛试着再次回忆那幅画面时，我仍然能够想得起来。我自己。我的父母。驾车回家的场景。它还在。不再那么生动，仿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退色，但还在那儿。尽管这样，我还是很高兴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我知道它最终将会消失，不过至少现在还有迹可循。
本肯定已经读完了报纸。他对着楼上叫了几句，问我是不是准备好出门了。我告诉他是的。我会把日志藏在衣柜里，找件夹克和靴子穿上。待会我会记下更多的东西，如果我记得的话。
※※※
上面的日志是几小时前写的。我们出去了整整一个下午，但现在已经回到了家里。本在厨房里做晚餐吃的鱼。他打开了电台，爵士乐的声音飘到卧室：我正坐在这里记这篇日志。我没有主动提出要去做晚饭——我急着上楼来记录今天下午看到的东西——可是他似乎并不介意。
“你去睡一会儿吧。”他说，“吃饭还要等大概45分钟呢。”我点了点头。“做好以后我会叫你的。”他笑着说。
我看了看手表。如果写得快我应该还有时间。
快到1点时我们出的门。我们没有走多远，把车停在一栋又矮又宽的建筑旁。屋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人住；一只孤零零的灰鸽子在每扇用木板覆盖的窗户上都稍微停留了一会儿，建筑的大门藏在波纹铁后面。“这是露天游泳池。”本从车里钻出来说，“夏季开放，我猜。我们走吗？”
一条水泥小路蜿蜒着爬上山巅。我们默默地走着，只听见空空的足球场上落着的乌鸦群里有一只偶尔会突然尖啼，远处一只狗在哀伤地吠叫，还有孩子们的声音、城市的嗡嗡声。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去世，想到至少这件事我已经记起了一点点。一个独自慢跑的人沿着一条跑道前进，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直到脚下的小路越过了一道高高的树篱把我们领向山顶。在山顶我看得见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个小男孩在放风筝，他的父亲站在他身后，一个女孩遛着一只系着长狗绳的小狗。
“这是国会山。”本说，“我们常来这儿。”
我没有说话。低矮的云层下，城市在我们的面前铺开，貌似一片宁静。它比我想象中要小；我可以一眼越过整个城市望见远处低矮的山峦。我可以看到电信塔的尖刺顶、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巴特西发电站，看到一些认识——虽然只是隐约认出且不知为何——的事物；也有一些不那么熟悉的标志性景观：一栋像胖雪茄一般的玻璃房、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巨轮。跟我自己的脸一样，景色似乎有点陌生，却又莫名的熟悉。
“我觉得我认识这个地方。”我说。
“是的。”本说，“是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常来这里，虽然景色一直在变。”
我们继续向前走。大部分长凳上都有人，有独自一人的，也有成双成对的。我们走到山顶近旁的一张长凳旁坐了下去。我闻到了番茄酱的味道；长凳下的一个纸箱里扔了一个吃了一半的汉堡。
本小心地捡起三明治丢进一个垃圾箱，再坐回我身边。他又指了指一些标志性景观。“这是金丝雀码头。”他说着指向一个建筑。即使隔得很远，它也显得无比高大。“是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我想。全是些办公室之类的东西。”
90年代。听到有人用几个词就轻轻松松地概括了我经历过却毫无印象的十年，我感觉颇为奇怪。我一定错过了很多。那么多音乐，那么多电影和书，那么多新闻。灾难，悲剧，战争。当失去记忆的我日复一日地迷失时，有些国家可能已经整个分崩离析了。
我也错过了那么多自己的生活。有这么多我认不出的景色，哪怕它们每天都在我眼皮底下。
“本？”我说，“跟我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他说，“你的意思是？”
我转身面对着他。山顶上吹过一阵大风，寒意迎面扑来，有只狗在某处吠叫。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明白关于他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记得。
“对不起。”我说，“我和你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结的婚，还有其他任何东西都记不得。”
他露出了微笑，沿着长凳蹭过来挨着我，搂着我的肩膀。我刚刚开始退缩，却记起他不是个陌生人，而是我嫁的人。“你想知道些什么？”他温和地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好吧，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念大学。”他说，“你刚开始读博士，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不记得。我学的什么？”
“你的学位是英文。”他说，这时一幅图像在我的面前一闪而过，又快又突然。我看见自己在一所图书馆里，并模模糊糊地记起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和20世纪初文学的论文，尽管实际上论文只是我在写小说之外可能投入的余事；这些论文我的母亲可能理解不了，但她至少认为是正道。那幅闪闪发光的场景停留了一会儿，真实得几乎可以触到，但这时本说话了，画面就此消失不见。
“我在念我的学位。”他说，“化学。我总是看到你。在图书馆，在酒吧，所有地方。我总是惊讶你有多美，但我一直没有办法开口跟你说话。”
我大笑起来：“真的吗？”我想不出自己让人一见钟情的样子。
“你似乎总是那么自信，还很认真。你会坐上好几个小时，周围堆满了书，一心埋头阅读、记笔记，偶尔喝上几口咖啡。你看上去那么美。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对我感兴趣。可有一天在图书馆我碰巧坐在了你旁边，你不小心碰翻了杯子，咖啡洒得我的书上全是。你抱歉得很，尽管其实没什么要紧的，我们拖干净了咖啡，然后我坚持要给你再买一杯。你说应该是你给我买一杯才对，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你，于是我说好吧，我们便一起去喝了咖啡。就是这样。”
我试图想象那个场景，回忆年轻的我们同在一个图书馆里，身边全是湿漉漉的纸张，笑着。可是想不起来。我感到悲伤的刀锋冰冷地刺中了我。我猜想每对情人都十分喜爱他们相遇的故事——谁先向谁说了第一句话，说了些什么——可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的故事。风刮着小男孩的风筝尾巴，好像有人垂死时发出的喉音。
“那后来呢？”我说。
“好吧，我们约会了，很平常的，你知道的，我读完了学位，你拿到了博士，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怎么结的？谁向谁求的婚？”
“噢。”他说，“我向你求的婚。”
“在哪儿？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我们非常相爱。”他说。他掉开目光望着远方：“我们总是在一起。你跟人合住一栋房子，但你根本很少在那儿，大部分时间你会陪着我。顺理成章地我们想要生活在一起，也想要结婚。于是在一个情人节，我给你买了一块香皂。昂贵的香皂，你真正喜欢的那种，我拿掉玻璃纸包装，在香皂里压了一枚订婚戒指，包好后送给你。当晚准备睡觉时你发现了戒指，于是你答应了。”
我偷偷地笑了。听起来有点乱糟糟的，又是戒指又是压在香皂里，还很有可能好几个星期我都不会用那块香皂或者发现不了戒指。但尽管如此，这还不失为一个浪漫的故事。
“跟我合住一所房子的是谁？”我说。
“噢。”他说，“我记不清�